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奇帆谈融资难：金融机构不努力？地方政府不积极？

CFIC导读：

在黄奇帆看来，我国小微企业融资存在两个体制性障碍；为破解小微企业困境，他给出了五点建议。

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2018小企业大梦想高峰论坛暨第六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 ”19日在北京开幕。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出席并以“以产业链、供应链、全场景融资服务为抓手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为题发表了演讲。

黄奇帆指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同角度能得出不同原因和结论。比如，是金融机构不够努力？还是地方政府不够积极？抑或是小微企业散杂小、信用等级不强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其实，这些都不是核心因素。

在其看来，我国小微企业融资存在两个体制性障碍：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体系特别是股权融资渠道太薄弱。另一方面，近十来年，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而释放出来的一大批小贷、租赁、保理、担保、互联网小贷公司以及私募、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的理念和约束还不太够，所从事的业务，大量的进入影子银行自我循环的圈内业务。

为破解小微企业困境，黄奇帆给出了五点建议：一、商业银行要发挥大企业主办行或大产业链主办行的融资功能。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围绕供应链融资。三、在强化互联网金融企业监管的同时鼓励他们形成全场景融资服务体系。四、重视建立“三农”普惠金融融资担保体系。五、予以财政金融等政策性融资扶持。

以下为演讲实录：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围绕今天论坛的主题，我就如何解决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谈几点看法。

众所周知，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近年来，各国政府无不在推动大企业发展的同时，特别高度重视小企业发展。就中国而言，小微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80%左右的就业和50%以上的税收。可见，小微企业对有效抵御外部经济风险，激活内部经济需求，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已成为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源泉。

发展小微企业，其政策支持与大型企业有显著差异。对大企业而言，由于有比较良好的资本信用和竞争实力，融资能力一般都比较好，融资成本也相对较低，在政策诉求方面，更多的追求准入前国民待遇、同等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市场门槛平等就行。对小微企业而言，更需要的是投融资体制机制保障，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过去10多年，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先后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以推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在全国启动推广了普惠金融政策，除了要求各大商业银行建立普惠金融部，扶持小微企业融资贷款外，还发展了一大批小贷、保理、担保、租赁、互联网金融企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细分市场、分门别类地助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但是，从实践效果看，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未得到解决，仍然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此，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强调“要改善金融服务，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总之，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加快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当前改革发展的重要工作。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同角度能得出不同原因和结论。比如，是金融机构不够努力？还是地方政府不够积极？抑或是小微企业散杂小、信用等级不强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其实，这些都不是核心因素。大家知道，凡是长周期、大面积、反复出现的问题，往往是体制机制性问题，而不是工作群体主观能动性的道德、责任问题。总体上看，小微企业融资存在两个体制性障碍：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体系特别是股权融资渠道太薄弱。2017年，我国新增全社会融资90%左右是债权，股权融资只占不到10%。大家都知道，股权融资体系最大的服务对象就是小微企业、创新企业。小微企业短缺的首先是资本金，最需要的是资本金注入。一个社会如果股权融资比重高，最先受惠的就是小微企业，与之相反，如果股权融资比重低，小微企业在股权市场就很难融到资，在债权、贷款市场更难融到资，因为在这些市场上，主要靠的是信用，信用更高的大中型企业往往挤占了80%左右的融资，给小微企业留下的融资空间太少，造成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试想，当大银行每年的融资额度能轻松的大笔的贷款给信用好、工作成本低的大企业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费工夫、高成本的为小微企业融资呢？另一方面，这十来年，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而释放出来的一大批小贷、租赁、保理、担保、互联网小贷公司以及私募、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的理念和约束还不太够，所从事的业务，大量的进入影子银行自我循环的圈内业务。这些年，银行表外业务、理财业务的资金进入影子银行圈的资金高达30万亿元左右，这些钱成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钱虽然不少，但大多没进入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体系，而是通过通道业务收通道费、嵌套业务搞抽屉协议以及高息揽储、高息放贷、资金池错配转化为房地产开发融资，转化为老百姓买房的首付贷融资，转化为消费贷、校园贷融资，致使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融资受到挤压，更加难上加难、贵上加贵。因此，推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就小微企业谈小微企业，而要从宏观经济的融资结构、融资体制考虑问题，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

