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理灭门案"杀人犯"喊冤:说我杀了人却又不判死刑
赶到现场的村民张玉华又发现，院子的一口井里还有一个人，此人正是王学科。张满描述，他看到王学科头部有伤，“脖子上似乎也有伤。”
一次有罪供述
张满告诉红星新闻，作为村公所的一把手，当时他一面安排村里的一名老党员将伤心欲绝的张凤兰背离现场，一面命令其他干部封锁现场，他则跑到村公所打座机电话报警。
七里桥乡政法委书记董希福赶到了现场，“他要求我配合公安一起调查，公安在现场3天，我在现场4天。”他说，公安根据现场判断，凶案发生的时间，为当年的12月14日。
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被害人王学科系头部受锐器砍伤，造成广泛性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被害人赵丽英头部受钝器砍伤，造成颅脑损伤及切颈死亡；被害人王某能、王某田（王学科的子女）系切颈死亡。
此案一直悬而未决，“传言很多，估计警方压力也大，直到5年之后，警方将我定为杀人凶手，算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张满说。
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1997）大中刑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1989年12月14晚，张满潜入王学科家，趁王学科不备将其击倒杀害，并将尸体抛入水井之中。随后，张满又将王学科的妻子儿女杀害逃离现场。
张满说，凶案发生后他奉命守在现场四天，所以能描述一些现场细节，“但我是被刑讯逼供的”。他称，当年的12月14日，他与村公所的副主任、副书记等数人在村里量地基，当晚就住在村公所；15日，因为要陪妻子看病，他回了家；16日早上8时，在去村公所上班的路上，他遇到了哭天抢地的张凤兰。他记得，那天早上天已亮，“那是冬天，夜晚很漫长。”
在各种申诉状中，张满称自己被迫做出虚假供述，“甘帆支开其他干警，动用拳头、手铐、胶木棒、皮带抽打我，用木棒压在我腿上踩我，用开水烫我，用烟头烧我，下令断我的粮水”。
但张满说自己坚持不认罪，“他们就在我妻子、儿子身上做文章，说我顶得住，我妻子和儿子不一定顶得住”。张满说，此时他才知道妻儿也被带到了看守所与收容所，“我不想连累他们，只好在28日这天做了一份有罪供述。”
这是此案所有证据材料中，张满的唯一一次有罪供述。张满说，他结合自己看到的现场，辅以自己的“合理”想象，做出了这份供述。
“证人”称自己“实际没看见”
判决书所载的审理查明事实部分，张满的杀人动机如下：被告人张满因与同村村民王世明有积怨，从而产生了杀害王世明的长子王学科进行报复的恶念。
张满在所做有罪供述中称：
我与村民王世明有矛盾，所以决定杀他的儿子王学科。我专门穿了红色运动服、39码的钉鞋、戴手套，于案发当晚10时到王学科家叫门。王学科开门后，我先是递了一根烟，然后用石头砸倒王学科，继而上楼用锄头杀害了其妻子儿女。我先是用锄头砸，继而用了厨房里的刀具。因我平日所穿的鞋为43码，故39码的鞋太小，我不得不割开鞋后跟。作案后，凶器被我丢到了洱海。为了这次复仇，我准备了整整6年。
张满说，他最早在供述中，称“先用刀，再用锄头”，但办案民警提醒他是“先用锄头，再用刀”，“所以我就按他们的意思，说自己是先用锄头再用刀。”
张满在供述中称，其与王世明的仇怨为两件。其一，1982年，张满与王世明等人吃饭时喝酒吵架，原因为张满想请王世明的妻子喝酒，但王世明说其妻子不喝酒，若张满跪行，其妻子可以开戒，为了助酒兴，张满果然跪行并敬酒；其二，1983年，王学科在工地上丢了单车，王世明怀疑是张满所认识的一个人所为，对此双方有过争辩。
张满家与王学科家相距不到100米，张满说，这两件事是邻里之间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可能成为他杀害王学科一家四口的动机。
张满的辩护律师姜文信（已离世）在其二审辩护词中称，通常情况下，若被告人的口供与现场一致，可作为定案的证据，“但是，此案中被告人张满到过现场，其口供就不能再作为证据”。
姜文信还指出，本案的两名证人杨汝周、张双社的证词存在重大的问题，“他们的证词雷同。”两证人称，他们看到张满杀害王学科时，赵丽英一面叫一面跑下楼来，张满又举起锄头把追打赵丽英，一直追上楼。
▲证人的说明。
2015年2月23日，张双社在一份文字材料中称，当年王学科一家被杀，他是听了张满的认罪录音后，警方以释放为条件逼他作证，“实际我没有看见。”在之后的一个网络视频节目中，张双社曾明确表示，实际上当年自家面对王学科家的那面围墙没有窗户，所以也不可能看见。
近日，记者尝试联系证人张双社，张双社通过中间人转告红星新闻，因为某些原因，他暂时不想露面，但是相关文字材料中“被逼作证”仍是他今天要表达的意思。
“相差2.5公分”的物证
姜文信还对如下证据提出质疑：
1、现场的脚印长度为25公分约39码鞋所留，但张满穿43码鞋，无大脚穿小鞋之道理；
2、现场发现的指、脚印，经鉴定非张满所留；
3、除了锄头把，现场未发现张满留下的其他任何痕迹；
锄头把是一审法庭出示的物证，一并出具的还有昆明医学院作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该鉴定书认定张满的血型与锄头把上的血迹的血型相同。
