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深圳改革开放40年：“中国硅谷”是怎样炼成的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硅谷 炼成记
“深圳一直是走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深圳的发展代表了中国经济蓬勃向上和未来的趋势。”7月27日，日本众议长大岛理森在深圳开启了他称之为“学习未来”的旅程。这是时隔25年后，大岛理森对深圳的第二次访问。他用了“挑战、创新、勇气”来描述今天他眼中的深圳。他坦言，此次中国之行除了北京之外特别选择了西安和深圳，访问西安是为了学习历史，而造访深圳则是学习未来。
上为1984年4月，深圳特区俯瞰（摄影：袁芩/FOTOE）。下为如今的深圳市福田CBD（摄影：刘庆康）。
8月26日，是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八周年纪念日。38年前，深圳科技资源几乎为零，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科研院所；38年后的今天，深圳在4G及5G技术、超材料、基因测序、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科技创新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诞生了腾讯、华为、大疆等世界级的科技明星企业。
这个惊人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答案是不断地创新：布局的大胆前瞻，制度的不断变革，技术的紧跟乃至超越。
从“三来一补”到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
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曾把深圳的持续产业升级比喻为“一个‘爬锅底’的过程”：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正是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浪潮下，深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为全国深化改革提供了许多可复制推广的好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资金，发展掣肘。但凭着当时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深圳打开了机会的大门。
第一批北上办厂的港商冯志根回忆，当时香港人工（工资）比较贵，每人每天要100元，尽管如此，3000元的月薪也很难找到人。这让很多港厂很为难——接了单，没人做怎么办？因此很多港厂在找出路。
1985年，广东深圳，外来打工妹的宿舍。（摄影：朱宪民/FOTOE）
这造成了深圳早期“三来一补”企业的繁荣。1987年，深圳出口贸易已经在全国大中城市的出口总额序列排第三位，1992年则跃居第一。“三来一补”为深圳早期经济的发展和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很快，“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能耗、高污染等后果显现出来，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
1995年7月，深圳召开全市科技大会，提出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确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正是得益于这提前于其他城市将近10年的前瞻布局，深圳逐渐建立起了高科技产业基础，同时也开始了产业的第一次升级。
上世纪90年代，正逢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向外转移，而深圳的产业升级规划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布局，正好与此不谋而合，这也成就了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代。
1985年，电子工业部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电子集团，1988年改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并在华强北的赛格工业大厦，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电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赛格电子配套市场。由于填补了市场空白，内地和香港的厂商闻风而至，规模急速膨胀。在最繁荣的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这里汇集了700多家商场，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年销售额260亿元以上，一度被视为中国电子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华强北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子第一街。
2004年4月，深圳市华强北路的赛格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摄影：刘朔/FOTOE）
那个年代，三尺柜台走出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怀揣发财梦的淘金者摩肩接踵，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
朱桂丰就是其中的一个。1998年，刚大学毕业的他带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在这座城市落下脚。用他的话说，在踏上这片热土的那一刻，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在他眼里就像一个漩涡，“如果能跟得上漩涡的节奏甚至超越它，我就可能是漩涡上的弄潮儿，如若不然就会成为漩涡中被淘汰的一份子。”
伴着这份紧迫感，他一头扎进了熟悉的学科——半导体行业，在当时人山人海的华强北三尺柜台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时的他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前来采购元器件的工程师，“我记得那个年代，一货难求，很多采购员都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来华强北找半导体器件，很多人购得所需的器件后不忘握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小伙子！为我们解决了问题。’”朱桂丰就在这里，开出了自己的一单单生意，积累了大量优质的客户。如今，他开设了自己的企业，创办了自有品牌，立足澄海、中山、深圳三地发展，产品远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
和朱桂丰一样，见证了华强北“三尺柜台”奇迹的还有合科泰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志坚。入行初期，合科泰主要以贴牌销售为主。但这样的销售方式，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比如产品交货时间难以保证，产品质量无法保障。直到2010年，这一模式被打破，当时公司领导层决定自主生产元器件，公司从贴牌脱胎而出成功转型，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如今的华强北。图源：华强电子世界