从普惠金融的具体操作上看，这十多年，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新生长出来的小贷、担保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打麻雀、打散弹，缺少产业链金融的系统推进和覆盖。推动普惠金融，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关键是要突出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金融服务概念。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小贷、保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或是互联网金融企业，都要围绕二、三产业各行各业的产业链形成金融服务体系；要与时俱进顺应“互联网+”要求，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打造数字化普惠金融体系，通过挖掘客户交易、结算、征信、资产、行为等各维度数据，挖掘不同类型客户金融需求，践行数据有价值、信用可变现、融资高效率理念，不断改变普惠金融服务，建设全场景融资服务。具体而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

一、商业银行要发挥大企业主办行或大产业链主办行的融资功能。除继续推动各商业银行以小微企业部、普惠金融部为中心搭建普惠金融总行、分行、支行多层次、垂直化组织架构体系，积极发展小微企业贷款外，商业银行要借鉴日本三菱、三井住友银行等经验，着力发挥在资金、成本、金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构造主办行模式，打造全产业链融资模式。要借助服务大型客户较多的优势，精准解决痛点，与产业链核心企业加强合作，将交易信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贯通供应商、经销商和终端个人客户的融资需求，为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提供门槛更低、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服务。

特别要注意的是，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传统的行业互保捆绑式金融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有三个：一是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是上中下游垂直的供应链企业为服务对象，而不是以生产同类项企业、同类产品的行业捆绑；二是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主要以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资本信用和供应链的预付账款、存货、应收账款质押信用“量体裁衣”，而不是互担互保、抱团担保、捆绑担保，结果往往掩盖问题、一死俱死；三是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主要是市场化的资源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行政性、主观性的方式配置资源。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围绕供应链融资。供应链金融的本质是按照供应链的交易特点，将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提供灵活运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融资模式。一方面，通过将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企业，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龙头企业、核心企业战略合作的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销行为，增强其商业信用，促进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协同关系，从而提升供应链的竞争能力。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供应链融资，既可以是独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依托大企业、龙头企业、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搞产业链金融，也可以是大企业自己设立的小贷、信托、保理机构为自己的上下游配套小微企业服务，还可以由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大企业联盟约定、定向专项服务。无论哪一种方式，供应链融资都是通过应收账款融资、未来货权融资、存货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风险比较小，收益比较有保障。

大企业集团搞保理公司、小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举措的当的话，往往有“一举三得”效果：一是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增强凝聚力，增强产业链的稳定性，使供应链上收款付款制度更规范化；二是可以利用金融企业牌照和产品特点切入ABS、同业拆借市场，合理的用好市场资源；三是金融机构自身赚钱效益不菲。实体企业集团搞金融，应是围绕主业，企业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比如，对集团内部资金调度有直接作用的财务公司就能发挥内部资金池管理功能；又如，保理公司、小贷公司发挥的是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功能。总之，不能脱实就虚、不务正业去搞些与主业毫无关系的金融企业。

三、在强化互联网金融企业监管的同时鼓励他们形成全场景融资服务体系。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但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属性。近年来，P2P网络借贷由于没有资金第三方存管、没有抵押物、没有投资项目与投资者一一对应，坏账、跑路的不少，很容易变成利用互联网搞网上的乱集资、乱放高利贷并陷入庞氏骗局的陷阱，必须予以制止。当然，对互联网金融中不违背金融运行本质的网络小贷、消费金融、支付结算等，理应给予支持发展。这类小贷的规范发展，关键做到四点：一是不能高息揽储、乱集资，主要是用自己的资本金在1：2.3—1：3杠杆比范围内放贷。二是不能违规放高利贷，如果放贷利息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以上，就变成了放高利贷的机构，违背了普惠金融机构基本宗旨和良心，拿着银行的钱自己从中剥皮，“空麻袋背米”。三是放贷对象是产业链、生态链上的关联企业、用户，不能是无关联、无信用、无约束、无场景的散户客户，致使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四是不能“无照驾驶”，必须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牌照，接受监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

符合监管要求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要与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电商平台、数据公司有效对接，贯通目标客户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形成场景融资服务新模式；要强化线上线下立体化服务网络，发挥线下网点多、线上平台便捷的优势，将普惠金融服务向县城、乡镇延伸，根本上要从产业链、供应链、生态链、全场景的为小微企业、实体企业、城镇人群提供融资服务，这样既能做好服务、拓展业务，也能由于信息、数据充分减少坏账。

