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国际生物岛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 摄
创新企业众多的特拉维夫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燕 摄
阿龙·切哈诺沃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燕 摄
尤金·坎德尔（Eugene Kandel）
地下停车场可“变身”全球最大地下应急医院。
该地下应急医院拥有2000张病床，可满足当地3家大医院的需求。
自2012年起，广州与以色列的合作逐渐加深。从以色列商人带着资金和产品图纸来到广州、借助这里完备的产业链完成代工生产，到中国商务团频频出访以色列、投资创新技术和创业公司，再到双方组成联合团队、共建孵化基地……双方在高新技术合作领域，已探索出一套面向未来、创新共赢的合作模式。
双方的合作在近年来不断升温。据统计，2018年1到11月，广州与以色列两地贸易总额已达约4.25亿美元。随着广州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广州与以色列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合作成效显著。
去年8月，由广州驻特拉维夫创新办事处组织以色列媒体代表团赴广州参访，实地走访参观了解广州的中以合作项目、开发区创新企业以及广州多个重要的城市地标，并举行广州—以色列媒体对话会。
今年1月27日，广州媒体团对以色列特拉维夫进行回访，并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广州媒体对话会。在两地媒体笔端，通过不断挖掘两地科技合作的故事，一场面向未来科创的对话就此展开。
创新法探秘
现场：造访以色列创投数据中心 它把产学研金连成一张网
回溯时光至2012年，当时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以色列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资本在以色列几乎难觅踪影，前往以色列的中国游客也仅有区区2万人。然而，以色列彼时已是世界上研发和创新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早在1996年，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即时通信软件ICQ就诞生在以色列的一家科技公司，而投资人正是广州的“老朋友”——被称作以色列科技创业之父的尤西·瓦尔迪（Yossi Vardi）。这个只有800多万人口、资源缺乏的国度，如何成为科技创新的“圣地”，被称为“第二硅谷”？这一现象成为许多中国的创新创业者渴望探索的秘密。
在以色列的众多城市中，位于西海岸的特拉维夫被称作以色列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什么成就了特拉维夫在创新领域的成绩，打造出创新生态系统？这也是前以色列经济委员会主任、前以色列总理经济顾问、以色列创投数据中心首席执行官尤金·坎德尔（Eugene Kandel）常年会被问到的问题。
尤金·坎德尔所在的以色列创投数据中心（Start-Up Nation Central）坐落于特拉维夫市中心，是以色列生态系统当中的代表机构。
该中心是由畅销书《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作者索尔·辛格创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该中心收录以色列创新公司信息，并为以色列创新公司对接海外机构提供专业服务，目的是促进多方合作，利用自身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入和广泛了解，帮助以色列的创新产业发展。
在这座公司的5层楼中，前台被称作“枢纽”（the Hub），用来链接各方资源，一路往上分别有工作坊、数据中心和合作中心。事实上，该中心拥有的“枢纽”并非只是比喻，它通过其分析和研究团队，全方位“扫描”以色列创新生态系统，并开发了一个免费的创新发掘平台创业数据查找器（Start-Up Nation Finder），为数千家初创公司、老牌企业、投资者、跨国公司、天使投资人等提供详细的资料和数据，其中包括提供关于各个实体的详细信息以及创新产业前景的最新信息。
据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6000家公司、430名投资人、1405家学术科技机构和326家跨国机构加入了这个创新网络。
专家：用“变化式”创新应对挑战 尽快跟上变化的节奏
尤金·坎德尔认为，创新包括“渐进式”创新和“变化式”创新。其中，“渐进式”创新大部分由大公司完成，需要从源头开始积累知识技能，并不断改进。然而，“变化式”创新的机制和前者不一样。
尤金·坎德尔表示，“变化式”创新是这个时代创新的重要体现：时代的迅速变化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创新技能。“如果不能适应变化的节奏，那你基本上就没戏。有很多公司没有足够快地发现变化或者没有适应变化的例子，比如说，柯达没跟上数码摄影的时代，诺基亚没跟上智能手机的时代等。”在他看来，以色列之所以在创新领域“领风骚”，也正是因为以色列深谙“变化式”创新之道，懂得必须用创新应对各种问题。
在谈到以色列的创新生态时，尤金·坎德尔以他所在的创投数据中心为例介绍，创新生态系统有很多组成部分，包括初创公司随孵化器的发展而加速发展，许多跨国公司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带来各种学术资源和投资。“我们需要平衡各方的发展，把各种角色结合在一起。以色列创投数据中心就是帮助以色列的创新生态系统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目标不是孵化器，我们更像是园丁，查看杂草长在哪里，然后联合起来处理它们。”
案例：可变身为急救中心的地下停车场见证产学合作
从经济学家宏观的角度看，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孵化器、数据中心、跨国企业等紧紧相扣的环节共同构成了创新生态。然而，想从微观层面了解以色列的创新系统，则需要解剖“麻雀”式的个例。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以色列北部最大的学院型医院瑞本医疗中心（Rambam health care campus）。
