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印两国外长宣布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本周将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这次打破两国外交常规的特殊峰会不仅引发世界关注，也让仍未完全摆脱洞朗对峙阴影的两国社会颇感意外。
毋庸讳言，洞朗对峙后的中印关系总体上仍在维稳轨道上盘整。国际社会和两国国内关于“龙象争斗”、两国军力建设、新一轮可能的对峙、“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热议不断。不少人担忧中印随着各自国力和战略自信不断上升，最终恐难摆脱地缘政治的宿命论，甚至断言中印“伙伴关系”已经无望，而“龙象争斗”的趋势业已清晰。
确实，受国际战略格局调整、各自国内因素的综合影响，洞朗事件前后的中印关系处在矛盾较为复杂、外部干扰因素繁多、对两国国内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的特殊时期，站在了往上突破而动力不足、向下滑落则危机四伏的“十字路口”。但回顾中印关系68年起起落落，相比当年边界武装冲突、印度核试验后的冷冻期，这段时间的中印关系绝不是最糟糕的，它的严重程度不应被夸大。
过去几年，虽然中印双边战略互信走低，贸易摩擦时有发生，但两国各层次、各领域、各部门的对话沟通机制也达历史最多，覆盖全球、多边、双边事务方方面面。同时，两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强，人员往来、文化合作、媒体交往更加频密，彼此在对方视野中的可见度越来越大。虽然近年来发生多起对峙事件，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让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紧迫感越来越强。
对中国来说，印度是第二大邻国，也是综合体量仅次于自己的巨型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确保边陲稳定，维护民族地区长治久安，还是打造周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及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不仅要最大程度避免印度成为“麻烦制造者”，更要努力推动印度成为“战略合作方”，在增加互信、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三个维度，持续维护中印关系稳定和发展大局。这一理念不应仅是国家层面的综合意志，也应成为我们这个崛起大国社会和民众的主流共识。
对印度而言，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是莫迪打造“新印度”、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基本保证，也是新德里制定内外政策的优先考虑。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实力、日益扩大的国际与地区影响力，已成为影响印度外部环境最大的变量，对印度经济发展的现实利好和长远推动不断显现。在经济和贸易全球化势头受挫、国际和地区政治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对中印关系的战略定位事关印度的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正因如此，虽然美日等国“拉印制华”的意图越来明显，不断加强与印度的防务安全合作，“印太战略”“印太概念”也被接连抛出，但印度始终报以审慎态度，最终也没丢掉维系中印关系大局的理性。
中印两国人口超过26亿，占这个星球的2/5。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印的发展蕴含不同于过去数百年人类社会经验的新发展模式，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全局性远远超越双边范畴。我们有理由相信，即将举行的习莫会将从顶层累积战略共识，弥合战略分歧，引领中印关系实现突围。(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