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是一种节能、环保、高效的交通工具，但它的建造和维护成本也是不便宜的，如果从单个项目的成本效益来分析，并不一定每个项目都具有商业价值。然而，如果我们把全国高速铁路系统看作一个整体，把它看作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就会凸显出来了------它有助于解决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高速铁路网的建成，必将大大缩小全国各大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包括房价的差距。更重要的是，铁路沿线还有很多中小城市会发展成大城市，大大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当然，电动车的普及必定以充电站网络建设为前提。在已经很拥挤的市中心，大部分充电站都会建在现有停车场内，由电网公司供电。但是，在大城市郊区，在中小城市，在高速公路旁，在任何不拥挤的地方，尤其在高速铁路线旁即将崛起的城市中，都应该建太阳能充电站。我国近80%的电能来自煤炭，在一个低碳经济时代，我们不大可能再建太多的煤电厂。如果在全国城乡遍地开花地建设几十万、几百万个太阳能充电站综合服务中心，可以同时解决能源供应短缺和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
既然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在中国已经普及，那么，电动汽车的普及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骑自行车既怕刮风下雨，又怕暴寒暴热。只要电动汽车的价格可以承受，充电站网络建设完善，相信大部分电动自行车主都有买电动汽车的冲动，因为开电动汽车比开电动自行车舒服，因为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比内燃机车低很多。而对于许多比较富裕的家庭来说，同时拥有内燃机车和电动汽车是最佳的选择。内燃机汽车并不会消失，但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让电动汽车的增长速度应当比内燃机车的增长快，提高电动汽车所占的比例。
在传统的飞机+内燃机汽车+加油站模式的基础之上, 加速发展高速铁路+电动汽车+太阳能充电站的模式，不仅能升我国城市间和城市内的交通效率，也“顺便”解决了城市化带来的能源、环境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这就是后发先至, 也有人说是弯道超车.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1月27日发表的《国情咨文》里， 以羡慕的口吻提到中国的高速铁路和新能源. 虽然,作为美国总统,他的奋斗目标是要让美国不被中国超过, 这与作为投资者的巴菲特希望比亚迪取得辉煌成就不同, 但奥巴马和巴菲特都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和潜力,并且都以符合他们各自身份的方式表示了他们的敬意.
2．生态农业+五亿亩荒地，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一体化
生态农业的对立面当然是“非生态农业”，包括“化学农业”、“石油农业”，也包括“工厂化”养殖业等等。生态农业和非生态农业的差别在于，前者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内部循环，实行种养结合；后者则割裂农业生态系统的内部循环，把种植业和养殖业截然分开。中国的传统农业，不论是北方的“游牧型”畜牧业还是南方的“鱼米之乡”，都是是典型的生态农业，植物—动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小布什总统的牧场也是典型的生态农业，植物—动物—人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但既不同于我国北方传统的生态农业，也不同于我国南方传统的生态农业。
非生态农业最大的问题在于，单纯的种植业会消耗土壤肥力，所以要不断靠化肥补充。化肥的过量使用会使边际效率下降，土壤板结，并且使农产品质量下降。而工厂化养殖业会造成污染，并且因动物在非自然的环境下生长，产品的品质较差，很多人都感觉到现在的猪肉已经不像猪肉鸡肉也不像鸡肉了。然而，单一的种植和养殖在规模效益上与传统的生态农业相比却有着明显的优势，这对于资本充足土地宽广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商业竞争力，对于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只追求数量不计较质量的国家和地区同样具有吸引力。
我国城市居民已从追求温饱向追求食物品质进化，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仍然充裕而土地资源相对不足，这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前提。有市场需求又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关键在于有适当的商业组织来策划投资和组织管理生态农场。生态农场建设的要点在于既要保持传统农业种养结合的内部循环，又要引入现代非生态农业的规模效益。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很多四十岁以上的农民都有种植和养殖的经验，但缺乏组织管理能力，而在外地读书工作的年轻人可能有管理能力，但又缺乏种植和养殖的经验，并且也不愿意回农村工作。
生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不是资金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市场问题，更不是土地问题（生态农场可以用荒地），而是人才问题-----能当生态农场场长的人！许多在农村做种植和养殖比较成功的人，都是复员专业军人，因为他们有农村背景，又出去见过市面，并且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所以，生态农业的发展先要建立一个试验基地，取得成功(培养了人才)之后加以标准化，然后再复制扩大规模。比如说，先把一个三百亩的生态农场做好，再以此为标准扩大到三千亩，三万亩，三十万亩，。。。。。。。关键在于培养农场场长。
