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而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日两国已经在经济战场上打了40年的“甜蜜战争”，这就是制糖业的竞争。
开局：从老师学生到竞争对手
在制糖业方面，中日两国本没有竞争。根据季羡林先生的《糖史》考证，印度是甘蔗制糖术的最早起源地，世界各国对于蔗糖的称呼都源于梵文sakara的音译和转译。印度的糖在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在文献记载中被称为“西国石蜜”，只有帝王和贵族才能享用。直到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647年，才有了第一块国产蔗糖。
当时唐太宗派使者到位于印度的摩揭陀国，学习了制糖技术。随即诏令扬州用甘蔗榨汁，煎熬后制糖。色泽和味道都比西域（印度）原产的糖更好。（见《唐会要》）中国不仅实现了蔗糖国产化，而且对原产国技术进行了改进。自从唐代制糖成功以后，中国逐步摆脱了进口蔗糖的局面。
到了宋代，制糖已经成为一门重要产业，糖制品种类繁多，有狮子糖、花花糖、胶牙糖、芝麻糖、锤子糖、杨梅糖等。元代时，埃及等国的制糖业也很有名气，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说：“中国出产大量的蔗糖，其质量较之埃及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制糖专著宋代《糖霜谱》
到了明代，中国人发明了双辊压蔗法和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高质量的白砂糖和冰糖，在世界糖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作为领跑者，中国的先进制糖技术又传到了亚洲各国。比如在制糖术的发源地印度，在孟加拉语和几种印度语言中，白砂糖都叫做 cini sakara，意为“中国糖”。就这样，中国从印度学到了制糖术，又将改进了的制糖工艺传回了印度。
向中国学习制糖的自然也包括日本。庆长年间( 1596 —1615），日本人直川智在去琉球途中遭遇台风漂流到福建，随后在福建滞留一年，学得黑糖(红糖)制造技术，并将其传入日本，自此开创了日本制糖业。宽文二年（1662），日本政府派使节到福州学习白糖和冰糖制造技术。学习其中的制糖技法，并从中国各地方志收集制糖资料，另外，还从来长崎的中国商人那里学习制糖法。
到了明治初期，日本的制糖技术与中国相比，不仅有传承也有了一些改进，不过总体水平差不多。受自然条件限制，日本能种甘蔗的地方不多，因此食糖还需要从中国等地进口。据统计，在 1868—1878 年间，日本累计进口糖品约 5.6亿斤，其中“自中国输入者十之九，他国输入者十之一”。从整个东亚的糖品生产和贸易看，中国无疑是绝对的霸主。
明代《天工开物》中的黄泥水淋脱色法制糖
但到了1895年，日本糖业开始从学生变为中国的竞争对手。这一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占据了中国重要的蔗糖生产基地台湾，日本的糖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不过此时，中国的糖厂还并不太担心，虽然丢失了台湾，但是中国种甘蔗的地方还有很多，广东、广西、海南、四川，甘蔗种植面积和蔗糖产量远远超过日本，无非是丢了原先对日本的出口订单而已。没想到，仅仅过了8年，日本的糖已经打进了中国市场，双方开始正面交锋！
中盘：“日本的萧何”制定糖业发展政策
日本糖业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跟他们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对台湾的殖民政策密不可分。
明治前期，日本糖业和中国一样，都处于手工阶段，仅仅是农民的一种副业而已。在占领中国台湾之后，日本派出的前三任“台湾总督”都没能控制住台湾，为镇压台湾人民反抗，每年都要支出大量军费。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日本不但没有从台湾得到实际利益，反而成了日本财政的包袱，当时的内阁甚至一度打算把台湾卖给法国。
就在这时候，内务大臣儿玉源太郎表示反对，他认为，台湾是日本南部的屏障，军事价值很大。当初为了得到台湾，日本费了很大力气，如果将台湾卖给他国，从长远看划不来。至于几任总督提到台湾不好治理的问题，不是台湾不好治理，而是管理的官员无能。如果首相找不到合适的“台湾总督”，他本人愿前往。于是日本政府采纳了儿玉源太郎的建议，于1898年任命他为第四任“台湾总督”。
儿玉源太郎
儿玉源太郎这个人非常精明，而且特别注重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良性循环，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中，被日方称为“日清战争的萧何”，后来又被称为“明治第一智将”、“丰臣秀吉再世”。
这位“日本萧何”上任之后，马上采取“武士刀加糖”的策略，一方面，在台湾大搞铁腕镇压，推行连坐法，杀人无数。 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经济来源，其中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发展台湾糖业。
那时，食糖是十分紧俏的物资，价格有时会一日数涨，台湾的土壤和气候很适合种植甘蔗，儿玉源太郎便强迫台湾农民增加种植甘蔗面积，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台湾糖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如，《台湾糖业奖励规则》（1902 年）、《台湾糖业奖励规则施行细则》（1903 年）、《台湾制糖场取缔规定》（1905 年）、《台湾蔗苗取缔规则》（1905 年）等。这些产业政策从甘蔗种苗、栽培技术、防治病虫害到灌溉排水、改善收获方法，再到建立新式糖厂、改良制糖方法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早期台湾农民用牛车运甘蔗，后来用汽车和火车
