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城故事|北京改革开放 40年骄傲与自豪
蓝天下的北京CBD ，傍晚灯火辉煌，流光溢彩。图/吴鲁萍
1984年进城的农民赶着毛驴通过建国门立交桥，那时的北京二环路机动车很少，更没有车型限制。图/郭建设
40年前的北京，二环里没有几幢像样的建筑，最高的安化楼也只有9层，老北京人说，那时候二环里才算市区，“出了二环就只有水坑、庄稼地、乡间小路，就是农村”。那时候物质匮乏，入冬之前人们就开始囤大白菜，窄窄的街道上，鲜有汽车。和如今气势如虹的长安街相比，当时大不相同。
如今40年过去，北京，正在成长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胡同-筒子楼-CBD
从小在北京东三环团结湖长大的“80后”余煊，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胡同里。在他的记忆里，团结湖曾经“就是一个大沟”。 电视在那时还很罕见，每天晚饭后的娱乐活动就是和胡同大院里的男女老少一起聊天。
1997年，北京白塔寺胡同风情，市民扛煤气罐回家。图/王文扬
那时候的北京，就是二环里。二环外，都是农村。1983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收入826元，余煊他爸在北京一家国营西服厂上班，每月工资100多元。一到冬天，囤大白菜是余煊家的固定事项。是大白菜好吃吗?是，也不是，物质匮乏是那时的常态。
1992年的时候，余煊家搬进了楼房，住得高看得远了，看北京的视野也更开阔了。当时的东三环远没有现在的高楼林立，周围都是玉米地和小河沟儿，到了夏天余煊就要去扎猛子游野泳避暑。一下雨，满地的泥泞。
2016年5月28日，高空俯瞰下的三里屯soho夜景。图/库李贺
不到1公里之外的三里屯，一直是个荒败的地方，到处是破旧的民房，像样的商业设施几乎没有。后来出现了脏街——夹在两侧民房的一条小路，当街的住户和半地下室都被改造成了铺面，有印度风情餐厅，有传奇的脏街面馆，有烤串DVD店，也有让青年男女尽情释放的酒吧夜店。
余煊经常去脏街租DVD，从动作片《第一滴血》到恐怖片《山村老尸》，还有《泰坦尼克号》，年轻的小伙儿对电影的所有向往都能在这里找到。不过后来余煊很少去了，因为老外越来越多，DVD的价格也越来越贵，不过对于老外来说这里盗版的DVD依然很便宜，而且那时候的DVD机都有“超强纠错“功能。
北京的变化越来越快，眼看着三里屯成为北京最具时尚感的城市地标，余煊的家也被圈进了北京CBD的核心区域，他有时甚至会有“这是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吗”的错觉，而陪伴他成长的脏乱和无序，终将成长为中国财富版图最重要的坐标。
从北京最高楼俯瞰下的国贸桥，车辆川流不息。图/腾讯大燕网杨浩东
余煊小时候家里旁边的农田，已经高楼林立。作为北京商务中心区，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区域，这里是众多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总部所在地，也是国内众多金融、保险、地产、网络等高端企业的所在地。最高楼中国尊，地上108层，高达528米。北京居民年收入，也从1983年的826元，增长到2017年的5.7万元，涨幅高达69倍。
妇女大会-奥运会
2014年11月21日，北京，新十六景之雁栖湖。图/乔健
市中心往东北方向50公里的怀柔，拥有65.4公里长城、星罗棋布的民俗村，长年以来只有一张“名片”——农家乐。1995年3月，中国承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决定在怀柔举办，那是怀柔将要承接的第一个重要国际活动，而留给怀柔的准备时间只剩下153天。
雁栖湖示范区管委会大型活动处处长周黎回忆，在这段时间里，怀柔新建了两个百亩公园，拆除970处破旧建筑物，改造了30多家有接待任务的宾馆和饭店，建成了雁栖环岛，打通了4.9公里的红螺路。
虽然世妇会的筹备时间很紧迫，但作为彼时联合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我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向世界成功展现了不可思议的“北京速度”。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北京市民挥舞国旗，分享申奥成功的喜悦。图/周可
时间来到2001年7月13日，当晚申奥成功的消息传来，北京40万群众涌向天安门狂欢。很多人至今还能清楚的记得自己当时激动的心情。
正是从那一天起，伴随着奥运筹办，北京踩下了提速发展的油门。
奥运筹备过程中，北京奥运会的整体投入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除了奥运会运营费用及场馆建设，90%左右的预算都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使得北京每天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北京城市绿化覆盖率由2000年的36%增加到了43%、人均公共绿地由2000年的9.66平方米提高到12.6平方米，而这一数字，与2018年中国人居绿地面积基本持平。
在奥运会期间服役的12个新建场馆如今也成为后奥运时代的宝贵“遗产”，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不仅继续服务着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也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对比空荡鲜有的汽车街道，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轨道交通通车里程达到200公里，建成新城区与城市中心区、城市与郊区之间的26条快速联络线，新建北京到奥运协办城市天津的双向8车道高速路和时速300公里的城际铁路投入运行，使北京形成了国际化大都市的现代化交通网络。奥运会促进了北京的城市建设，也促进北京的社会经济将向更加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迈进。
烟囱-动批-金融街
2018年5月30日，高炉、冷却塔、铁架、厂房……首钢的这些工业遗存正在被改造成为“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画面中左侧)，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四座场馆(画面中部)，以及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场地(四座冷却塔处)。画面近处为北京地铁S1线、阜石路，远处为建设中的长安街西延道路上的永定河特大桥“和力之门”。图/David Zhao
从1982年，北京修订城市总体规划时，不再提“工业基地”。1993年，北京城市定位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仍然保留。“当时完全是一个重工业型城市，在我国工业方面举足轻重，但这样的定位也背离了首都功能的要求。”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
直到2014年习近平考察北京提出“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这意味着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背后，北京再度面临着全新的城市格局重塑。曾经，北京工业占GDP比重高达64%，高耸的烟囱也曾是北京城市符号。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大城市病也显现出来。在新定位的指引下，北京开始大力疏解非首都功能，腾退一般制造业、区域性市场和区域性物流功能，加快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