生态农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利用荒地，所以扩张起来非常容易；我国的中南部丘陵地区大概有五亿亩（？）荒地（包括退耕还林地），如果其中两亿亩能够建设成生态农场，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的粮食问题，也同时解决了城市化带来的耕地减少和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它的第二优势在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可以安排当地农民就业，所以很受当地政府和农民欢迎；它的第三个优势在于不仅不破坏环境，反而是美化坏境，如果一个生态农场有足够规模，自然会成为旅游休闲胜地。所以，生态农业的发展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述的五亿亩荒地, 很大部分在我国新建的(或规划中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线旁边, 在这些地方建立大型生态农场, 让生态农场延伸到老的村庄和城市郊区，同时在生态农场的中心建立新的城镇, 城乡一体化也就实现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当然，与生态农场衔接的城镇最好采用电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并且没有污染型工业。美国欧洲日本的许多小镇之所以美如天堂，正是这种城乡结合的效果。如果有两亿亩荒地转化成生态农场, 不止解决了三农问题, 也解决了城市发展土地稀缺的问题. 过去1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总共才一亿亩(?), 如果两亿亩荒地转化成生态农场, 城市建设用地可以再增加两亿亩, 也不会影响18亿亩耕地红线.
3．政府+企业,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按高速铁路+电动汽车+太阳能充电站+生态农场这样一种模式发展下去，三年可以初见成效，十年之内中国经济版图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个绿色的中国崛起了! 不止是GDP上升，也“顺便”解决了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中国目前的人力物力财力，要完成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有适当的机构负责策划组织和管理。高速铁路必须由政府投资策划组织管理，电动汽车、太阳能充电站和生态农场只需要政府提供适当的指引和补贴，可以由企业（包括国企民企外企）投资策划组织管理。
政府的发展战略要得到有效的执行，必须有龙头企业带头实施；而行业的龙头企业要继续发展壮大，必须明白政府的战略部署。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功地例子是石油行业。石油是中国发展和崛起最大的物质障碍，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与国内的可开采储量完全不成比例，而石油进口的运输线完全暴露于潜在对手的控制之内。但是，由于政府和企业配合默契，政府极力为企业开拓空间，企业积极寻找商业机会，利用金融危机创造的油价下跌空间，中国在石油资源和石油储备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解除了近忧。中石油在伊拉克站稳脚跟意义重大。（请参邹艺湘著《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 中国经济出版社）
但是，在同样重要，长远来看甚至更重要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却是另一番景象：整个太阳能光伏行业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原料加工等消耗能源污染环境的工作留在国内，而把节约能源改善环境的机会出口到国外；整个电动汽车行业都处于主管部门的“目录”、“标准”、“成熟和不成熟技术”等等的打压之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关主管领导言谈之间透露出来对国内企业的藐视，让人觉得他的立场更像某外国企业的代言人；拥有太阳能和电动汽车双重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避开国内令人垂涎的巨大市场，祈求到国外寻求认可搞“曲线救国”；许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被传媒讥讽为“山赛”，被各方围剿。。。。。。
结果，在这个拥有上亿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国家，在这个汽车行业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世界第一的国家，竟然在最具战略性的电动汽车产业上仍停留于专家们和非专家们的纸上谈兵，竟然在与公路和铁路建设同样重要的充电站网络建设上仍陷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之中。过去几年，政府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所以才开创了一个潜在的“黄金时期”。如果要利用这段黄金时期让中国尽快崛起，我们还必须在产业政策和城市化策略方面加以改进. 政企和谐，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一家上市公司，本身也是一家公众企业，企业的一言一行都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企业的经营成败也与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作为非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差别巨大，但作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界限已不是很明显，都变成了公众公司，许多上市公司的高官也成了公众人物。作为公众人物的企业家和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协调，如果发生在会议室里而不是在酒吧桑拿房或高尔夫球场，对公众的利益有益无害，对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新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如果住房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在制定房地产发展规划时多听听王石的意见，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可能比现在更健康；如果王石在考虑万科的长远发展战略时多了解铁道部的高速铁路发展规划和部署，对万科的众多股东和客户来说是福音。万科的前途和竞争力不在争夺“地王”，而在于高速铁路沿线中小城市的发展，在于把中小城市改变成大城市的过程中。 王传福的“未来村”计划如果由万科来操盘，就成了“未来城”-----在高速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发展绿色建筑，建设太阳能电站和充电站，普及电动汽车---当然，还要把万科的物业管理扩展到市镇管理。