瑞本医疗中心是世界知名的示范教学医院和创新中心。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创新中心，跟这座医院的区位颇有关系。瑞本医疗中心和被誉为“以色列麻省理工”的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附属机构——露丝和布鲁斯拉帕波特医学院、拉帕波特家族医学科学研究所坐落于同一校区。与此同时，医院也有自己的研发中心，目前正在建设一栋更大的研发中心。医学院通过与产业合作、临床医学结合，共同为医学科学贡献了发展动力。
对此，以色列理工学院拉帕波特家族医学科学研究所特聘教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教授正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科学研究。他告诉记者，以色列理工大学医学院与主校区分隔开，而与医院紧紧相连。“因为医学院的学生们必须靠近病人和医院。”
瑞本医疗中心创建于1938年，是目前以色列北方最大的学院型医院，集科教研学于一体。主要覆盖以色列北方200多万人口。在这个医院中，除了创伤治疗中心、心血管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儿童医院等连片的医疗区，最令人惊叹的就是位于地下停车场的应急医院——萨米·奥福尔防御地下应急医院（Sammy ofer Fortified Underground Emergency Hospital）。
乘坐电梯来到医院的地下层，从外观看，这里不过是普通的地下停车场。然而打开车位后方的卷闸门，一个现代化的急救室立刻映入眼帘。
据介绍，这座可容纳1500辆车的三层地下停车场，在战争时期或者突发重大情况时，可在72小时内整体“变身”成为设施完备、拥有2000张病床的战地医院，是全球最大的地下应急系统。医院的墙上连接着各种设备，配置了全套的水、电、氧气管道、通风管道，医疗物质和生活物资仓库等，与地上层的系统连通。
据瑞本医疗中心负责人拉法尔·巴彦尔（Rafael Beyar）介绍，医院的每个角落都有疏散到地下停车场的紧急通道。该系统主要用于战争和突发重大情况，从2014年建成以来并没有使用过。虽然医院一共只有1000张床位，但急救中心却按照2000张床位的规模建设，这是因为2000张床位可满足当地3家大医院的需求。
拉法尔·巴彦尔介绍，除了医院、高校和研究中心，还有很多创新企业坐落在这个医疗中心所在片区，他们也会和这些创新企业合作。每三个月，他们都会通过科研项目进行多方合作，他们也非常需要通过创新公司对技术进行产业转化。拉法尔·巴彦尔曾两次到广州的医院进行考察，广州在很多领域的医疗技术都十分领先，他也期待在新药开发、医疗设备研发等领域与广州展开合作，包括医院与创新企业。
科学家专访
对话：中国发展模式具备执行力 双方有互补空间携手合作
阿龙·切哈诺沃教授于1947年出生在以色列海法，1981年获得以色列理工学院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他所在的科研团队突破性地发现了人类细胞如何控制某种蛋白质的过程，发现了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一种蛋白质降解的重要机理，人类细胞对无用蛋白质的“废物处理”过程），也因此他与导师——以色列科学家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Irwin Rose）共同获得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切哈诺沃眼中，以色列的创新“秘诀”源于从问题意识出发，鼓励跳出传统思维去解决问题，在他看来，广州与以色列的合作非常具有互补优势，是互相匹配的理想平台。而年过七旬的他依然乐于与年青一代的学生交流，同时，作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顾问，他希望以色列与广东共同创造出创新生态。
广州日报：1966年以来，共有十多位以色列人被授予诺贝尔奖，您是其中一位。作为一名科学家，您认为以色列给了您怎样的创新环境？
阿龙·切哈诺沃：虽然以色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我们从传统中形成了热爱学术的文化。例如，我的父亲在我不到3岁时就开始教我阅读和写作。此外，教育系统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学习的不是死材料，我们习惯向学生抛出问题，要求他们自己解决，然后再讨论过程中的错误并进行改进。我们鼓励质疑和讨论，老师不是上帝，我们要对老师所说的话保持怀疑。这也是以色列社会思维开放的体现。所以我的门永远敞开着，等着我的学生来找我，欢迎他们对我说：“我们之前的想法是愚蠢的，让我们重新开始。”总的来说，创新最重要的是鼓励跳出惯性思维和拥有原创思想。
广州日报：目前，广州与以色列的合作主要在高新科技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您认为如何通过这样的合作推动双方科技创新？
阿龙·切哈诺沃：现在广州和以色列通过合作基金联合了很多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推动他们持续创新壮大。在我看来，两个地方有着相似的传统与背景，比如中国的家庭也非常重视教育，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和中国人是很相似的，都对教育非常尊重。但除了相似点以外，也有不同的地方。在以色列，因为国家非常小，所以需要对外合作，不过我们的800多万人口可能有1600万种不同的意见，每个人都会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一件事也许讨论很久也做不出来。例如创业，当人们有创业的想法，创立公司发展到几千万美元的规模后，以色列人很快就选择退出，所以以色列的公司很少出现像过去诺基亚这样的大公司。因为很快他们已经“变心”了，准备去做下一件事。但中国非常有执行力，一旦作出决定，很快就会执行。所以对于两地合作而言，非常具有互补优势，是互相匹配的理想平台。
广州日报：如今，以色列理工学院与广东汕头大学合作举办了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中国第一所引进以色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您作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技术顾问，对此有何期待？