四、重视建立“三农”普惠金融融资担保体系。我国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除了表现为对二三产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融资失衡之外，突出表现在涉农贷款比重严重不足。农业与农民融资有三难：一是涉农贷款落地难，二是形成有效贷款需求难，三是抵押融资产权不明确，致使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总额的比重仅为5%和1%左右。为此，要加强“三农”融资特别是金融扶贫工作，除了要推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围绕宗旨积极开展“三农”融资工作外，还要解决好涉农融资和农户融资的抵押担保信用体系化。首先要深化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改革，建立统一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信息系统和产权流转市场，帮助农民通过可计价、可变现的有效资产入股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推动农村产权、抵押、登记、融资、租赁、风险补偿、资产处置的一体化经营。说一千道一万，这方面改革的关键是按中央要求，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做好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的“三权分离”改革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再建立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国家可以设立扶贫融资担保基金，各个省区市可以建立伞形担保体系。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会产生坏账，但比例不会高，大体在1%—3%以内，这个坏账，可以由政策性担保公司承担1/3，银行利用提取的1%的坏账准备金承担1/3，农民作为业主也可以承担1/3，这样各方都能够承受。

五、予以财政金融等政策性融资扶持。比如，可以加强金融财政政策联动，建立小微企业特别是涉农贷款、保险、担保的贴息贴费和风险补偿机制，推出小额支农贷款的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又如，可以加强对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服务三农的考核，强化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意识。再如，在合理区间为小微企业贷款予以加杠杆的产品创新，支持有条件的小微企业贷款发展规模不得超过底层资产4—5倍的ABS业务。还如，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倡导性、政策性、开发性的保本微利优势，用好用足国家对“三农”、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下浮10%—15%、期限相对较长的政策，加大对工商产业重点扶持领域的支持力度。

总之，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方面要在宏观上转变每年新增融资债权比重过高的问题，加强资管业务、理财业务的监管和调控，解决好非银行金融机构脱实就虚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微观运行中，要通过产业链金融体系促进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扩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降低小微企业贷款成本，有效控制小微企业融资风险，形成小微企业贷款的商业性、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要通过农村土地“三权分离”机制建立农户贷款的担保体系，形成普惠金融对“三农”的覆盖；要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的互联网背景下金融科技发展，推动形成支持惠普金融发展的新格局和蓬勃态势。

本文来源：新浪财经

延伸阅读一

黄奇帆为企业家敲警钟：想摆脱危机，这事绝不能掉以轻心

6月28日，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于上海并购博物馆发表了关于重组的主题演讲。

演讲中黄奇帆对重组的内涵、目的、方法及注意事项等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回答，并深入探讨了重组对于企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同时，就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债务及东北振兴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黄奇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黄奇帆认为重组是一个广泛适用的概念，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以重组的。

以下为演讲精编，文章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的主题是讲并购，讲资产重组、资产并购。

在工作过程中，在企业和地方发展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瓶颈乃至危机。如果运用重组的思维方法，逢凶化吉、摆脱困境，那无疑是一大幸事。

人生和事业在不断重组，不断解决难题之间跌宕起伏，就会化育成生命的乐章，奏响重组的旋律。可以从中深刻领悟到重组的妙趣与真谛。

重组的真谛是资源优化配置，重组的妙趣在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重组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凝结着智慧的结晶、思维的张力和经验的积累，是管理者心路历程中最愉悦的篇章。

1.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重组”二字真是奇妙。“千里为重”，意指空间的转换和历史的邃远；“组”，“糸”旁指“丝绳”，“且”部为“加力”，寓意抓住主干，理清乱麻。

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是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发挥聪明才智，抓住问题主线，对事物构成要素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形成最优解决方案。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其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

站在这样的哲学高度理解重组，就是通过改变事物的联系方式和运作条件，使其内部结构优化，进而使运动的方式、运动的轨迹朝着理想

无论是词源学考证，还是哲学辩证思考，都告诉我们，重组是一个广泛适用的概念，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以重组的。

深化改革需要重组。所谓改革，就抓住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牛鼻子”，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方式来提升综合效率。

实际上，改革就是重组，重组也是一种改革，改革与重组异曲同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概念。