如果有关部在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上多听听王传福、施振荣、朱共山及众多电动自行车厂家的意见，而不只是沉迷于汽车巨头们和专家学者们的众说纷纭，中国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也许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任何一个新产业的发展，都是在既富且贵的旧势力的口水中由草根新企业家们“干”出来的，从来不是由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在办公室“想”出来或由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们“说”出来的，也不是靠花钱或者靠让出市场从国外“买”过来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经验教训，也是今后三年或三十年必须注意的。
4．新城市+新产业+新草根企业家，万紫千红才是春
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旦内部形成了统一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外部摆脱了对能源粮食的依赖，在经济上的崛起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外部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不会对中国造成大的影响，反而会加快中国崛起的速度，因为“崛起”是相对的。但也正是因为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很容易造成内部的不平衡，包括地区之间不平衡、城乡之间的不平衡，行业之间的不平衡，等等。其中，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是各种不平衡的根源，而各种不平衡的最终结果会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平等”应该理解为“平等竞争的机会”，而不是收入的平均化。深圳特区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十年之内从一个小镇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关键在于吸引了千千万万来自全国各地富有冒险精神的“草根”青年，他们可以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工作、创造和竞争，并因此产生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企业。但是，现在的深圳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深圳，也不是十年前的深圳，它如果要继续发展，必须吸引全世界受过最好教育，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工作经历的高端专业人才。换句话说，深圳现在最需要的是高级“海归”，这对于国内千千万万的“草根”青年包括大学生研究生们是不平等的。
可是，中国的十几亿人口中毕竟大部分是“草根”，现在的草根青年与三十年前和十年前的草根青年一样，有奋斗和创业精神，希望凭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希望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这是中国崛起的动力所在，也是中国崛起的目的所在。《蜗居》这么一部平平常常的电视剧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就在于它反映了千千万万草根大学生们在大城市奋斗的艰辛和困境。这与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深圳草根青年的精神风貌大不一样，虽然现代草根们的物质条件比那时要好很多很多。
张磊捐款888，888万美元给耶鲁大学的事件同样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件事情似乎与《蜗居》的熱播风马牛不相及，海萍和海藻处在社会的的底层挣扎，而张磊是亿万富翁。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事实：张磊跟海萍海藻一样都是来自农村的贫寒大学生，都在用自己尽可能想到的方式努力奋斗。只不过张磊比较幸运，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帮助，所以脱颖而出，所以捐钱给耶鲁表示感谢，也希望以这种方式帮助更多的人在未来取得同样的成功。
其实，现在比张磊更成功，更有钱，更有名的王传福，也是来自农村的贫寒大学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成了中国“首富”。王传福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深圳二十年前的创业环境，其次得益于巴菲特的有形和无形支持。但无论是张磊还是王传福，他们的财富创造都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一点，跟以前海外华人的致富经历截然不同。正是中国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给许多人带来了机会，给许多草根青年带来了机会，所以中国的改革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中国如果要继续改革继续发展，中国如果要崛起，最大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草根知识青年，来自他们为自己和家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张磊和王传福那么幸运，甚至于不一定有海萍和海藻那么幸运. 千千万万年轻知识精英“漂浮”在几个特大城市之间，要靠毕生努力甚至父母的帮助才能买一间蜗居，以证明自己终于可以在城市里扎下根了。海萍在最后一集说，通过她的努力，她总算在这个城市扎根下来了。但其实岂止是“她”的努力而已！
高速铁路+电动汽车+太阳能充电站+生态农场，这样一种发展战略模式，不只是能创造GDP，不止是能解决能源粮食和环保问题，它还可创造许许多多的“早期”深圳----虽然辛苦，但充满希望。 新的城市，新的产业，加上新的商业模式，可以为千千万万的草根青年带来工作的机会，创业的机会，发展的机会，实现梦想的机会。“崛起”不止是物质的，它也是精神的，只有哪些具有崛起精神的民族才有可能崛起的。而民族的精神最集中表现在草根知识
青年们身上。千千万草根的崛起是中国崛起的动力所在，也是中国崛起的目的所在。
５．书同文+车同辙，内外兼修才能刚柔并济
