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湖南益阳市四岁女童琪琪在上学途中，因被父亲遗忘锁在车内因为高温、窒息而身亡，令人心痛。据最新消息，当地教育局回应“4岁女孩被遗落车内致死”：责任在家长。
问题是，家长的责任在哪里？对这位父亲，是要追究其民事责任吗？民事责任以经济赔偿为主要责任形式，造成女儿身亡，赔偿就成了自己赔自己，或者死者的父亲赔偿其母亲，这显然都不合适。
不考虑民事责任，那么，刑事责任又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一个父亲，其必须谨慎、合理的履行监护孩子的义务；作为一个成年人，其应该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和基本常识，认识到将幼童遗忘在车内会导致严重的危害后果。也就是说，琪琪的父亲应该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琪琪生命健康的后果，但因为粗心马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这种后果的发生，最终导致琪琪死亡，这是典型的疏忽大意的过失，由此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就构成刑法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是犯罪，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也许有人认为，女儿丧生，父亲极其悲痛，还要追究其刑责似乎过于“严酷”。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女儿死亡父母也受伤的一面，但其实在类似琪琪的悲剧中，这位监护失职的父亲是“加害人”，而非受害者的角色。
子女也是独立的个体，享有生命健康权利。因为父亲的疏忽大意，导致儿童生命权被剥夺，这种因果关系是相当明确的，在没有排除犯罪的正当事由的情况下，有罪过就要承担罪责。即使是在家庭内部，一旦有人触犯刑法，就不再是一个家庭的“家事”，家庭和亲属关系不是阻却犯罪的理由。在生命权益面前，家庭伦理、民众的同情心都应该让步。
早在1989年联合国大会就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考虑，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来增强父母的监护意识，督促监护人积极、正确地担负起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的监护之责。
当然，这类案件发生于家庭内部，确有其特殊性，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对待。
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到琪琪的父亲这一特殊身份，如果其积极认罪悔罪，其他亲属表示谅解，可以依法从轻处罚，具体来说可以判处缓刑，进行社区矫正。
其实，对类似事件的处置，在国外也是有例可循。美国会对疏于监管孩子的父母罚款、监禁甚至剥夺监护权，如果父母将幼儿独自留在车内，将因触犯危及儿童安全罪或刑事疏忽罪而被指控。2014年美国一位父亲将自己两岁多孩子留在车里造成孩子被热死，该男子就遭到多项谋杀指控。2017年，德州一年轻妈妈阿曼达为方便自己与朋友在家聚会，将1岁和2岁的女儿锁在车里长达15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发现孩子已在高温中失去意识，送医后不治身亡。2018年，当地法院以遗弃儿童、危害和伤害儿童罪判处阿曼达监禁40年。
反观我国，随着家用车辆的普及，近年来儿童被困车内致死的案件屡屡发生，但鲜有司法机关公诉追责的案例，这并不正常。
2014年3月，新疆阿克苏的一位妈妈王某将9个月大的女儿锁在车内，导致孩子窒息死亡。该案倒是被检察机关公诉至法院。但法院经审理认为：王红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理由是：孩子之死属“意外事件”。因为王某不掌握汽车停驶后继续使用空调会让汽车发动机怠速空转，造成燃油燃烧不充分，导致车内一氧化碳浓度提高而致人死亡的专业知识，对造成孩子死亡的严重后果无法预见，不存在过失。显然，此案与大多数将孩子遗忘在车内导致高温闷热致死的情况并不相同，后者存在明显的疏忽大意的过失，不能认定为没有过错的意外事件。
琪琪已经离世，追究这位父亲的刑责不是最终目的。刑罚不仅是要惩罚挽救已然的犯罪人，更要震慑警示那些潜在的、可能的犯错者。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每一个父母都应该切实履行监护义务，避免“遗忘儿童致死”的悲剧发生。儿童的保护离不开法治护航。（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原标题：深观察丨4岁女童被遗落车内致死：父亲不该担刑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