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小川谈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 最怕的事是传染 中国要警惕
周小川
11月3日，第二届钱塘江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金融学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
周小川在主旨演讲中讲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两个月前左右，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等，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
周小川认为，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是值得明确加以关注的。
“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周小川在会上表示，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
据周小川透露，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关注。
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周小川认为，中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投资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
在这一轮全球危机复苏过程中，周小川认为，中国面临两个方面的选择。
一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如何管理好国际收支平衡，管理好资本流动，管理好外汇储备。
二是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国际化的机遇说实在也是提前到来的，也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空间。
周小川进一步解释道，这个空间就是当时在危机情况下传统的硬通货不太稳定，不断的出问题，流动性得不到解决，所以周围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纷纷要求和中国央行之间建立货币互换，以及提供流动性和提供稳定、信心的支持。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所谓人民币本币互换的过程。
以下为周小川演讲原文
尊敬的袁省长，尊敬的陆克文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
上午好！
我荣幸受到钱塘江论坛的邀请，能在这里发一个言。
开会之前，他们希望我讲一讲金融科技，确实也是我很关心的题目。但是我一看这个场合很大，另外我感觉金融科技，年轻人讲肯定比我讲得好。我还是从过去做金融学会的角度，讲一讲国际经济金融的形势和挑战，给大会提供一点背景方面的情况。同时，也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听了袁省长和陆克文先生的讲话，我感觉很受启发。一个，更多了解了浙江的经济金融，也了解了大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整个国际走势的看法。我们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方方面面多得很，我们只能就几个问题谈一下当前对我们所形成的一些挑战和需要经济金融界更多需要分析研究的方面。经济金融界历来非常重视研究和分析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各项金融决策、金融交易的基础性工作。我们说今年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也就是说，从雷曼兄弟关闭破产到现在十周年，所以国际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十周年的讨论。包括这十年中，我们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要是发生的话，应该采用哪些对策，特别从十年回头看要考虑哪些事情做得对，在危机应对方面以及复苏方面哪些做得对，哪些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第二个特点，由于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形势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率，也下调了对明年的预期。应该说全球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是基于多个因素的，有很多因素大家都已经熟悉。这次在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过程中，大家突出了两个新的角度：一是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它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也是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这样的话，就会使投资积极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滑。
那么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这一种现象是过去宏观经济分析和数学模型较少触及的领域，也是对我们经济金融分析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特点，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当前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具体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我们说一种计算方法，就是说一旦有了贸易战，一旦有了关税壁垒，那么贸易量就会减少。有一些过去能做的贸易就会停下来，或者量会减少。有一些根据比较优势所做出的投资现在不做了，这个账是比较容易算的，我们说这是一种表层的账，或者说算鼻子底下的这一层账。但更深刻地讲，一旦贸易不那么自由了，投资有了壁垒了，过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所能做的最优配置，现在有些做不了了。过去的最优配置做不了了，就要寻找次优的配置，甚至是不优的资源配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会导致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全球来讲和具体国家来讲，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效率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考虑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重视了所谓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计算，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想当今国际上的经济分析也会注重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某发达国家如果是为了就业考虑，重拾过去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它必须要把生产要素向这个方向去分配。其中也包括资金，因为有一些生产能力过去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你还要去恢复它。
当然也可能它是能够制造一些就业，但是很大可能是一种资源的误配置。也就是说，最终做下来，最后过若干年还是体会到它是没有什么效益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浪费，或者资源配置效益下降。所以这种分析方式是需要提请注意的，这其中也包括所谓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分配。在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条件下，供应链的形成，大家在供应链多个环节都寻找最优的配合，每一个环节都希望找效益最好、产出最高，质量也好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成本最低的可能性。但一旦有了贸易保护主义，重返国际市场发债有了关税和投资壁垒之后不可能，有的环节选不了最优的就选择一些次优连结构，不优的供应链结构，这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潜力下退。
大家要担心当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问题，世界经济也存在着新的不平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短期利率提高的同时，美国长期利率，特别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没有同步的上升。这个问题现在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讲，当短期利率提高以后，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也会提高。如果中长期收益率提高以后，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更多。
比如对于金融资产的价格影响会更加显著，对于边际利率会有更明显的提高，利差也会有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感觉到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会比想象得更大一些。我们也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从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两个月前左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也就是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等，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但是不是成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说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有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原因。俄罗斯可能早一些，从乌克兰事件以后，那时候就开始出现卢布的贬值。阿根廷，前一段时间才顺利解决了重返国际市场发债的举动，但它历史包袱很重，但阿根廷出现了非常明显阿根廷比索贬值、资本外流，同时它的短期利率提高已经用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最开始40%，再50%，现在要到60%的短期利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我们也看到土耳其、南非。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内因素，但他们也在稍微较小程度上进入了这个行列。这里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等。