另外，日本政府又通过减税、帮助获得土地、协助建立制糖厂、建设专用铁路以及市场保护等方式，鼓励日本国内资本家到台湾去投资糖业。儿玉在台湾任期长达8年多，是历任“台湾总督”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之一。等到他1906年正式卸任时，日本不仅不再从中国进口糖品，而且每年还出口蔗糖70多万担，日本当局从台湾糖业中尝到了甜头，再也没有人提要将台湾卖掉的事了。
1907年后，随着台湾“甘蔗业大加改善，大规模新式糖厂之设立者渐多”，台湾糖产量进一步增加，成为日本糖业的绝对主力。1909年全日本的糖产量为450万担，其中台湾产量达 300 万担，到了1931 年，全日本产量达 1925 万担，其中台湾产量高达1600万担，20 年内增长了 4 倍多。随着产量的提升，以台湾糖为主力的日本糖业不仅完全满足本土需要，而且开始开拓国际市场，而此时中国的制糖业仍然处于手工业阶段，东亚传统的糖业格局面临挑战。
1901年建成的台湾第一所现代制糖厂：桥头糖厂
变局：日本人借甜菜和世界大战“弯道超车”
20世纪初，世界糖业格局发生了两大变革。古巴、爪哇等热带岛屿凭借自然条件优势，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甘蔗原料产地，另一方面，在欧洲各国的扶持下，甜菜糖业强势崛起，高峰时接近全球糖品产量的1/3，成为和蔗糖并驾齐驱的糖业力量。中国和日本的糖业都受到甜菜糖和爪哇糖的冲击。
由于日本和西欧纬度差不多，对于甜菜糖的成功，日本非常重视。最初在北海道一带试种甜菜，但由于气候限制，成效不大，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转而把目光投到同样纬度线上的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本不产糖，甜菜糖业是在日本殖民政府扶植下才逐渐兴起的，到了1921年，产量达到1万多担。
1906 年，在台湾大搞糖业的日本前“总督”儿玉源太郎告诉清朝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甜菜也可以制糖，赵尔巽派人沈阳附近试种甜菜，效果不错。1908 年，波兰和俄国资本家在阿什河（黑龙江阿城）建成中国第一座甜菜糖厂：阿什河制糖公司。
日本企业随即跟进，最先动手的就是儿玉源太郎开创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著名的“满铁”公司。1916 年，日本人成立了南满州制糖股份公司，并在沈阳建立了一个年产糖 20 万担的甜菜制糖工厂。由于市场需求旺盛，1922 年又在铁岭设立一个年产 30 万担的制糖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中国东北，到 1937 年时，日本在中国东北有两家制糖公司及四个制糖工厂，年产甜菜糖 约 50 万 担 ，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东北的甜菜制糖事业，约占中国东北年输入糖品总量的三分之一。
日本人在东北建立的南满洲制糖株式会社工厂
不过，甜菜制糖毕竟是新兴产业，在中国市场的总量还远比不上蔗糖。当时，在华中和华南的进口糖市场，主要是英国在香港办的糖厂（英属香港糖）与爪哇糖之间的争夺，而英属香港糖占据优势，上海、天津、汉口这些大码头的市场都被香港糖占据。其中太古、怡和等英资糖商，都有完整的产供销链条，“有自备之船只以为运货之用，且于内地各埠广设支店，自置堆栈，肆行销售”，“以地理及其他关系立于有利之地位”。日本在技术、品牌和供应链上都不占优势。但没过多久，日本人的机会来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战乱的影响 ，欧洲甜菜糖出口断绝 ，世界糖价飞涨，日本人从中找到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一是竞争对手主动退让。一战期间，英国政府出台战争食粮禁运政策，与日本糖厂竞争的几家香港英资洋行，都无法对外输出糖品，日本人乘机全面出动，占据英国人培育多年的中国市场。同时日本加强国内贸易保护政策，确保国外糖品不会冲击本土市场。
二是运输优势。战争导致海上运输困难，运费高昂，而日本海军接管南洋海上警备任务，得以保障其原料和糖品运输。
三是实现原料供应多元化。在中国东北市场上，俄国因忙于战争和革命，也顾不上原先在中国布局的甜菜制糖，日本则大力发展满洲(东北)甜菜制糖业，逐步摆脱对单一蔗糖原料的依赖。
日本人的收获是明显的，一战期间，在上海的进口糖品市场上，日本糖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成功实现大逆转。一战后，英属香港糖卷土重来，日本人的对策是抱团取暖。当时大日本制糖、明治制糖和台湾制糖三家公司，相互联合，组成价格同盟，纵然遇到损失也决不亏本降价，其损失则在日本国内提价来弥补。同时还利用中国商人喜欢投机的心理，用期货交易替代传统的仓库现货交易方式。当时人记载“日糖颇能蚕食香港糖之贩路，除福州以南各埠外，日糖之势力已渐与香港糖并驾齐驱”。
1926年以后，世界糖业出现产能过剩，特别是1929年-1933年经济大萧条期间，各国糖业面临危机，日本糖厂一方面努力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开拓新市场，特别是在1931年之后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与伪“满洲国”进行“经济提携”，中国东北的广阔市场成为日本糖业摆脱困境的出路。
终局：“洋进国退”，中国糖业成最大受害者
日本和港英等外国糖商在中国市场上激烈竞争，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本土糖业。