“此锄头把非彼锄头把。”张满申诉称，鉴定的锄头把长度为137厘米，而勘验笔录中的锄头把为134.5厘米，两个锄头把的长度相差2.5厘米。这点在张满的辩护词和申诉书中曾被反复提及。他说，此外，勘验笔录中的锄头把血迹存留部位为“木棒头部”，但鉴定书中称血迹在“锄头把中部及上端编有2、3号部位提取”。“现场的杀人凶器有石头、菜刀、锄头把，这些凶器上留有大量的指纹，鉴定结果显示这些指纹均不是我的，为什么警方不去找真凶？”
张满做出那份“有罪供述”时，已经抱着“申诉”的打算。在后来的多次问话中，张满未再认罪。1996年8月29日，他被逮捕。1997年3月25日，此案在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张满的犯罪事实有报案记录、现场勘查笔录、物证、抓获经过、尸体检验笔录等证据支持，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满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
判决称，张满无视国家法律，为了报复泄愤，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张满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本应依法严惩，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应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大理州中院判决书。
张满说，他本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法院认定我杀了四个人，却又不判处死刑。判决书中说的‘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已故律师姜文信在其辩护词中认为，该判决本身就说明了证据不足，是“疑罪唯轻”。
对于判决书中所说的“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这点具体如何解释，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郎维学回复红星新闻，因他不是此案主审法官，故对此案不知情，也无法回应。2005年，郎维学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张满“杀四人”却不判死刑，因“案子与案子之间不一样”，故没有可比性。
省人民检察院找张满谈话
1999年9月1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裁定，并于2002年10月12日驳回张满的申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1999年12月16日，张满被送到云南省第二监狱服刑，在监狱里，他先是负责加工烤烟、缝烟包，后又做镀锌与收发的活计。他每月都写申诉信，“发誓要告到最高部门”。他的申诉几乎都没有回信，他改变策略，“争取减刑，只有回家，才能报仇”。
2005年，张满的刑期变更为有期徒刑19年，后又经历多次减刑。2011年9月14日，张满因高血压等疾病予以监外执行，今年3月19日，张满刑满释放。
▲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
张满说，2016年11月15日，他接到过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电话，对方称要与他谈话，但接下来一年多，并没有人来找他谈话。直到今年5月29日，他再次接到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一个电话，“要求我30日这天哪儿也不要去，就在家里等。”
张满向红星新闻表示，在大理市人民检察院，他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处的两名检察官见了面，“他们说是受最高检的指派来和我谈话的，我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一开始就向他们表示感谢。”张满称，谈话进行了整整5个小时，谈话记录有十几页。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该院刑事申诉处的确已介入此案。
该案当年的公安机关经办人甘帆，现在是大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甘帆称，他仍“记得此案”，但问到该案是否为错案及当年办案程序是否不妥的问题，甘帆称：“时间太长，需要看卷宗，有没有问题是判决说了算。”
死者王学科的弟弟王学强告诉红星新闻，此案是否有存在冤枉，他作为家属不好评价，“张满有没有罪，得靠司法机关调查。”他称，最近的确有调查部门找他了解哥哥一家被害一案。
“如果是我干的，请立刻判我死刑，我好带着冤枉见阎王；如果不是我干的，请尽快还我清白。”张满说，过去24年，他的家变得千疮百孔，“儿子受刺激吸上了毒，妻子落下一身病。”
张满说，作为曾经的基层一把手，而今的自己被这个村庄隔离了，他是一名已经服刑完毕的“杀人犯”，总是被人指指点点。至于他与王学科的家人，“再也没有说话的可能了”。
(原标题：刑满出狱的张满：说我“杀了四个人”，却又不判我死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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