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可能走进又一个大变革时代
作者：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原题《美国外交中的本土主义：历史传统与新发展》
以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等为特征的反全球化运动是当代西方政治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其中，又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获选最具典型意义。特朗普的主要政治纲领，包括“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优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等，都带有明显的“本土主义”(Nativism)色彩。本土主义是美国历史和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成熟概念。美国学者约翰·海姆认为，美国本土主义起源于三个方面——欧洲大陆新教与天主教斗争的反天主教运动、令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自豪的种族主义、对外国人和外国极端势力恐惧的排外主义。今天看来，这一分类未必能够完全涵盖美国本土主义的发展，但它从文化、民族、国家三个层面概括本土主义所支持和排斥的对象，能够对内涵复杂多变的本土主义运动进行概括分析。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本土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本土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的部分外交传统，就带有本土主义的印记；今天的外交政策，又受到了新形势下本土主义的巨大影响。分析本土主义的变与不变，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把握美国外交变化的趋势与局限。
一、本土主义与美国外交传统
本土主义在美国源远流长，从殖民地时代起就成为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在美国国家和民族精神构建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本土主义的政治主张也自然影响到美国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甚而融入到其独特的外交传统之中，对美国外交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本土主义对美国例外主义外交传统的影响。文化本土主义是保护自身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思想运动，宗教领域是其最早、最突出的表现领域。在对内政策中，宗教和价值观狂热表现为对天主教、伊斯兰教、多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排斥；在对外政策中，美国的清教传统带来了道德和价值观上的例外主义，同样深刻塑造了美国早期外交风格。美国的例外主义既包括不受其他文化的入侵和污染，也包括将美国文化传播到其他地方去。在“山巅之城”宗教式信念的鼓舞下，美国笃信“天定命运”，在 19 世纪开展大陆扩张，以野蛮的军事手段为支撑，发展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巨型国家，其思想动力之一就是把美国制度和价值普及到整个北美大陆，认为“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进入 20 世纪后，美国国内的宗教狂热逐渐退潮，但对外政策中的例外主义通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形式继续表现出来。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包含着以价值理想改造世界秩序的野心。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对抗，也始终是一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抗。苏联解体后，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不但没有弱化，其领导世界的理想更加高涨，在全世界宣扬民主、自由等美国价值理念，为改造所谓的专制政权不惜采取暴力颠覆甚至战争手段。“9·11”事件后，美国国内对伊斯兰教的高度敌意让美式民主扩张又增添了宗教十字军情结，反恐战争大有扩展为“文明冲突”之势。宗教式的本土主义在美国内外政策中重现，也代表了美国本土主义的加速极端化。纵观历史，围绕着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美国外交始终呈现出例外主义姿态，并带有改造外部世界的冲动，正如有中国学者分析，美国外交始终带着一种特殊的“气”。这种特色如果从美国文化中追根溯源，相当程度上要回到本土主义思想。在美国人看来，国内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关系，就是美国价值和非美国价值的关系。美国人眼中的世界文明冲突，不过是国内社会文化冲突的投影而已。