我们处在一个深刻转型的时代，原有体制弊端尚未根除，新生市场机制有待发育，如何破解长周期、大面积、反复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如何依托现有条件，着力解决现实的问题，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重组的思维和办法，通过边界条件的调整变化，使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支“看的见的手”协调配合、相得益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重组。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本质上都是通过经济要素、创新驱动、资产结构、股权结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经营运作，促进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

这里面包含诸多重组操作，包括资产重组、组织重组、管理重组、资源重组、要素重组、权利重组等等。其目的，都是通过重组达到“1+1>2”或“5-2>3”的效果。

可以说，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都会涉及到重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不可以重组。

重组的道路千万条，重组的方式千万种，但困难面前，如何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迅速找到最合适的重组路径，从而实现问题的解决、发展的突破呢？这就需要把握重组的一般规律，明白重组的目的、条件、方法和注意事项。

2.重组的五种目的

一个企业负责人或者政府官员日常需要处理的事项中，绝大部分用常规方法就可以处理，不需要重组。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想重组，为了重组而重组，那是自寻烦恼。重组历来是问题导向的，是有明确目的的。一般在五种情况下，要启动重组思维：

一是实现超常规发展，需要重组思维。企业要想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获取战略机会，地方要想加快发展、弯道超车，一般的方法往往是不行的，这时候需要转换思路，考虑重组的方法来推动。

二是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有创新的重组思维。一些问题由来已久，长周期存在，你的前任、前任的前任都没有解决，一定是在传统的坐标体系内无解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用重组的办法解决它。

三是解决广泛存在的问题，要有独特的重组思维。因为既然是一个普遍问题，甲想解决，乙也想解决，大家都想解决，但又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就说明常规的办法解决不了，应该创新重组。

四是遇上爆发性、危机性、冲撞性的尖锐问题时，也需要重组思维。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新时期、新形势、新条件下谋求新的突破，延续并不断增强竞争力，就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尤其是金融危机之时，常规的办法一般不大管用，必须用重组来摆脱危机，用重组来抓住机遇。

五是全球化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需要有重组的思维。经济全球化使资源配置的范围超越了国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要素的最佳组合和资源的最优利用。

一个地方要想分享全球化红利，就必须运用重组的思维，在全球化范围内对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化发展。

3.推进重组的五种方法

遇上了上述五种问题你怎么去解决呢？重组的手段、方法，从哲学意义上或者方法论意义上有哪几类方法呢？大体有五种：

第一个边界条件法。调整边界，调整你工作的环境、边界。毛主席说过，事物一切都是矛盾的一种运动，任何一种矛盾有内因和外因。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起转化的作用。

一切的矛盾都因为外因条件的变化带动了内因的调整，内因随着外因而变化，最后使矛盾这种运动转为那种运动，这就是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则。

在这个意义上，你这个公司也罢，单位也罢，你要解决的某个事项也罢，它在某种边界条件下它是这么样的运动。当你把边界条件一改变，那么很重要的经济结构也好，企业运行状态也好，都会变化。

我们现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当你把供给侧的边界条件、供给条件调整变化了，经济运营的质量、效益和结构也会变化。

比如说“三去一降一补”里面有一个“降”，降什么？降成本，降成本降哪个成本？降物流成本、税费成本、融资利息成本、劳动力供应的成本，还有降各种资源要素的成本。当你把这五种成本都降低了，那整个经济结构就会变，运行质量和效益都会提高。

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行的，调整边界条件往往能改变企业的运营环境，实现优劣的转化。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市场情况下，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各种要素的利用效率，取得更大的收益。

包括企业上市，垃圾股重组，各种大小集团合并强强联合，或者优势企业与弱势企业的合并，这不是为合并而合并，而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资源优化重组，很重要的是要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参与配置资源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好处，实现多赢。

第三，利益分配法。简单的讲，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过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来进行重组，提高效率。利益蛋糕本来是这么分配的，现在为了局面和新目的，把这个蛋糕重新划分后形成分配格局，从而实现资源重新整合，化解一定的矛盾，解决一定的问题。

第四，机制变革法。就是对企业内部或者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不仅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同样需要内部体制机制的优化。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事业单位改制等都属于这一类重组。

第五，管理措施调整法。比如对不适应工作要求的管理层进行调整，启用懂市场、会管理、善经营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或者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企业高效规范运营。

