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河南洛阳王城公园“篮球场争夺战”成为令人瞩目的事件，打篮球的年轻人和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因为场地问题发生矛盾，由言语冲突发展成为肢体冲突。小伙子被老人们围堵在一片围墙前进行殴打，现场冲突激烈。
随后事件愈演愈烈，双方难以达成协调，公园管理处只好选择关闭篮球场，但广场舞大妈毫不退让，表示球场一旦开放，仍要进去跳舞。几天后，出台最终协调方案：晚间篮球场必须作广场舞之用。不过可以想见，打球年轻人心中不平实难磨灭。期间，知名篮球论坛曾发起“保卫主场”活动，号召热爱篮球的青年曝光各地被占的球场，跟帖无数，显见这类现象十分普遍。
公共资源争夺的背后，除了拨开甚嚣尘上“坏人变老”的愤怒情绪，还有不少关于资源博弈、社会心理、分配正义、城市规划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来，跟着书评君从情绪中走出来，到书中寻求启示。
撰文 | 吴学锐
《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
作者: [美] 奥斯特罗姆
译者: 王巧玲 任睿
版本: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设置在公园里的球场具有公共属性，意味着每个人都无法独自占有，这就使得它具备了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不是由私人出资、私人享有，它的效益也不仅仅针对某一些人（非排他性）。不过既然是球场，就表示这片空间配备了专业化设施，如果被跳舞的人所占领，打球的人就享受不到专业化设施的效用，也就是：某些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会影响到别人同时消费这个物品（竞争性）。
在经济学术语中，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叫做“公益物品”，那么像公园球场这样不排他却又竞争性的物品是什么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称之为“公共池塘”。
和其他公共物品一样，公共池塘代表了集体行动的一种困境：如果仅是单个人消费，这个人会出于个人理性，也就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充分利用公共物品；然而一旦有了另一个人参与、也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围绕这个公共物品产生争夺与博弈。个人理性告诉人们不能妥协，因此很可能出现“竭泽而渔”的状况，池塘的生态被破坏，“公地悲剧”再一次上演。
但幸运的是，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并没有那么容易全部沦为悲剧——因为现实中的博弈人和理论模型的参与人不同——他们可以交流。也就是说，现实中的公共池塘博弈，局中人可以自由交流并达成协议，由此强制人们共同履行协约。奥斯特罗姆因此也大量考察了实地公共资源，发现当地人有能力自发形成有效的机制，进行公共池塘资源的取用，以及违规情况的监督和惩罚。这意味着，交流和沟通是破除博弈困境的关键。
《制度与社会冲突》
作者: 杰克·奈特
译者: 周伟林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6月
世界上任何地方，人们只要想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社会制度就必然存在。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和法律的引导，形成了一套践行的制度。这套制度的来源，或者是经过千百年几代人筛选后，选择存留下来的风俗；或者是把这种习惯提炼后，经过权力颁布上升为法律固定下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是被环境所决定。
比如，我们评价一个人好或者不好，使用的善恶评价标准，就是“制度”的反映。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频发的老人作恶的事端，能够煽动起愈来愈大范围的愤慨：我们浸淫在“尊老爱幼”的社会传统里，因此自然期待老人能够同样秉承“规则意识”和“制度意识”；遗憾的是，老人常常强调自身权利而不是自身义务。
关于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历来有三种机制：自发形成、市场协调交易和社会选择，但本书作者提出了另一种方式：制度不是集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是分配利益冲突的副产品。基于这个目的，规则和制度成为了合理分配的保障，人们为了免于冲突需要遵守它们。
只是，制度作为外在的约束无法完全杜绝破坏者，也无法保证道德的行为，因此制度的终极理想是渐趋于道德，真正道德的制度要求社会“自我约束”并集体遵循。换言之，康德所谓的“人为自我立法”、自我约束是我们作为整体的一份子要接受的义务。这样才使我们的社区别于“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自然状态。
《正义城市》
作者: 苏珊·S·费恩斯坦
译者: 武烜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0月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因此“政治”一词最初指的就是“城邦的事务”，而我们现在的城市也有自己的政治。在政治里，最为本源性的概念是“正义”，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关于正义的探讨贯穿了政治学始终。对球场的争夺，同样关涉到空间和分配正义的宏大命题。
