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山东经济运行整体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仍面临不少挑战。如何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打造良好的创业、创新和营商环境很关键，而‘放管服’改革就是重要抓手。”山东省副省长王书坚表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山东经济发展的潜力。
今年以来，山东进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明确提出加快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发展服务最优”的“三最环境”，引人关注。日前，本报记者跟随国办“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第六督查组，在山东多地进行了采访。
简政放权需配套措施支持
创业创新活力，是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的直接体现。督查组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山东省自2014年实施商事制度改革以来，企业注册、变更、年报等相关事项的处理效率明显提高。
据山东省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平均每天新登记市场主体3909户、新增注册资本（金）54.43亿元，远高于改革前的1716户和12.93亿元。全省的市场主体数量由改革前的424.4万户，增至目前的723.6万户。
“虽然总量不一定代表质量，但也能反映市场的活跃度，山东自身的进步是明显的。”第六督查组组长田玉萍表示。
简政放权与过去的“压编制”不同，是通过“压职能”“压流程”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山东的做法是“减无可减，应放尽放”，力度很大。但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扁平化，也大幅增加了基层行政审批事项。如何让市、县、区等不同层级接得住、管得好？
督查组在考察济南高新区时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高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张维国介绍，该区原有17个行政部门，承接了济南市80多个相关部门、共3480项行政审批权限中的3258项，可谓“上边千根线，下边一个眼”。
针对这种不对等现象，高新区创造性地实行“大部制”管理，将17个部门变为15个，按照功能重组、流程再造方式来承接下放权限。比如建立“审批局”，合并了原来发改、国土、住建等多部门的审批职能，实现“一局式”办理，不仅接住了下放权限，也大幅提高了审批效率。
放管结合让市场活而不乱
针对简政放权后的监管工作，山东各地有不少创新做法。例如，推进综合监管、全程监管、智慧监管、随机监管等，在人员组合、编制调整、互联网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探索。
但不少基层工作人员反映，工作量比过去增加了2—3倍。也有人认为行政权限下放太快了、不好管。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由过去的重视审批，到现在的重视监管和服务，政府职能正在发生转变，可能会引起种种不适。”山东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冯静表示，在进行相应事权调整和人力匹配的基础上，还要对执法人员进行培训，不断加强作风建设，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如何把握放管结合的“度”？“放权不是放任，而是腾出手来加强监管。放要分期、分批地放，边试边调，讲求实效，而不能一放了之。”济宁市发改委主任贺永红向记者介绍，济宁市曾向各区县下放危险化学品的有关审批权，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发现风险过大，很可能出现“管不住”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济宁市果断收回了这项审批权。
监管方式也须创新。随机监管应与常态化监管相结合，而不能取代后者。同时，监管工作要换思路，让群众参与到监管中，有助于实现监管力量的全覆盖。
“放管服”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放管服”改革是政府对自身职能的变革，是“革自己的命”。
行政人员要从“审批者”变为“监管者”“服务者”，难以刷出过去的“存在感”，反而会有不少“失落感”。因此，推行相关改革会遇到角色转换的阻力，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山东推进改革的力度大，阻力也不小。“在一些地方，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等，使‘放管服’改革面临更大阻力。”山东一位干部表示，要转变传统观念，变“卡位干部”为“人民公仆”，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长期的任务。
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艰巨性、复杂性和纵深性不断增强。新一轮改革已经越过“帕累托改进”阶段，难免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
正因如此，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搞好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改革，拆除各种利益藩篱，堵住利益输送的渠道，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以山东省地方政务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为例，不少地方受到诸多“信息孤岛”和“垂管烟囱”制约，只能实现“一站式”而不是“一窗式”服务，表面看是并联审批，实际上仍是串联审批，这与我国职能部门存在的职能交叉、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老大难”不无关系。而要解决这些“烟囱”问题，需要上下齐心打破原有利益格局，重建新的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