民族本土主义对美国孤立主义外交传统的影响。民族本土主义是保护自认的主体民族、排斥非主体民族的思想运动。美国主体民族主要指盎格鲁—撒克逊英国后裔，在历史上曾因语言、历史等民族认同排斥欧洲其他国家移民后裔。此外，美国的民族本土主义也以欧洲白人为主体，排斥黑人、拉美裔、亚裔等，因而有时具有种族主义色彩。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民族本土主义的最直接表现是反移民政策，其更深层次的影响则体现在美国对国际关系特有的疏远态度中。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讲中，强调外国势力对美国国内团结的威胁，明确提出应减少与欧洲的政治关联，避免对别的国家过于敌视或亲近，更不能站在外国立场上，让美国失去独立地位。这一演讲被认为是美国孤立主义的首个外交宣言，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华盛顿的告别演讲到门罗主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立政策，孤立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早期美国外交。孤立主义的起源和政策表现都与美国民族本土主义存在关联，本身就带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特点。美国的孤立主义与英国长期在欧洲奉行的“光荣孤立”政策一脉相承。二战结束后，美国取得霸权地位，开始积极介入和主导国际秩序，但孤立主义仍不时影响着美国外交发展。每当美国外交受挫、国内对其国际角色出现争议时，孤立主义就会浮出水面，推动美国从海外战场撤军、减少承担国际责任、收紧签证和移民政策等。
国家本土主义对美国军事和贸易政策传统的影响。国家本土主义不以文化、民族等社会群体划界，而把认同寄托于整个国家，对外国因素加以排斥。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所谓外国因素包括外国人和外国移民、外国商品和投资、外国思想文化、外国政治影响等。国家本土主义可以弥合文化和民族本土主义带来的内部张力，凝聚成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对多民族、多文化的美国非常重要。由于本土主义文化的影响，美国人爱国主义强烈，排外主义也尤其极端。在美国历史上，战争往往是凝聚国家认同最有效的催化剂，也是催生排外主义的温床。美国的爱国主义在独立战争中萌发，并立即成为美国凝聚多元移民群体的精神武器。在后来的美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不同民族、宗族和文化背景的美国人都为战争而奉献，弱化了社会内部移民排斥和种族歧视。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出现过反英、反德、反日、反苏的排外主义运动，其中就包括“麦卡锡主义”。由于战争往往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如果为国家打过仗，不管其种族如何，都可归为“我们”的一员。与其他民选文官统治的国家相比，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等最高级文官具有军事背景的比例也非常高。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对于武力荣誉的崇拜融入到了外交传统中，美国学者称之为“杰克逊主义”，即“崇尚荣誉、独立、勇气和军事自豪”。
除此之外，国家本土主义在美国早期外交中还表现出从贸易角度对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种重商主义传统也被称为“汉密尔顿主义”：“外国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对汉密尔顿主义制造商和银行家来说，允许外国与美国进行商品自由贸易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就不太清楚了”。美国立国之初就将对外贸易置于外交政策优先地位，贸易保护主义也被当作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从工业革命到大萧条的很长时间内，美国关税水平都居于高位。二战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美国本土主义势力仍然时常主张贸易保护。
总而言之，美国外交中的尚武和重商传统，都为扩大美国利益服务，代表了美国外交传统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深刻影响了美国外交风格。在历次战争前的社会动员中、国会关于贸易政策的讨论中，人们总能找到本土主义思想的踪影。爱国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尚武精神等都是美国外交中的政治现象，而本土主义则为这些现象赋予了思想支撑。如果说文化本土主义赋予了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特征，那么国家本土主义则给美国外交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理由。这种看似相反的结果背后，都归结到美国以“我”排“他”的本土主义思维。
本土主义对美国外交中的例外主义、孤立主义、重商尚武等多项传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本土主义思想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并非一家独大，其他价值观也在发挥着平衡作用。本土主义思想本身在美国历史上也几经兴衰。二战后，美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本土主义进入相对衰落时期，商业现实主义也无法适应新国际形势发展需要，美国国内出现了各类民权运动，社会平等和包容思想得到普及，文化多元主义取得优势地位。在对外政策中表现为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退潮，美国积极投入国际事务，构建新的国际制度，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主导者，同时反对殖民体系、支持民族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直到今天，美国社会依然包含开放、包容、多元因素，美国也仍是当前国际秩序的主要领导国家。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后，文化多元主义在美国国内遭到越发强烈的冲击，自由贸易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里根时代后逐步复兴的本土主义思想，正在冲破原有的“政治正确”，加速迈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当前美国本土主义上升的土壤
