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城市建设得多好，没有出路的农村，将是中国未来的灾难。中国需要一场“农村革命”，让农村、农业和农民得到应有的空间与权益，并不断推动农村的稳定、繁荣与和谐。
随着半数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国完成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在人们纷纷追捧新型城镇化的美好前景之际，中国农村的出路却黯淡无光。在梁鸿的笔下，“大国敝村”的挽歌响起，人们嗟叹农村的凋敝和没落。似乎“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全面的城镇化和城市对农村的完全包围。
虽然笔者出身农村，但是最近走访农村，仍然无法理解剧烈变迁中的各种问题。中国农村的未来出路，值得人们深思和重构。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让人们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前景看到了希望。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大力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也为未来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的情势和问题，就要回顾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采取了城乡分治的双元发展路径。严格的户口和人口流动限制，辅之以巨大的价格“剪刀差”，一直以来都是农村补贴城市，农村为城市让路。如今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则进一步激化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城市就像一台巨型抽水泵，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抽取各种资源，而不顾农村是否已然干涸枯竭。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农”字当头的国家。虽然城镇人口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还有一半人口的根在农村，他们是离不开农村的新农民。农业的地位举足轻重，是中国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命脉。因此，找准中国农村的出路，才能使新型城镇化落到实处，并使中国的城乡“两条腿”平衡发展。概括来说，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层政权和乡村治理、社会结构和文化风俗等方面，乡村振兴都要提上日程并加快进程。
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卫生状况堪忧。越来越多的村民买得起车，但交通管理形同虚设，道路建设也跟不上发展速度，许多农村过早患上“交通拥堵症”。目前多数地区仍然使用旱厕，公共厕所改造不力，不仅影响环境卫生，还极有可能诱发流行病。农村饮用水以地下水为主，家家户户任意挖井，对地下水系的破坏严重。农村垃圾处理仍然处于原始和分散状态，垃圾围村的危险局面在许多地区已经显现。
农村中老年人罹患心血管病和癌症的比例畸高，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令人堪忧。农村人才外流严重，医疗、教育、管理等方面都面临人才荒，极大地制约农民接受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不足和严重欠缺，使新农村建设举步维艰。
农村的基层政权不稳，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甚至在某些地区被黑恶势力所把控。强大的宗族势力，复苏的宗教信仰，连同日趋抬头的帮派势力，使农村治理错综复杂。乡镇政府被区县政府推行的集中办公所架空，“走读”的乡镇干部心不在焉，无法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
由于缺乏严格监督管控，上级部门的转移支付经常被层层盘剥、偷工减料或挪作他用，最后用于实际用途的寥寥无几，使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堪忧。政府对农田的补贴不足，许多农民选择撂荒，造成农地资源浪费。由于政府监管无力，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知识欠缺，农村地区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大量重污染企业被城市淘汰，却入侵毫无戒备的农村，使之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上访维权无门，不得不承受这些问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农村的文化沙漠现象严重，色情庸俗的风气盛行。婚丧嫁娶都在上演有伤风化的脱衣舞、黄色段子等表演。在农户人家几乎找不到一本书，但是抱着手机打游戏的却举目皆是。农村地区的人情世故非常流行，红白喜事带来的人情礼节造成经济负担沉重，许多家庭近四分之一的收入都用于各种人情往来，深陷人情网络难以逃脱。地下钱庄和私人借贷得不到有效规制，债务纠纷引发连锁反应和资金危机。
农村人安土重迁，离土不离亲，城乡分离的状况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谙农事的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去农村，城市又留不住，可能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群体。因为户口和高房价而造成的身份壁垒，让农村流动人口饱受磨难，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尊敬。高学历和年轻人群大量外流，夫妻分居并导致家庭破裂的现象比比皆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也日趋突显。大量高学历人群出走城市，无法像过去的乡绅一样返乡报效故里，使城乡差距有不断拉大的风险。
无论城市建设得多好，没有出路的农村，将是中国未来的灾难。此次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可谓为全方位提振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需要一场“农村革命”，让农村、农业和农民得到应有的空间与权益，并不断推动农村的稳定、繁荣与和谐。与此同时，应强化城市反哺农村的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加强农村聚居地区的交通、市政、环境、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农村沦为毫无规制的莽荒之地。推动城郊和小城镇建设，使农民就地就近解决安居乐业的需求，而不必因为跨地区就业而导致多地分居。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优化农村治理结构，并推动村治提升与文化转型。
本文作者：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