分配正义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所认为的正义亦即成比例，一个人有了过高的利益或者太少的利益，那么他是不正义的。在这个定义中，凝结了平等和贡献原则两大原则：平等原则要求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而贡献原则表明需要凭自己的贡献来享受这些权利。篮球场是专业化设施，使打球的人各得其所本是公共空间“分配正义”的内在要求，而这个正义被侵犯正是年轻人在此次事件中不满的根源。
以小见大地来看，球场之争是城市正义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着城市的公平、民主以及多元性。在《正义城市》一书中，费恩斯坦教授提出一种城市正义理论，城市正义包含空间和财富的分配公平、公民参与的广泛性，以及一起发展的繁荣感。
作者对纽约、伦敦以及阿姆斯特丹三座城市进行个案分析，探讨这三座城市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发展，并以对三座城市的调研为基础，总结出正义对公共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不仅关系城市的生机与潜力，而且关系到更大范围的、国家的正义。不难发现，我们身边的事件都围绕着“正义感”而发生，这种正义感的构建，除了需要适当的公共政策以外，也需要每个人都有各得其所的意识。
《社会性动物》
作者: 埃利奥特·阿伦森
译者: 邢占军
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2月
在所有显见的群体性事件里，社会心理都在扮演着微妙的角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参与到一个集体中是人类本性使然。但与经济学上的集体行动一样，在单个人身上是理性的行为，加总到一群人上，往往变为非理性。一方面，我们受到他人或群体的真实或臆想的压力，放弃自己独立判断，跟随集体而行动；老人们之所以侵占篮球场之后还能够无理取闹，就是基于他们所依靠的“人数优势”：不仅让他们有底气提高音量，更能够方便他们在群体里逃避惩罚；反观打球青年，他们也倾向于在网上寻求舆论支持，争夺篮球场也变成了争夺话语权。
另一方面，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一书写道，“人们往往给过失者冠以诸如‘疯狂的’‘虐待狂的’或其他什么名称来解释他们的令人不愉快的行为，从而把他们从‘好’人中排除出去。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必为其行为烦恼了，因为它和好人无关。”标签化省却了逻辑论证的过程，直接预设了立场、传递了结论，“它容易使我们对产生不愉快行为的情境压力无动于衷，而且会导致我们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在“篮球场之争”里，很多人以“不是老人变坏，坏人变老了”的论调几乎将整个一代人加以定性，无疑有失偏颇。而这种社会心理，实质上将代际关系简单化为“非此即彼”的在对立格局，不仅无益于事件的和平解决，反而在助长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群体性敌视。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作者: 威廉·H·怀特
译者: 叶齐茂 倪晓晖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3月
公园篮球场的战争其实并不是篮球要压倒广场舞、或者广场舞要驱逐篮球的零和博弈，争夺的目的是要促进公共空间的合理规划，以取得双赢的局面。也就是说，冲突的目的是让公共空间回归到原初的意义：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让人绽放笑容的地方。
公共空间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为什么有些城市生机勃勃而有的却死气沉沉？关键就是城市能否有容纳公民公共姿态的空间。
如果城市没有广场，人们只能退回到自家客厅，城市就成为现代化的单维度意象，只是生存的空间而不是生活的空间。而有了公共空间，有一片广场，有阳光、树和水、可以买到小吃，能有地方坐坐，城市的生命力也就得到滋长。作者威廉·怀特在这本书里说，广场舞、晨练、街头小铺、街头下棋，都是城市街头巷尾的感觉，如果一切被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取代，我们会若有所失。
威廉·怀特曾经建立一个叫做“街头生活项目”的研究小组，观察城市的公共空间。观察从纽约市的公园、游戏场地和街区里那些非正式的休闲娱乐场所开始，时间跨度达到整整十年。他发现，历史上成就斐然的城市都注重公共空间的人性化，在日益拥挤的城市里不仅要保障生活的良好运转，更要注重人和人的感受对这些空间的意义，这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却也是令人叹服的奇迹。
街头生活没有对错，城市空间正是要包容人类自我创造的街头精神。广场舞是大爷大妈对孤独感的逃离，篮球是年轻人对激情的拥抱，它们可以和谐共处，如果发生了争吵，我们需要拷问的是，城市对市井气息、生活情怀是否有足够的尊重。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吴学锐；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