美国本土主义的上升，与共和党上台执政密切相关。特朗普被认为是当前美国本土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政治主张继承了共和党新保守主义、茶党运动的一些因素，又明显超越了共和党传统的政策边界。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以全面的本土主义主张吸引了共和党选民群体，横扫党内其他竞选人，并最终赢得总统大选。特朗普当选并非是选举过程中某些偶然因素造就的，它代表了美国本土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速上升的趋势，这主要和以下几个因素相关：
第一，美国大量中下层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落感。当前美国再次走到了意识形态转轨的十字路口。20 世纪 30 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后，民主党取得长期政治优势，推动大政府主义和多元主义发展，给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带来一次大转轨。里根时代开始，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反弹，意识形态再次转轨，“经济自由主义 宗教保守主义”成为美国过去 30 年的社会主流价值观。2008 年金融危机后，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在美国遭到空前质疑，标榜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精英在很多民众心中失去了道德信誉。奥巴马的政策代表了罗斯福新政思想的复活。同时，宗教保守主义遭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美国人口调查局报告显示，从 2015 年起，“千禧一代”(1981-1997 年出生)已经超越“婴儿潮一代”(1946-1964 年出生)，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群体。“千禧一代”是目前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也是宗教信仰最薄弱的一代。44% 的新一代年轻选民自认为是自由主义，仅有 28% 自认为是保守主义。在新的人口结构影响下，美国社会开始“左转”。未来，“千禧一代”群体的政治影响还会继续上升。无论是民主党推动的罗斯福新政思想的复活，还是保守宗教意识形态的“左转”，都让白人中下层的信仰支撑受到挑战，在心理上失落，在思想上迷茫。在这一时刻，特朗普以鲜明的个性特征毫不掩饰地宣扬民族、文化和国家各层次的本土主义主张，弥补了白人中下层的心理落差。在谁主导美国的问题上，特朗普的某些言论与 1855 年美国本土主义运动高潮时期的“美国人只能由美国人来统治”如出一辙，甚至更加强硬。对于处在迷茫和困顿中的白人中下层来说，这种强势姿态无疑会产生一定的精神鼓舞力量。特朗普对文化本土主义的继承和对民族本土主义的宣扬，既让他饱受质疑，又为他赢得了部分白人阶层的坚定支持。
第二，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对白人中下层的困扰。特朗普的本土主义不只是文化和民族性的，也是国家性的，尤其表现在“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的经济层面。特朗普政策中重商主义的复活，与美国白人中下层的经济诉求有关。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白人工薪阶层整体上没有大的经济忧虑，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白人工薪阶层也是世界工薪阶层中收入最高、最稳定的。里根时代以来，美国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白人中产阶级收入止步不前。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撕下了新自由主义的美好面纱，普通美国人在经济上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束了。奥巴马执政 8 年间，美国宏观经济缓慢复苏，但民众的经济忧虑仍然很强，盖勒普民调公司的“美国经济信心指数”始终在低位徘徊。在美国 2016 年大选中，共和党建制派和茶党候选人祭出里根式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未能说服在过去30 年失去经济地位的白人工薪阶层。而特朗普突破共和党传统经济思路，以“美国优先”为口号，打出贸易保护主义、政府扩大经济干预、促进美国国内投资和就业、减税等组合经济牌，融合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部分政策主张。而所谓“美国优先”，显然迎合的就是白人中下层的本土主义诉求。
此外，特朗普还明确把移民问题作为经济问题提出来。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本土工薪阶层饱受失业和工资水平降低影响，而奥巴马政府创造的就业机会又多被移民所享用。2007 年至 2014 年，美国雇主对合法和非法移民的雇佣量增长了 200 万，对本土美国人雇佣量下降了 146 万。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后，美国增长的所有就业岗位几乎都被移民所占去。此外，移民大量涌入使美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移民数量每增加 10%，美国平均工资水平就会下降 3%。因此，当特朗普高喊“移民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时，其简单的逻辑直接回应了白人中下层的经济需要。特朗普将两党经济主张与反移民政策打包进“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药方中，很容易得到白人工薪阶层或明或暗的支持。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对于处在经济困境中的中下层白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直接的安慰了。而这些国家本土主义的经济主张又加大了移民问题的矛盾，与民族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兴起汇合起来。