北京的发展得益于其找到了符合自己的城市定位。”赵弘称。赵弘介绍，历史上，北京定位于工业城市，打造了很多工业集聚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务院多次要求北京不再发展污染产业，才有了“退二进三”，工业退出、三产进来， CBD、中关村这些新产业集聚区才迎风而起。
2015年3月20日，被称为“长安街上最后一根烟囱”的国华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全部关停。这个充满历史感的细节，是北京市产业改造升级的一个注脚。
2017年3月7日，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商户正在搬迁货物。图/腾讯大燕网杨浩东
2017年11月30日，“最后一天，一件不留”，“明天去燕郊了，全甩了”，这样的标语在市场内随处可见。“动批”曾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起源于一批路边服装摊位，历经30多年发展，聚集了12家市场，整个地区市场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摊位数达1.3万个，日均客流量曾可达6—7万人。
东鼎市场是“动批”最后关停的一处营业场所。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在东鼎市场的大门贴上封条， “动批”正式告别北京。
当“摊大饼”的速度赶不上人口扩张速度时，城市便会出现资源紧张的状况。“过去我们没有把城市功能分散化，形成完备的都市圈结构。按照单中心、摊大饼式的发展，在中心区集聚了太多人口资源，北京整体承载能力也受到挑战。”赵弘说。而动批的繁荣和疏解，都是随着城市发展不同阶段，必须做出的选择。
也许那些被疏散的人们不会想到，在他们曾经经营了多年服装生意的区域，未来将成为金融街核心区域与中关村科学城的连接地带，打造示范区将进一步拓展金融街的发展空间，培育战略性新兴金融业态。
电脑城-创业谷
中关村西区如今已经从曾经的“电子一条街”变身成为多栋造型各异的现代大厦耸立的多元化商务核心区。图/秦颖
几十年前的中关村还是一片荒凉的坟场，埋葬着清朝的众多“中官”。自从解放后中国科学院在此选址建设，中关村开始成为中国的“硅谷”，这里不仅仅诞生了一批创业大佬，也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
20世纪90年代，笔记本电脑售价动则一两万元，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价格低廉的组装机，成为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学生的首选。中关村无数个销售电脑和电子器件的小公司也火得一塌糊涂。
十年前的中关村，太平洋电脑城、鼎好一期、鼎好二期人头攒动。程辉介绍，那时候电脑城里有无数个公司，十几个人的公司数不尽数。十个人左右的公司老板一年能挣100万，一般的销售月收入也在5000左右，收入高于当时的白领。
程辉是其中的“普通”创业者，2005年，24岁的程辉投入到中关村创业的狂潮。“最开始是从最底层做起，在电脑城门口拉生意，问人家攒不攒电脑，然后把人家拉到店面，就有专人推荐各种配置。”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程辉就独立开店了。“2007年、2008年的时候就是最火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所有人都用电脑。学生学习买电脑，打游戏的买电脑，然后自己开公司的也买电脑。一天怎么也能攒十几台，一个月就能攒几百台。我们这都听说过，曾有人拉了个大单，一单就卖了几百万，提成二三十万。”2011年，在中关村攒了6年电脑的程辉，在回龙观买了一套期房，正式留在了北京。
程辉介绍，中关村的风光持续到差不多2011年，随着京东、淘宝崛起，中关村的电脑销售明显走下坡路，陆续有小企业撤出中关村。现在的中关村已经见不到太平洋、中关村E世界等商场。
如今，中关村已经是全新的模样，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众多创业项目、人才、资金、孵化器在此高密度聚集，车库咖啡、3W咖啡、联想之星、36氪、创业黑马等45家各类创业服务机构星罗棋布。近三年来，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了30多家大企业、50多所高校、200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等各类合作方，探索模式创新和服务升级，打造各具特色的创新创业服务，总融资额近100亿元。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关村仍然将继续引领北京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而矗立着的标志性的生命雕塑也将继续指引着科技研究的方向和高度，生生不息……
北京-雄安
2017年4月15日，航拍下的雄安新区大王镇风光，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图/马文晓
2017年4月1日，河北雄安新区横空出世。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提出，雄安新区要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重点承接的是著名高校在新区设立分校、分院、研究生院等，承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创新平台、创新中心等。
与此同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专设章节，对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作出说明：建立与雄安新区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支持在京资源向雄安新区转移疏解，积极引导中关村企业参与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在雄安新区合作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
就在北京新的规划出台后不久，雄安新区就发布消息称，首批获批在雄安新区设立的主要来自前沿信息技术、现代金融服务、高端技术研究、绿色生态、其他高端服务等共计48家企业，中央企业19家，民营企业21家。其中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金融、奇虎360、深圳光启、国开投、中国电信、中国人保等企业。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京内多所高校纷纷表示，已开始对接雄安新区。引入京城优质高校资源，将为雄安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
北京城市新总规随之首次提出了“减量发展”理念。北京市规划国土委(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总规划师施卫良说，新总规改变了以往聚集资源谋发展的思维定式，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坚持疏解功能谋发展，实现城市功能和布局的优化。
“包括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这些重大部署，在思路上跳出了单中心、摊大饼模式。”赵弘说。
未来的北京，将在轻装上阵的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新京报、腾讯大燕网联合出品
文字采写：吴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