还处于手工作坊阶段的中国糖业根本无法与国外的现代糖厂竞争，先是经销国糖的糖商亏本破产，然后是制糖的糖房倒闭，本土糖厂衰败又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种植甘蔗的积极性。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早种甘蔗的地方，有接近两千年的栽培史，在 20 世纪初却率先放弃蔗糖的生产，只因为“糖业不足恃，蔗农不得已改种他物，以弥其缺”。福建的闽南地区与台湾自然条件相近，以前糖品畅销北方，到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天灾、地变、人祸层出不穷，经济崩溃，闽南蔗糖事业亦渝至破产之境地”。仅剩下四川的糖业还能守住原有的市场份额。
晚清时中国农民榨甘蔗熬糖的场景
更重要的是，糖不是一个普通调味品，而是影响到整个中国贸易格局的大宗商品。茶叶、丝绸、棉花、矿产品这些中国传统出口商品，虽然也受到外国对手的冲击，但还只不过是出口减少，或者是进出口持平。而糖业却是直接从出口变成进口，对中国外贸收支形成很大压力。到1922年，在中国的糖品消费中，外国进口糖已经超过了中国国产糖，到了1930年，糖品进口值达到 1.33 亿元，名列中国进口商品第二位。
特别是对于中日贸易来说，经济和战略意义更为突出，1916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糖品货值1260万日元，占全部出口商品的第三位，1924年，糖品在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中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棉纺织品。日本糖畅销中国内地，使得日本对中国内地贸易保持连年顺差，并成为日本“以国家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当时的中日关系，可以不夸张的说，当时中国人吃下去的每一块日本糖，后来都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枪炮子弹。
国人并非不清楚其中的危害，中日关系紧张后，抵制日糖成为抵制日货的重要组成内容。
1927 年，中国掀起“反日之经济绝交运动”，上海糖商从保障自身利益出发，设立了一个拍卖市场（日糖公卖处），对日本糖实施限价限期交易政策。1928年，民间反日组织“上海反日会”派人调查上海租界里的糖商仓库，对怀疑有日本糖的仓库实施封仓。甚至还有“爱国商人”采取了奇葩招数，采购廉价的爪哇糖和日本糖混在一起，再仿造日本精糖会社的商标进行出售，从而达到“抹黑日糖”的效果。
1928年，全国反日大会在上海召开，日本糖也受到抵制
这些抵制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不过由于中国自己的制糖能力跟不上，抵制日糖的成果大部分又归了其他进口糖。1931年中国“关税自主”后，对进口糖征收关税，但日本人却勾结中国奸商大搞走私。1936 年中国海关统计，进口糖不到189万担 ，其中由日本进口糖只有56万担，而据调查，当年由东北大连输入华北的走私糖就达到89万余公担，中国因此项而损失税收2000多万元，而其从台湾运入华南的私糖还不在内。
针对这些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打算从根本上解决，跟古巴合作，发展中国本土糖业。1931年1月，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兴办国营精糖事业案”，打算对进口古巴粗糖免税，在国内开厂制成精糖，从“制造品输入国变为输入原料自造国”。选择古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侨居古巴商人罗胞强为振兴本国糖业起见，特联络古巴糖商回国投资”；二是“古巴为美洲弱小国家，投资我国，政治上亦不至具有野心”。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实业部与古巴夏湾拿国际糖公司在南京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实业部以发行公债形式从古巴融资，在上海建立日产糖 1000 吨的大制糖工厂，同时收购中国境内的外资制糖公司，并实行食糖专卖制度。此消息一出，业界一片反对，外国糖商自不必说，国内糖商也担心新的国营糖厂会挤掉他们的饭碗，对合约的内容逐条进行抨击，如用人权旁落、融资利息过高、进口原料及机器的回扣太高、质押过重等等，最后结论是：此项合同，“有百害而无一利，且最关紧要之买卖大权拱手让人，任其把持，实属违反国营之原则”，最后这项计划不了了之。
1935年，国民政府再次计划实施食糖专卖，糖品买卖需要得到财政部许可，禁止商人一切自由糖品贸易，并成立半国有的中华食糖公司负责。这次又遭到日本和欧洲糖商的联合抵制，上海华商也群起反对，食糖专卖计划再次泡汤。
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才在大后方有效实施了食糖专卖制度，而日本糖业完全退出中国，则是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政府收回台湾和东北以后的事情了。
季羡林先生的《糖史》
季羡林先生在研究古代制糖技术传播时，曾经感慨：“你看，我们天天吃的糖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东西，但其中竟有这样许多文章，这确实可以称为一个佳话。”而近代糖业的“甜蜜战争”，其中的滋味，可能比古时候更复杂。
本文参考季羡林《糖史》、赵国壮《日本糖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及竞争( 1903—1937)》等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