第三，国际格局变化的压力。美国本土主义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国内文化和经济的冲突，也反映了美国国力相对衰落过程中的整体国民心态。近年来，新兴国家快速崛起，西方国家政治影响力相对衰落，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反思自身制度问题，希望发起再工业化、新一代技术革命，采取社会福利政策调整、教育改革等举措，力图推动国内重大改革和创新，以保持国际领导地位。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客夸大来自新兴大国的竞争，强调俄罗斯和宗教极端主义等外部威胁，以期更有力地凝聚国内共识。在本土主义者眼中，正是“外来威胁”使美国每况愈下，破坏了原来美好的生活，使美国人饱受恐怖主义和刑事犯罪之苦。当特朗普指责“墨西哥政府将罪犯送到了美国”，并宣称要“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将 500 万非法移民遣返回国”时，这些话语取得了很多白人工薪阶层暗中的支持。中国在贸易中采取不公正手段和俄罗斯政治阴谋的故事也被媒体广泛传播。对美国中下层白人来说，外部世界越来越成为一种负面的背景，不少美国人认为是外部世界让美国变得不再安全、不再强大。他们需要爱国主义情感的鼓舞，也希望美国强大起来。这必须依靠美国国内变革，而这又可能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本土主义倾向迅速上升。
三、美国外交或将出现新特征
美国外交在历史上深受本土主义影响，近年来国内本土主义因素的上升，必然会给美国外交带来新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在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中有所体现。对此，我们不应仅仅视之为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也不宜武断地将之看作一时的政策波动。美国的思想、社会和经济状况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美国要在困境中求变革，本土主义将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未来一段时期，本土主义将和美国国内趋向于开放、包容和国际接触的力量持续碰撞、激荡，影响美国外交发展方向。在本土主义影响下，美国外交可能出现如下新特征：
第一是防御性单边主义。二战后，美国外交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党派特征。民主党政府常常通过多边主义实现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共和党政府常常以单边主义扩张美国的力量。总体来说，民主、共和两党在执政期间多多少少都较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利用国际制度，并支持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以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在本土主义影响下，美国外交正出现新的态势。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从国际组织退出、减少国际责任和承诺的趋势。有学者提出，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美国主要以其“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世界安全保障者和领导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张可能会改变这一状况。“特朗普认为 ， 当世界第一并不意味着要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重要的是输赢，要争取在谈判桌上做最聪明、最强硬的成功者。”“他的当选预示着出现一个只顾自己的美国，至于世界——让他们自己管好自己吧……这样的主张可能会使延续了几十年的世界秩序颠倒，也给美国的世界地位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还有学者将特朗普上任后的国际格局称作“特朗普秩序”，认为在气候变暖、世界安全等诸多全球议题上，特朗普的不作为将给世界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国外学者和媒体的这些评论在言语上也许夸张，但都指出了特朗普政府外交的单边主义趋势。除了远离民主党倡导的多边主义之外，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也从小布什时代的进攻性单边主义，向以防御性为主的单边主义转变。防御性单边主义以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内经济和安全利益为优先目标，不积极谋求塑造外部秩序。在经济政策上，为了最大化地实现本国利益，美国可能愈发倾向于摆脱多边机制束缚，利用自身相对力量优势开展灵活的双边谈判。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要求修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动向都体现了这一点。此外，美国也会单方面改变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内外收益分配，甚至利用威胁与舆论影响谈判局面。