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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道: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如何推动中国改革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11-02  来源:联合早报

那它和什么有关系呢?我认为真正与我们GDP增长有关系的是我们各级地方官员面临的激励变化。换句话说,经济增长跟我们所推行的治理体系(governance)有关。没有中国那种独特的治理模式,那个经济体制难以为中国高速增长20年提供高能激励,而一个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也是做不到那样的激励。不过是组织人事上因为把地方的经济增长纳入了上级对下级政府官员表现的考核,并以此来影响官员职位的晋升,才驱动地方官员在这20多年为GDP增长亲力亲为,地区之间展开横向的基于增长绩效的竞赛。

这就很清楚了,如果我们从经济体制上去寻找解释增长的原因,我们就会陷入困惑和争议,而一旦我们关注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来自组织人事的激励,增长的理由就清晰可见。其实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体系发生的变化和公司治理模式引入组织人事制度中,地方官员面临的激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在别的国家是不曾见到的,是独立无二的。

一些经济学家在过去10几年里已经关注到了这个治理和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这个影响的最重要机制就是地方官员为争取相对更好的GDP增长率而推动的地方之间的竞赛。竞赛是一种竞争,而竞争对经济增长当然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并会利用市场的作用,但竞赛跟竞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会有副作用,因为官员在竞赛中胜出的是极少数,极端的情形是类似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所以竞赛会是一种非常过度的竞争。比如,地方会层层放大中央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也会为了GDP增长而不惜牺牲其他应该有的社会福利目标,包括环境。

前几天我们请了上海交大的经济学者来做一个报告,他们用中国2006-1995年地级市数据库研究了什么样的官员更容易在竞赛中胜出,非常有意思。根据他们的数据观察,在10年里差不多两百多个地级市的市长中约有四分之一强晋升到了省级主要官员中。这说明,竞赛是严酷的。考虑到竞赛的残酷和职位晋升的概率,大多数处于竞争不利条件的底层官员会把推动经济增长与个人或家庭的利益“小目标”结合起来,这会导致官员与企业之间复杂的政商关系的形成和腐败在底层的蔓延。

说到政商关系,前不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巴丹(PranabBardhan)教授来复旦经院做报告,他说有统计表明,中国的矿难数量几乎是印度的15倍。当然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个,但也有学者做了很好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商关系的存在可以部分解释矿难的发生概率,因为官煤勾结可以让安全标准不达标的矿主逃避安全监管。这就是竞赛的一个副作用或代价。

我们的治理困境就在这里。对官员的激励对增长至关重要,但激励又有副作用。很容易推测,为了消除副作用而减弱对官员的激励,应会对GD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最近我的学生们做了一个统计上的计算,发现这几年各地的增长目标逐年下调,但依然有相当高比例的地级市完不成他们自己制定的增长目标。从省级数据看,这几年,各省加权平均的GDP增长率跟全国的增长目标非常接近,不再像2013、2014年之前那样,前者远高于后者,以致于中央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实际上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限。但现已不同了,各省加权平均的GDP增长率几乎就等于了中央政府制定的增长率目标。我认为这跟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激励减弱有关。现在中央不鼓励地方追求GDP 的锦标赛,而组织部门把多个社会福利的目标纳入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尤其对污染排放指标给予优先的考核。这是我们治理体系和激励这几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已经显著影响了GDP的增长。这反过来证明真正影响我们GDP增长的主要是我们的治理体系和对官员的激励。而我们的经济体制并没有什么变化。

除了改变考核目标之外,这些年最高领导人呼吁地方政府官员建立一个清明的政商关系以减少官员腐败,但反腐运动也使官员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减弱。据报道,地方官员倾向于懒政并加剧官僚主义作风。若GDP不再度量他们的相对表现,中央如何有效考评官员并实行有效的激励?这也说明GDP增长跟官员激励之间有因果关系。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成功追赶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不同的阶段,经济决策者越来越面临由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快速变化引发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治理和激励模式也面临重大挑战,向更多地由市场分散风险和市场纠错的机制转型越来越必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非常重要,让经济学界充满期待,可以看成是超越40年改革遗产的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以确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还首提改革我们的治理体系。这两方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

要建立一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资源的控制权或产权就需要确权明确并得到政府的尊重和有效保护。所以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私人部门的各类产权,包括土地的租用权、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不到有效的界定、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就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要改革治理模式,改变现在的这个“锦标赛”制度,也就首先需要市场经济体制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谢谢大家!

(根据演讲录音整理而成,有修改和删节,并去除了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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