回忆公司的一路成长，沈志坚表示，“如果没有华强北电子一条街，相信我们国家的封装技术不可能得到如此迅速的提升。”在谈及华强北与电子元器件企业的关系，沈志坚用了“唇齿相依”这个词。“那个年代，正是华强北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很多元器件企业才有可能迅速成长，很多颇具规模的元器件企业都得益于华强北这片土地的滋养。而华强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能名声大噪，也离不开这些有为的企业。”
提早十年搭上全球IT产业链的快车
1984年，深圳布吉镇压宝声电视机厂，显像管生产线。（摄影：潘其华/FOTOE）
“你无法想象，当年每天有十万辆货柜车轰隆隆地通过深圳市区拉到香港，而整个城市的运作却几乎不受影响”，著名学者金心异难掩激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电子产业也开始向大陆分拨，就是利用了香港已经建立起来的珠三角东岸商业网络，包括原材料、销售网络、全球技术联系，也包括完善的物流体系。”
在金心异看来，深圳很“幸运”地提早十几年就跟全球电子产业体“挂上了钩”，成为了全国最早接触全球十万亿美元级产业的城市。放眼全球，电子制造业发展要寻找成本洼地，中国很幸运地迎来了改革开放，迅速跟全球的电子产业建立了联系。而对于深圳更加幸运的是，“经济特区”的大环境使得深圳获得了发展先机。
1995年5月，深圳街头的索泰（SOTEC）笔记本巨幅广告。（摄影：石宝琇 /FOTOE）
21世纪初，深圳再次迎来了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
彼时对于GDP和高科技选择的讨论不绝于耳。深圳给出了坚决的答案：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不追求短期GDP，继续加码科技创新。自此，深圳从轻工制造业正式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轨道。
产业迎来再次升级，对于像宋少鹏这样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技术人才而言，深圳是个“有梦可期”的地方。宋少鹏2002年硕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时候，UT斯达康、以色列Zoran、微软都向他递出过橄榄枝，他选择了专业更对口的Zoran。
Zoran中国公司的base正是在华强北一带，他见证深圳电子行业的若干次爆发，从DVD、MP3、手机、智能手机到平板，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早期产品。而他本人，在经历了多行业领先的大公司后，终于完成了自主创业的“一跃”，方向是AI语音交互。
因为工作原因，宋少鹏常年在深圳、美国硅谷、欧洲、以色列和日韩等地来回跑，也“跑”出来不少心得。他发现，无论是地理、人文、政治经济环境，深圳和硅谷都有着DNA级别的相似。
然而，深圳也有着独特的DNA——完整的产业链。“改革开放在过去40年中，所积累的整个电子产业相关的研发、生产和制造的产业链，这是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正是宋少鹏选择留在深圳的理由，“我们的客户在这里，我们供应链的伙伴也在这里。整个产业就像一个温泉，我们自然愿意享受它带来的温暖和矿物质。所以我们选择扎根在这样一个地方。”
6个“90%”的深圳模式
1998年，马化腾、张志东、陈一丹、许晨晔和曾李青五个20多岁的青年，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创业园的一栋坐北朝南的老房子里，开始了他们创业生涯。这是一间借来的办公室，面积只有30多平方米。公司注册名为腾讯，主要业务是网络通讯。
创始人之一的张志东回忆说，有一天，他跟马化腾在办公室里畅想腾讯的未来，他们做了“一个三年规划”——三年后，腾讯的员工将达到18人。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这家公司竟然成了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2017年，腾讯的收入达到惊人的2377.6亿元。在资诚（PwC）会计师事务所6月29日发布的《2018全球市值百大企业排名》分析报告中，腾讯跻身全球最大市值企业前10名，名列第5。
1985年，深圳的深南大道仍然是一条狭窄的柏油路，路上车辆稀少。如今腾讯等知名科技企业总部都在这条路周围。（摄影：安哥 /FOTOE）
“中国创新看深圳，深圳创新聚南山”。作为深圳科技创新的重镇，南山区目前有接近3000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每一个10年，每一波产业浪潮，南山都有代表性的创新企业出现。”南山区区长王强曾自豪地对媒体说，家电时代的康佳，手机时代的科健，智能时代的华为、中兴、酷派，互联网时代的腾讯等知名企业，都选择在南山发展。近年来，则是大疆创新、优必选、柔宇、光启等一大批先进制造业企业。
在深圳，创新发展不止于一个产业领域的创新，而是从单一创新上升到集成创新，从部门创新上升到系统创新，从产业创新上升到全面创新。
2006年，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汪滔带着在RoboCon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获奖的飞控系统研究，在深圳一间不足20平米的仓库开始了“飞控系统商业化”的创业历程。
仅仅只用了11年的时间，2017年，这间名叫大疆的公司就完成了销售额从0到180亿元的征途，成为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市场份额的独角兽。
图为720°视野看深圳福田中心区。科技的进步，让我们能从另一个视角去看深圳。
在金心异看来，国内创新科技无非两种模式：北派模式、南派模式。“北派模式的典型就是北京的中关村模式，以政府主导，推动大学、科研院所跟产业作对接；南派模式就是深圳模式，更强调市场的作用。”
而深圳的数据，证实了他的这一论断。在深圳，有6个90%之说：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地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企业和市场，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谋划更远的未来
无论是在制度创新的突破中，抑或是在产业转型的规划中，政府无疑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纵观改革开放40年时间，每一次重要的产业转型升级深圳都找到了定位、踩准了节拍，这离不开决策层的居安思危和高屋建瓴。
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潮流和趋势，深圳在谋划更远的未来。
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王伟中表示，要始终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依法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创意之都。
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不足，成为深圳未来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2017年，为了加大基础研究布局，深圳将“十大行动计划”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立十大基础研究机构；组建十大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实施十大重大科技产业专项；打造十大海外创新中心；建设十大制造业创新中心；规划建设十大未来产业集聚区；搭建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十大“双创”示范基地；推进十大人才工程。
人生四十不惑，而马上迎来“不惑之年”的深圳，才刚刚进入风华正茂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