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内政方面，在废除了被视为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奥巴马医改之后，最近又推出了被视为是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由大资本主导的减税方案。
在外交上，特朗普迅速地从美国人多年来信奉的多边主义转型到了单边主义，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多个委员会，减少甚至结束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诸方面的承诺等等。
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因为无论是美国的内政还是外交，任何重大的变化都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国际秩序的本质决定了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角色。经验地看，自从美国在一战期间结束了往日的孤立主义、卷入世界体系以来，这个世界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一直和美国分不开。这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上都是因为大国而产生，因为大国而发展和变化。
没有大国就不会有强有力的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传统帝国时代是这样，现代主权国家时代也是这样。在后冷战时代，尽管各国在多极化作出巨大努力，但在现实层面，美国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尽管美国这一帝国早已经扩张过度，但特朗普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一直在苦苦支撑着这个体系。不过，现在人们预期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从一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并且这种现实主义是为美国利益服务，值得肯定。至少特朗普本人是这么看，因为他的口号一直是“使美国再次伟大”。无论是内政和外交，特朗普着眼的是解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国内问题。例如他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认为这个医改会促成美国发展成为欧洲类型的福利国家，“养懒人”，拖垮美国经济。又如最近推出的税改是为了吸引美国资本回流，并通过国际资本流入来复兴美国经济，“拯救”美国的中产阶层。
美国正释放出巨大外部影响力
不过，正是因为美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位置，美国的这些内部变化会释放出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就经济来说，这典型地表现在税改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上。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开放经济体，已经和其他经济体形成互相关联的关系，其他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美国经济体。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这些其他经济体单方面地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事实是，尽管这些经济体也的确从美国市场获得了很多好处，但美国从这些经济体所获得的好处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美国的问题是内部问题，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美国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高度分化。美国政府的确需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美国内部就会面临严峻的不稳定。
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处理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有那么多经济体高度依赖美国，美国的方法可以成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品（public goo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正面影响，也可以成为公共害（public bads），即对这些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既然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性，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那么美国在寻找意在解决内部问题的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其外部性，即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过去，美国在很多方面的确这样做了。例如在货币政策上，尽管美国主要的考量是美国利益，但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考量到国际影响。但这次特朗普的税改则显示出美国的极端自私性。
不过，从一个侧面来说，这种极端自私性也象征着美国帝国的衰退，因为这表明美国已经不能为自己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公共品了。激进的税改完全是“单边主义”的举动。对商人特朗普来说，其中的合理性无可置疑。然而，国际秩序，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安全秩序，都具多边性。一旦多边性遭到破坏，那么秩序就无从谈起了。
人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而这也是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盟所深刻担忧的。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撤退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因为内部力量已经不容许美国支撑其绝对的领导地位了。但美国的撤退必然影响到现存秩序，因为作为秩序主体的美国动摇了，这个秩序本身也必然动摇。
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国际社会所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人希望美国能够支撑下去（霸权理论），一些人希望其他国家，例如中国来接替美国的位置（权力转移理论），也有人把美国地位动摇的根源归诸于中国的崛起，因而主张遏制中国（争霸理论）。
美国的国际撤退对其盟国的影响更甚。美国的同盟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在安全上更是美国安全体系的内在一部分。或者说，因为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这些同盟国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安全体系。
一些国家也预见到了美国的国际撤退，已经开始构造自己独立的安全体系（例如日本），但是要构建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不仅要花费巨量的财力，更需要时间。更严峻的是，对一些较小国家来说，构建这样一个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小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大国的保护。很容易理解，很多美国盟国对特朗普的国际撤退已经大为不满。
进一步而言，美国的国际撤退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消失。就其本质来说，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秩序，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历史上类似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经常出现，包括中国的战国时代、欧洲一战和二战时期等，这些时期都充满着血腥、暴力、战争和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世界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中东地区的战争、伊斯兰国和全球性恐怖主义。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表明各国对国际秩序的刚性“需求”。
也就是说，美国国际撤退所腾出来的空间，很快就会被其他大国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补。这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同样巨大，很多问题有待回答。例如，会出现另外一个与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吗？如果有，那个国家有意愿替代美国吗？尽管很多人相信“国大必霸”，但经验地看，并非这样。
美国从国际撤退留下的空间
一个大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不仅仅是因为其各方面的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更是因为其有强大的意愿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品。区域和国际秩序本身就是公共品，而大国必须比小国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历史地看，并非每一个大国愿意做这样的大国，即使有能力，也未必有意愿提供这种公共品。例如一战之前的美国并没有这种意愿，而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尽管强大，但根本没有发展出这种秩序概念。这也就是今天各国密切关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的原因，因为中国被视为是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国家。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出现，那么是否会出现权力多极的现象？这些权力极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还是群雄争霸？历史地看，尽管也有很多时期存在各个帝国并存的情况，各帝国内部维持着秩序，但帝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争霸）也是不断的。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之后，更是战争连绵不断，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直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美国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承诺，还不至于产生即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相信美国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还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只要美国的军事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仍在。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撤退则可能是致命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利益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安全卷入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卷入、当“国际警察”，并非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道德，而是来自于其所获取的巨大经济利益。那么，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美国还会继续当这个区域的警察吗？
这个趋势是更多国家所担忧的。美国会不会再次走向国际孤立主义？美国是有这个传统的。1890年代，尽管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但其并无意愿卷入世界事务。美国地大物博，有足够的条件再次实行孤立主义。用美国一些提倡孤立主义政策者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活得好好的。
今天的美国一方面进行国际撤退，另一方面加速开发国内能源、吸引美国资本回国、再工业化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走向一种新型的孤立主义呢？
除了上述这些不确定性外，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不确定性。第一，美国的国际撤退是临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一些人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天美国的国际撤退主义完全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决策，因此是暂时的，等特朗普时代结束了，美国会回归正常国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是美国衰落的必然结果，国家的兴衰犹如潮起潮落。不过，一个比较符合经验的观察是，美国的确在相对衰落，但衰落既是美国所不愿的，更是长期的。
这又引向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会不会导向战争。这就是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讨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命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一个衰落中的大国恐惧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这个深陷恐惧的大国，要在另一个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来遏制甚至消灭它，因此发生了战争。
这个不确定性远远甚于其他所有的不确定性，因为历史上毕竟曾多次发生过。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计算，从1500年以来，一共有16次所谓的权力转移（从现存大国转移到另一个新兴大国），但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没有发生战争。
今天人们可以观察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衰落，更不愿去寻找自己衰落的原因，而是把衰落归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即中国。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中国的确崛起了，看到了中国继续崛起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自己和平崛起的国际话语，各种政策目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再到“新型大国关系”，其内核就是和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领导层更是明确提出了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题。
但美国和西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在过去短短两百年间通过“暴发户”式崛起的西方，显然很难接受一个被西方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再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崛起了。
看来，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衰败、分化、重组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风险的时代。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原标题：郑永年：特朗普与不确定的国际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