现代招商引资也好，收购兼并也好，或者产业结构调整也好，要有重组的思维，要有资源配置的思维，要站在顶层进行设计。

设计了让对方、合作方和自己能够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家大欢喜，这个时候与其说招他的商，也可以说他在利用你的条件，大家互相合作，合作两赢。

4.重组的五个注意事项

不管遇到哪种情况，也不管用什么方法进行重组，都要把握五个要点：

其一，不能把重组搞成群众运动。一定要明白，重组是领导者的事情，不是群众运动。重组是有一定权利、资源、资金、实力的领导人之间相互默契的行动。

你的企业去收购另一个企业，一定是你这个企业的领导跟那个企业领导讨论，资源优化配置一定是有权利的人做的决策。

其二，重组要讲时机、讲机遇。可能这个时点重组能够成功，而且成本低。那个时点重组虽然也能成功，但是成本可能提高一倍。再换一个时点重组，同样的方法，没准就失败了。所以要择机而行，果断处置。

其三，重组一定要尽可能照应方方面面的利益，重组的各方应该是多赢的。在讨论ST重组时，我谈过一个“四边形法则”。

简单讲，ST企业的重组一定涉及四类主体：

一是把企业搞的一塌糊涂的原大股东；

二是新的战略投资者、新的大股东，或者说战略重组方；

三是散户股民；

四是ST公司的债权人。这四个方面要利益互补，四方共赢。

不能把全部坏账叫战略投资者背，否则人家就不愿重组了；不能赖账，让银行消化，那银行不会干；也不能欺负股民，影响社会稳定。

当然也不能让原来的大股东净身出户，股权受冲击。这里面，有各个方面积极性的调动问题，要义在以“多赢”为行为准则。

其四，重组必须是在阳光下作业，合乎法律，合乎市场规则，合乎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变成几个有权利的人搞阴谋诡计，然后赚了一把钱，把社会给坑了，利己害人，这是行不通的。

其五，重组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你有三元钱的资本，可以杠杆三倍做九到十元钱的重组，但若拿出全部老本，1:10的高杠杆、高负债去做一件事，就得不偿失了。

很容易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把你拖到另一个问题中去。甚至陷入到意想不到的债务危机中，这个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应该冷静再冷静，审时度势。

5.重组者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素质

如何熟练掌握并运用这个重组法则呢？我的体会，一个好的重组推动者，要有五个方面的素质：

一是善于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一个好的重组者，一定要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素养，知晓我们身处这个世界各种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

还要受过案例的训练，而不是死记硬背，重组是不能有框框的，根据遇到的问题来想措施，想方法，想哪个方法最好，想有没有后遗症。如果有后遗症，用什么措施来预防？有时很可能和其他案例异曲同工，但是正如苏格拉底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二是善于化繁为简。古人说：“大道至简”。把复杂的问题切割成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一个个地解决，解决以后，叠加起来又互为前提。最后，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但是简单化并不是去违反游戏规则。比如我们谈到银行重组的案例，如果把银行资本金充足问题跟不良资产问题搅在一起，把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搅在一起，就会理不清，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

因为不良资产不处理，资本金算不清，战略投资者也不会来。但如果资本金不到位去处理不良资产也很难，因为资本金到位后，银行存贷规模可以扩大，100亿做成200亿，同样30亿不良资产在100亿里占30%，在200亿里占15%，银行的信用状况就出现了优化。

所以资本金充足是使银行可以合规合法做大做强的基础，但不良债务的处理又是资本金补充，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前提和条件。

由此看，重组要善于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几个简单问题，这几个简单问题是一个不能分割、互为前提的整体，每个简单问题都要用有力的措施去实施到位，最后组装起来，就把复杂的问题解决了。

有些重组不成功，往往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或者把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三是运用国家各类政策。重组必须善于把国家各类政策、各类金融工具用足、用好、用活。也就是说，必须把国家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根据实际情况用到恰到好处。

这些游戏规则就像万花筒。这个案例这样转，那个案例那样转，每转一次就是一个不同的图案。其实，原理差不多，区别在组合的方法不同。

比如股权分置改革，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政策有十几条，实际操作中，我们不能把股改跟这十几条政策完全脱开，就股改论股改，那是不容易的。