特朗普的大幅减税政策，扬言提高关税、对国内投资进行补贴等政策和主张，利用社交媒体搞“推特外交”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在安全问题上，必要的情况下美国也不排除单边使用武力。但美国单方面动武的门槛要比过去更高，如 20 世纪 90 年代出兵索马里、打响科索沃战争，或因未被证实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传闻打击伊拉克的进攻姿态，已不再符合“美国优先”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阶段的单边主义不但是防御性的，也是有限度的，美国不可能完全放弃多边领导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在从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导国家，向一个“正常国家”回摆。二战后，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普世主义和霸权主义压倒了民族主义；而衰退时期的美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一般民族国家的角色。
第二是经济功利主义。“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会加强经济因素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传统上，美国外交既有追逐经济利益的部分，也有较强的价值观色彩，两者共同为扩大美国利益服务。特朗普政权将经济收益作为外交政策重点，其他方面政策则为经济服务。这一方面与特朗普的商人思维有关，但更多反映了美国想要摆脱困境、实现国内优先的本土主义主张。相比之下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明显削弱。特朗普政权在外交中虽会提及意识形态问题，但不再把扩展民主作为优先目标，也不再简单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美国的对华、对俄甚至对朝政策，都呈现出更加现实主义的风格。美国的中东政策，也进一步远离“大中东民主计划”纲领，转而专注于安全、秩序和权力分配。这一重要变化背后的原因同样不能仅仅归于特朗普个人，还要看到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关系发生的变化。正如基辛格指出，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但这一信念偶尔才会成为外交政策。越是国内问题比较严重的时期，对外推广价值观的热情就越会降低。如 19 世纪早期大陆扩张中高涨的意识形态激情，就在美国内战之前出现退潮，因为当时正是美国国内种族冲突加剧、民族本土主义运动崛起的时期。而当前美国民族本土主义和国家本土主义再次兴起，内部矛盾激烈，对外意识形态扩张的失去了动力。当然，美国外交中仍然包含意识形态主张，但越来越可能将之作为利益交换和权力博弈的筹码。
第三是单向度的孤立主义。美国外交再次回到孤立主义的说法似乎过于夸张。以门罗主义为代表，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是对欧洲国际政治双向的疏离：欧洲不要插手新大陆事务，美国也不去卷入欧洲政治。今天的世界早已时转势移，美国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主导者，当前美国本土主义推动的外交主张，更接近一种单向的孤立主义：美国国内事务不受外部压力影响，但其有权自由干预国际秩序；美国减少外国商品进口，同时扩大其商品出口；美国限制移民涌入，但其军队、企业和人员在全世界仍须畅行无阻。进入美国的门关紧了，其通向世界的门却要更大地敞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防御性的单边主义、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单向度的孤立主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源于美国优先这样一种本土主义主张。这一政策在推行时会受到国际国内力量的制衡：这种单边自利的倾向无疑将在国际社会遭到相应反制，削弱美国的软实力和领导力；在美国国内也会遭到精英阶层一定程度的反对。但本土主义力量的上升是美国历史当前阶段的趋势，代表了美国中下层白人在困境中的选择，也是促使美国改革调整的一种力量。我们应当正视美国的本土主义兴起，更加客观地看待其外交变化。美国恐怕不会回到孤立主义状态，其国际主导地位也不会在短时间内骤然衰落，但美国外交会在多种力量的角力中加速变化，就像它在过去 200 多年里的不断变化一样。
四、结语
美国国内本土主义力量加速上升，也是美国可能走进又一个大变革时代的象征。而放眼全球，美国的现象并非孤立，世界的大变局正在加速酝酿。西方多个国家的外交都出现了要求脱离多边机制、减少国际责任、追求经济自利、淡化意识形态边界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超越于某场大选或公投的成败，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大国可能在多边国际机制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西方主流精英阶层疲于应对国内本土主义压力，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新兴大国的支持。冷战中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冲突思维进一步失去市场，中国提倡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可能得到更普遍的认同。同时，经济自利行为的盛行，也有可能增加国家间摩擦。但这种基于具体利益得失的摩擦，在很多方面是可谈判、可交换的，远比历史上基于意识形态对抗、领土和霸权争夺带来的冲突要缓和得多。在这些重要趋势之外，我们还需在理论上进一步重视国际关系社会基础的研究，国内社会的利益、思想和结构将会更多地被纳入到国家外交战略考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