GDP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生产能力，是富民强国的重要指标。但是，人民的凝聚力、政府的动员组织能力、人员与物资的快速运输能力、通讯技术与装备的制造、等等，同样重要。鸦片战争时期、甲午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GDP都高过对方，但由于缺乏凝聚力组织能力运输能力与装备制造能力，国家的资源和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战争的结局都很悲惨。当然，这也刺激了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富强而不懈努力，不惜抛弃荣华富贵甚至生命。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的人在不计个人得失，为之戮力。
高速铁路系统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它对于加强中国人的凝聚力和中国军队的快速反应和调度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反面的例子得到证明：阎锡山当初为了割据山西，特意把山西的铁路修成窄轨。而远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他首先大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辙”，借以快速地交流文化，促进生产，发展经济，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 中华文明之延续，“大一统”思想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与“书同文，车同辙”有关。“三网融合”与高速铁路系统的建设可以看作“书同文，车同辙”的现代版。
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包括太阳能充电站）应当由发改委统筹，这是一个“发展与改革”的战略问题，不是一个技术标准或产品目录的问题。如果以美国成人的英语标准作为中国小孩上幼儿园的标准，没有几个中国儿童符合“标准”，所以，也不需要幼儿园，或者，只需要几所国际幼儿园就够了。但是，儿童是中国的未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达不到外国人的标准而不受教育，而是应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去学习外语。如果按日本的内燃机技术标准来“规范”中国处于婴儿期的电动汽车行业，这个行业在中国不会有存在的空间；如果按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标准，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排到世界第140位；如果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标准，中国应当开放鸦片贸易。
国家能源委的成立，对于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绿色崛起有着深远的意义。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来说，可以参考中投公司的模式，成立国家绿色投资基金，以公开发行的方式集资2，000亿—20，000亿人民币，投资具有前景的新能源企业和新能源汽车企业，甚至直接投资建设全国太阳能充电站网络和全国生态农场网络。当然，也可由发改委牵头，由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成立绿色投资基金。太阳能充电站和生态农场从长远来看都是升值潜力非常大行业，只要政府发出指引或国企带头，许多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和外资都会积极参与。
前文说到，中国无近忧但有远虑。金融海啸也好，全球滞胀也好，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要控制当前楼市的局部泡沫，只需要对单位面积楼宇按揭实行最高限额这一招就可以了。 楼价高低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但银行如何防范风险应当由银监会做指引。至于通货膨胀问题，我相信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之前都不会成为现实, 因为中国的通胀只会来自原材料行业, 不会来自加工或服务层面。从经济指标来看，我国会有几年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但在这金色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几个深层的问题，包括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是新出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过去我们都是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是被动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是治标的。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利用这一段黄金时期（比如说三年），主动地，系统地，深思熟虑地，找到治本的方法并加以实施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全面的发展与崛起战略，在实施这个战略中“顺便”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而不必像学生赶考一样被迫去痛苦地应对每一道难题。以我国现在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水平，我认为完全是有可能的。
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必定要改变世界格局。而所谓“战略”，本身便包涵“对抗”的概念，只是对抗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可以是武装冲突的形式，也可以是和平竞赛的方式。“绿色战略”的涵义，既有环保的概念，也有和平竞争的概念。任何一种形式的对抗或竞争，最基本的原则都是“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制人”的最高手段是在对方寻找代理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秦国统一六国这是最重要的手段：“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史记》）；不受制于人的最基本原则是内部团结粮草无忧。
编辑： 小牛团队赵墨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