反之，如果股改前后国家许可的资本市场各种制度，方法和工具弄清楚，想想当时当刻的股改状况，再提出合理的操作方案，就会使股改得到三个好的预期：

一是股改后上市公司的发展肯定要好于股改前。

二是股改后的总市值绝不会低于股改前的总市值。

三是企业业务、管理更有前景

如果股改方案给人的感觉是有这三个好的预期，那就是成功的。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和股改方案中各种政策工具是否用足、用好有关。

四是善于用身边的条件、资源。重组要从身边做起。任何一种重组，都是基于问题的解决，困难的解决。你的身边往往就有现存的各种资源、信息和关键因素。

就看你是不是慧眼独具，能否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而通过事物发展边界条件的调整，抓住关键环节，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

重组这件事，不靠天、不靠地、不靠外力、不靠运气，靠的是管理者系统的思维、正确的判断、有效的决策，因为重组的资源要素就在管理者身边。

五是善于在重组中把握底线思维不留后遗症。

要防止在重组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要防止在重组中把现在的问题推向未来，现在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却又引发了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更严重的危机；要防止在重组中以邻为壑的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

用重组、整合的心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碰到难题、解决难题后，你常常就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重组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已经把中央许可的政策、法律限制的问题、手中可以操作的杠杆资源、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条件，都放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框，在这个框里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任意地组合，但是“随心所欲不逾矩”。

到了这一步，组合出来的方案，就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和认同。

以上就是我的重组心得，概括起来一句话，重组的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重组的奥义在于“随心所欲不逾矩”，在于“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企业家而言，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运筹财富，摆脱危机的本事；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本文来源：正和岛、中国金融博物馆（ID：zgjrbwg_tj）

延伸阅读二

黄奇帆：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论坛上的演讲

演讲者/黄奇帆（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结合今天论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主题，我围绕宏观经济去杠杆和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防范两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宏观经济去杠杆

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中国经济去杠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去杠杆、防风险的工作作为今年三大关键性的重点任务之一，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目前，我国的宏观杠杆率确实比较高，具体有四个指标可以衡量：

一是M2。2017年，中国M2已经达到170万亿元，我国GDP是82万亿，占比已经达到2.1：1。相比而言，美国的M2跟GDP比是0.9:1，现在M2大约是18万亿美元。所以，我们这个指标显然是非常非常地高。

二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05年，我国金融GDP比重只有4%，之后迅速上升，2016年年底是8.4%，去年底是7.9%，今年1-5月份还是在7.8%左右。从全球看，全球金融增加值占GDP的4%左右。我国这一比重，已超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在西方，金融业比重过高往往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比如，日本1990年达到高点6.9%，随后经济危机爆发，资产负债表衰退，步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2001年达到高点7.7%，之后互联网泡沫破灭，2006年达到7.6%，之后次贷危机发生。

三是宏观经济杠杆率。去年，包括政府的债务，居民的债务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加在一起差不多是GDP的250%，在世界上处在较高的位置。在这三大部分的债务杠杆之中，去年底政府的总债务是37万亿人民币左右，占GDP的47%左右。居民的债务，过去几年增长的比较快，目前占GDP比重是45%左右。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这个债务占GDP的160%左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目前，美国也是250%，日本有350%，英国也比较高，意大利等欧盟国家中财政比较差的国家也异常的高。即使这样，我国也排在世界前列。

四是全社会新增融资中的债务率。每年的全社会新增融资量，在十年前是五六万亿元，五年前是10-12万亿元，去年全社会新增的融资18万亿元。在新增融资中，股权性质只占总的融资量的10%，90%是债权。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每年新增的融资总是90%是债权，10%是股权的话，10年后我国的债务肯定不是缩小，只会越来越高。

从这四个指标来看，中央提出宏观经济去杠杆、防风险，不是无的放矢，是抓住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要害。纵观过去全球100年各西方主要国家去杠杆的经验和教训，去杠杆主要有三种方法：

一是过度紧缩型的去杠杆。这是非常糟糕的去杠杆，去杠杆当然会带来金融紧缩，但措施不当，金融过度紧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箫条、企业倒闭、金融坏账、经济崩盘等局面。

