湛友国（左）和老伴在地里劳作。记者 颜安 摄
土地一小块一小块的，收割后的稻田与闲置的田土交错相间，放眼望去一片土黄色，迎面走来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这是1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长寿区葛兰镇南中村看到的情况。
在去南中村采访前，镇里的干部说：“那里的产业没什么亮点，你确定真要去？”
但南中村头上的光环，仍激发了记者很大的兴趣——这个曾经的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因何沉寂？接下来又将如何发力？
闲置的土地
从葛兰镇到南中村不到两公里，前面的道路通畅，但进入南中村后，公路上有好几个坎，一不小心，车辆便会托底。
南中村的改革之路仿佛也是如此，在摸索中缓慢前行。
1979年，长寿县葛兰乡八一大队（南中村前身）十三生产队队委会集体决定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当年十三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便达650斤以上。
现年71岁的村民王国普，是包产到户最早一批受益人之一。当年分到的1亩多水田，为他带来了600多斤粮食，和之前吃“大锅饭”时相比，多了近5倍。
此后几十年间，王国普就一直守着手里的那一小块地，种着水稻和玉米。
在南中村，大多数村民都和王国普一样，守着一小块地进行耕种。
南中村地少人多，人均耕地只有6分多一点。以平均一家3.5口人计算，每户两亩耕地，每年种稻谷所得不过2000多元，刨除种子、化肥、肥料后，净赚不足500元，如果把自身的劳动力支出也算在内，则刚刚维持收支平衡，基本没有收益。
如此一来，村民纷纷选择外出打工，全村4100人中，留在村里的不足千人，且多是没有什么劳动力的老人和孩子，这进一步导致了土地闲置。
“大家宁愿土地荒着，也不愿意将地拿出来。”南中村十组村民湛友国对此深有感触。67岁的他看到土地闲置，很是可惜，于是便想包过来一起耕种。但这个想法遭到了邻居的拒绝，好说歹说，在付出了每年每亩10根果树的代价后，邻居才勉强点了头。
如今，在南中村最大的种植大户也就是湛友国这样租用别人土地的农民，也不过十余亩地，谈不上规模经营。
屡屡贻误的发展良机
村支书徐相飞有些无可奈何：“当地村民缺乏把土地拿出来规模经营的意愿。土地不能规模经营，收益就上不去。这种现状，也让南中村几次贻误发展良机。”
最早一次是1985年，当时有人想在南中村投资建设一个水泥厂，但其时村民刚享受到包产到户带来的改革红利，哪舍得放手？于是机遇丧失。
10余年前，一家企业想在村里流转上百亩地建鱼塘，但有两三户村民不同意拿地出来，对方转而到其他村发展养鱼业。
再后来，徐相飞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自己的战友，战友准备从山东青岛过来租用几百亩地种植辣椒，但最终还是“说化了”。
另一方面，村里的硬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南中村的重要交通命脉，葛兰至大坝的葛大路，至今没有硬化，车辆路过“晴天一片灰、雨天一片泥”，吓跑了不少投资客；又如，村里的土地有接近一半靠着山坡，小块小块的不连片，也不太利于机耕机作。
采访中，一些村民也向重庆日报记者交了底：
“现在谁家没有一两个人在外打工的，谁打工一年不挣个几万块，谁还看重这千把元流转费？”
“农业经营回报来得慢，把土地流转出去后，万一这些老板亏了，我们的流转费拿不到不说，土地也在别人手里，那真是得不偿失。”
期盼新时代深化土地改革
今年40岁的徐相飞，2014年走马上任，年富力强，懂政策也懂经营，但3年多来，在集中经营问题上，始终得不到村民的支持，这让他有些灰心。
“十九大后，我又振作了起来。”徐相飞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报告中的这句话让他兴奋不已，“当时走访中就感觉不少村民对土地政策存在疑虑，特别是觉得第二轮土地承包还有几年就到期了，即便流转出去也不会有多大收益。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让我吃了‘定心丸’。”
十九大后，村里组织了几场宣讲，围绕的主题不外乎都是土地流转、乡村振兴等，徐相飞感觉村民们对于这两个主题特别感兴趣，观念上也有所改变。
“要趁势出击。”他是这样想的，还有半个月左右，很多年轻人就要回来过春节了，要趁这个机会把年轻人发动起来，多组织几场宣讲，好好算一算账，把土地流转、集中经营的好处和大家摆一摆，扭转大家的观念。
具体行动上，徐相飞联系了渝中区一个药材商到村里考察，准备在村里承包500亩以上的土地种植中药材。
与此同时，村支两委准备带村民们出去看看，并商量着要通过土地折价入股、土地分季共享、返租倒包等方式让村民们心甘情愿把土地拿出来，让业主和村民之间的利益连接更加紧密，要发展更多如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之类的经营主体，还要想办法盘活农村土地、房屋、林权等资源，让村民增收多元化。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村民的一个点头。”徐相飞表示，“在新政策的带动下，我们有信心让南中村再次发力，重新回到快速发展的轨道，再现辉煌。”本报记者 颜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