阿龙·切哈诺沃：我们的学院最大的财富就是技术。不过，我认为不需要太过于“神化”大学的作用，像在以色列，很多创新诞生在军队，这些创新者们一辈子都没有上过大学。我曾经在军队担任过军医，在以色列，年满18岁或高中毕业后就要服兵役，服兵役前要进行专业学习，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军队里有很多医生、工程师、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这也被称之为学术储备。
在大学学习到的是思维的框架，但不是全部。从以色列理工学院到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这两所大学的模式不是简单复制的。如何将我们的创新“基因”传递给这些中国学生？我认为我现在还没有答案，因为我们是进行实验。我们的目标不是教授同样的课程，而是一起创造出创新生态。这也就是我之前说的，我们不是教授材料，而是教授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我们也会让学生来到以色列进行一个学期的学习，这就像教育一个中以混血的孩子，这是一个实验，我不能保证结果，我想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合作空间大
成效：广州与以色列在生物医药、机器人等领域建立“两个基地”
作为广州国际合作的前沿阵地，广州开发区敏锐地将触角伸向了以色列。
2012年，开发区与以色列前首席科学家、贸工部次长苏格·基莱特曼博士率领的团队签约，他带领的生物产业基金正式在生物岛落地。近两三年来，苏格博士来到广州不下20次，已引进7家以色列高技术企业落户广州发展，每逢有生命科学领域的海外大咖来访，苏格博士总能为专家团“穿针引线”，有针对性地献计生物岛的定位、作用和运营机制。而在以色列，苏格又像是一位“广州通”，为当地媒体介绍自己在广州的经验和感受。媒体对话会上，面对以色列媒体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增速、专利保护等问题，苏格博士侃侃而谈。他像一位向导一般解释，广州是一座十分适合外国人创业发展的城市，他多年来往返于广州的经验，让他切身感受到广州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越发重视，他非常乐于与广州继续合作，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目前，以苏格博士团队作为顾问的中以生物产业孵化基地，也参照以色列的先进孵化模式开展运营工作。在中以双方政产学资源的推动下，“中以科技桥”不断开花结果。作为中以两国政府间高技术产业合作重点区域，广州也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据统计，2018年1月到11月，广州与以色列两地贸易总额已达约4.25亿美元。随着广州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广州与以色列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合作成效显著。以生物医药、机器人、创业投资为重点，建立了“两个基地”：中以生物产业孵化基地和中以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基地；设立了“两只基金”：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和中以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基金；搭建了“两个平台”：中以生物科技之桥和中以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峰会，合作实现了良好的开端。
趋势：越来越多以色列企业将会来到广州寻找商机
“过去，以色列商人视广州为‘世界工厂’，从这里进口商品。如今，来广州的以色列人不是来找工厂而是寻找商机，因为这里既能连接巨大的中国市场，也是吸引资本的好平台。在以色列，几乎每个月都有前来考察的中国商务团，中国资本已跃居以色列创投总额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南可安（Nadav Cohen）看来，以色列的科技创新与广州的产业升级具有天然互补性，可说是“不谋而合”。
截至目前，以色列累计在广州投资设立26家企业，覆盖创业投资、先进制造、生物医疗、科技研发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广州企业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以色列，寻求更多的投资合作。为打造全球企业投资首选地和最佳发展地，为各类企业提供优质的投资环境，广州也正在从扩大高技术产业合作、加强研发合作、携手开拓国际市场、拓宽交流合作领域等四个方面加强具体合作。
“我们不仅把合作推向更深层次，还推向更多阶段，在早期技术研发过程中便共同参与了。”根据《广州开发区中以生物产业孵化基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通过并入驻的项目可以获得200万元（医疗器械）或300万元（医药）扶持，并入驻中以基地享受国际化的“一站式”孵化服务。“新的合作模式为不同层次的合作、合作的不同阶段搭建了有效的沟通和资源流通的平台，为以色列科技项目落户广州提供了很好的桥梁。”
在他看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出台，越来越多以色列企业将会来到广州寻找商机。南可安说：“只要双方保持观念的开放，学会分享知识，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摩擦，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以合作项目落户广州开发区、南沙、番禺以及广州的其他区域。”
对此，经济学家尤金·坎德尔表示，广州与以色列的合作正在逐渐增多，包括生物医药、农业、人工智能等方面，当一家跨国公司来到以色列进行投资，往往投资的领域可以有很多，在这之中，像孵化基地、加速器或数据中心这样的机构能够对促成合作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认为在孵化基地的牵引和链接下，两地合作的空间非常大。”（记者申卉、方晴、张姝泓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