二是严重通胀型去杠杆。通货膨胀也能去杠杆。通过加货币去杠杆，坏账通过发货币稀释掉了，这种通货膨胀把坏账转嫁给居民，如果过于严重，会带来剧烈的经济危机、社会振荡。

三是良性的去杠杆。虽然经济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是还是健康地向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调整趋好，既降低了宏观经济的高杠杆，又避免了经济萧条，保持了经济平稳发展。良性的宏观经济去杠杆，要从宏观上形成去杠杆的目标体系和结构。假如，我国国民经济宏观杠杆目标下降50个点，杠杆率维持在200%左右比较合理。那么，财政、居民和企业三方面是平均降，还是突出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这一块？要害是把企业160%的负债率降三五十个点到100%-120%。

这是一个定量定性的宏观目标，操作上既不能一刀切地想两三年解决，这容易造成糟糕型的通缩去杠杆，也不能用一种办法孤注一掷，应该多元化去杠杆。从宏观上看，至少可以用五种办法一起着力：

一是核销破产。如果现在130万亿企业债务中有5%是必须破产关闭的企业造成的，那就该有6万多亿的坏账核销。这对企业来说是破产关闭，对银行来说是坏账核销，宏观上说是债务减免。

二是收购重组。这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没有破产，但是会有一些债务豁免。比如，2000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实施了1.3万亿元的债转股、债务剥离，当时的债转股重组中，对活下来的企业约减免了五千多亿的债务。如果现在我国130万亿企业债务有10%需要通过债转股收购兼并等资产管理手段重组的，那也会有6万多亿元债务减免。

三是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如果全社会融资中股权融资比例提高到50%，那么一年就增加8万亿、10万亿的股权，这样企业债务三五年相当于会减少三四十万亿，一年十万亿的话，五年就有五十万亿，三年里面就是三十万亿。

四是调整物价指数。通货膨胀是客观存在的，就算每年保持2%-3%的增长，五年也有10个点的债务会被稀释掉。如果完全变成紧缩，那么资金链会出问题的。

五是平稳调控M2增长率。每年M2增长率应该约等于当年GDP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如果GDP是6.5%，通货膨胀率2.5%，加在一起是9%，再加一个平减系数。在通胀时期平减系数逆周期调控减1个点，通缩时期加1个点。总之，这一方面要平稳，既不能像前几年15%、16%的增长率，也不能为去杠杆骤然把增长率降到5%、6%。

第二，关于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防范和去杠杆

一般来说，金融企业的创新可分为三类，

一是因经济发展需要、围绕实体经济的问题导向而出现的业务模式创新，比如近几年因互联网发展而出现并纳入监管部门牌照管理的第三方支付、网信银行、消费金融等业务模式；

二是因技术进步、金融科技发展而形成的服务方式创新，比如手机上大量使用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方式创新；

三是为追求利润、提高杠杆而进行的金融产品创新。在金融监管中，最需要防范的就是金融产品创新这一方面，因为金融产品创新往往是通过多种金融产品和工具叠加，抬高杠杆，以获取丰厚利润的代名词。

银行、信托、保险等各类金融企业按牌照功能各管各的与企业做业务是一种常规，但是如果一个金融企业将多种牌照的通道业务叠加、嵌套成一个出口与企业形成融资、投资的接口关系，往往就是产品创新。通常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影子银行的资管业务包含着大量的这类产品创新。影子银行的基本运行方式就是从短期的资金市场获得融资，然后投资到期限较长、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中。商业银行的资金通过表外理财业务或同业拆借市场转移到影子银行，成为这些金融产品的基础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影子银行的高杠杆性放大了金融风险、不透明性产生了金融风险、与商业银行的关联性传递了金融风险。因此，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业特别是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影子银行、资管业务是相伴相生的关系，但任何金融工具的使用都需要把握一个“度”。

从横向看，我国形成了银行、债券、保险、小贷、保理、担保以及私募股权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基金等十七八个金融品种、业务、牌照。

从纵向看，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设计的任何金融产品在吸收资金和投放资金时往往采用高息揽储、刚性兑付、资金池、期限错配、多通道叠加、多抽屉协议嵌套“六种组合器”，比如为了吸引资金而大量使用高息理财和高息揽储的高回报诱惑、为了增加信用给与投资者刚性兑付的印象、为了沉淀资金建立资金池等、为了提高资金投放效益则大量使用期限错配、多抽屉嵌套、多通道叠加等手段，这六种手段事实上会使金融系统杠杆累积、透明度降低，在顺周期时产品效益大幅叠加增长，在逆周期时产品亏损也是大幅叠加增长。总之，在影子银行的理财业务、资管业务开展过程中，横坐标上武器库中有“十八般武器”，纵坐标上连接工具有“六种组合器”。当“十八般武器”与“六种组合器”以不同的组合形式结合在一起，就是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如果组合得好，信用、杠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边界内，既表现为合理的杠杆比，又表现为有信用，那就是成功的创新。如果组合的不好，就是伪创新、乱创新。在金融实践中，主要有几类情况要防范：

第一种，高息理财、揽储和刚性兑付。比如万能险是一种理财性质的保险品种，利息一般比同期存款利息高50%左右，高息理财是它的基本逻辑。因为有较高的利息、较高的回报率，大家才会来投。但没有刚性兑付的高利息、高收益是无法吸引人的，如果资金给了你，到时候你连本都还不了，怎么办？所以，刚性兑付是一切吸引社会人群集资、融资行为发生的直接动力，没有刚性兑付的信用，高息揽储对人群的吸引力也会丧失。为什么我们敢把钱放到银行？因为它刚兑，不会坏账。为什么万能险有风险，老百姓还是敢买？因为万能险都是通过银行理财系统卖出来的，大家误认为这是银行出来的不会坏账。如果哪一天真要打破了这种刚兑概念，那投资者就要考虑风险了。

第二种，多通道叠加、多层次嵌套。比如，高现价万能险，本来杠杆就很高，为了进一步扩大杠杆，再向银行借贷，往往将自己的理财险转化为私募基金，形式上成了股权资本，遮蔽了这部分资金的杠杆特性、短期特性，与银行资金嵌套并采用“优先、劣后”的抽屉协议，让银行很放心。因此，部分保险公司就利用保费收入，形成银行理财嵌套私募基金的组合，积极配置股票甚至举牌上市公司。这些年，屡现国内中小保险公司收购上市公司的“蛇吞象”，基本上都是通过万能险加杠杆实现的。几个环节叠加起来，杠杆比被大比例放大，风险也成倍增加。

第三种，资金池错配。当资金池里有多种渠道来的钱，有的是一年期要还，有的是两年期要还，而贷款出去往往要三五年、十年才有效益，才有分红，才有现金流，这时候用后面筹来的钱还前面的，这个资金池是很有用的。但如果资金池使用过度，全都变成期限错配的资金池，就会出现流动性风险。比如高现价万能险，保单期限往往1—3年不等，但如果过度用于举牌上市公司而不能实现资金从股市的自由退出，当迎来满期给付及退保高峰时，如果后续保费跟不上，期限错配就会引发大的流动性风险。

第四种，创新中的底线监管。作为金融监管，就需要设立禁区，避免各类金融工具的过度使用，明确规定不可逾越的“底线”。比如，影子银行当然可以建资金池，但资金池投放资金时的期限错配比例，一般不超过20%，绝对不能超过30%。如果超过了甚至达到100%，那就会演变成“庞氏骗局”。又如，理财业务、资管业务金融产品利息当然会比基准利率高，但不能超过利率上限，通道业务一般会收取0.5%-1.5%左右的通道费，看似不高，但如果四五个通道叠加，就会演变成高利息的金融产品，所以应该明确规定通道叠加不能超过两个以上。还如，抽屉嵌套业务也当然可以做，但只能是一两层的嵌套，决不允许三层以上的嵌套行为。这样做，至少底数是清晰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高杠杆叠加造成的高风险积聚。在企业和金融机构融资配资过程中，一定要防止每个环节杠杆比虽然合规，但多嵌套、多通道、多环节叠加成高杠杆的畸形状况。这就应实行表内表外穿透监管。只要是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融资，就应把各环节各通道的杠杆比打通算账。比如，如果小贷公司的资本融资比是1:2.3，形成的贷款做ABS如果可以反复循环10次、20次，就会形成几十倍的杠杆比，证券交易所就应对此设立循环次数，比方说不得超过三或四次，两项叠加，整体融资总量的资本充足率应约束在1:10以内，从而实现风险大体可控、市场也能搞活的局面。

总之，只要按照中央要求，切实把握好金融去杠杆的政策节奏和力度，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就一定能够打赢金融去杠杆的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