因此，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是值得非常明确加以关注的。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说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所以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储蓄率过高，所以他们有“储蓄剩余”，用到了美国，压低了美国利率，是的美国造成了很多机构用零收付低利率，给买不起房子的人做了房贷，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是联系到了储蓄率的。储蓄率这个事情也有广泛的联系，和中国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亚洲国家普遍国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储蓄率又分为家庭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
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其中一个就是隔代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也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中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投资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
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投资的便利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既有正面的内容，也有负面的内容，也有大家担心的内容。资本流动可能有价格驱动的，其中也包括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哪儿投资回报高，在哪儿形成生产能力，就体现出比较优势的因素。包括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很多合作项目，有很多都是价格驱动的，也都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做法。但也有一部分资本流动是信心驱动的，信心驱动的，信心会影响大家对增长的判断，对于增长潜力的判断，对投资回报的判断，以及对资金安全的判断。
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需要关注的内容。刚才提到新兴市场的变化，也都是和资本流动背后的动因，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分析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全球化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是说我们主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国际货币基金过去也说投资自由化，对资本流动应该尽量的不加以管制。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一些新兴市场受到无辜的负面冲击。当时美元流动性也短缺，出现很多问题，慢慢大家会重新估计这个问题。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目前对于资本项目的调解，或者说资本项目一定程度的管制，是持有更灵活的态度，认为大家是需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一定说死了，也不一定说发达国家的模式能够适应于新兴市场，适应于发展中国家。
这是国际金融方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和现象，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拿什么观点来看待中国呢，也是需要有不同的分析。另外全球来讲，在亚洲金融风波期间所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及那时候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观点，和这一轮全球危机复苏过程中形成的观点有所区别。对于中国来讲面临两个方面，相互可能有一定矛盾的选择。
一个是我们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管理好国际收支平衡，管理好资本流动，管理好外汇储备。但在外国人看来，毕竟中国是外汇储备非常强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所以看法也不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国际化的机遇说实在也是提前到来的，也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说当时在危机情况下传统的硬通货不太稳定，不断的出问题，流动性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周围的贸易伙伴、投资伙伴，当时是从南行开始，纷纷要求和中国央行之间建立货币互换，以及提供流动性和提供稳定、信心的支持。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所谓人民币本币互换的过程。而这个本币互换的过程在人民银行来讲，当时叫做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投资，提供这个便利。
2014年之后，由北京政府开始采纳了所谓国际化的提法，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提法。说实在，这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做法。对于一个只有少数新兴市场大国的货币未来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而国际化的要求是货币能够自由使用，可兑换程度相对较高，当然不一定说百分之百，但使用的自由程度要比较高。否则大家用你作为国际货币的替代品，大家也是不会太认真考虑的。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也是市场参与者自己选择的过程。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接受人民币进入IMF的一揽子货币，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以后，等于也是在全球不断观察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可兑换程度的提高。当然也关心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更好地平衡我们对于资本流动的管理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选择。
全球一个新的现象，应该说从本世纪，大概05、06年以后，美国开始使用金融制裁的手段。当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曾经有很多各方面制裁，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但过去不怎么用金融的制裁，最近十几年开始逐渐出现所谓金融制裁。金融制裁以后，也会对于全球交易货币的选择、储备货币的选择，以及对资本流动管理都带来新的挑战。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现象，今年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WTO改革。因为中国习主席多次讲到，特别是在去年达沃斯讲话中讲到，中国是坚持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同时，我们也支持WT0争端解决机制，贸易就不可能没有争端，有争端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
今年以来，看到全球各种论坛上的声音都在说，大家WTO工作效率还是有所担忧的，也知道多哈回合搞了这么多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因此WTO改革的呼声在不断提高，同时也进入各种国际论坛的角色，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同时我们也明确的认为，WTO的改革不要是个别哪些国家的声音说了算，必须是多边的讨论、多边的共识和多边的决议来完成WTO的改革。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和WTO改革密切相联系的金融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是什么。我们说目前来讲，它还是IMF（国际货币基金）、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和BIS（国际清算银行）为主的，在研究制定讨论新的规则。包括银行业《巴塞尔3》，还包括许多指标。
这些多边规则的制定，一般来说都是向G20汇报，经过G20领导的认可。因此，我们也可以从WTO的状况和及其改革，影射到金融界的规则制定、争端解决和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类似问题。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很多论坛和会议上都强调，我们要避免下一次危机，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有人说，我们有可能还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概率，会有下一轮的危机，说法不一样。最新的观察，说除了危机，有一些过去所共同面临的原因和触发，诸如高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不平衡，诸如资产泡沫以外，大家还关心两件事：一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过十年左右的QE（适量宽松）之后，全球流动性相当充裕，相当泛滥，这样促使资产价格有异常的现象。这个异常越大的话，它调整的风口越大。因此对于资产价格调整，大家是非常紧密，也把它看成是触发危机的一个因素。
再一个是科技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特别是金融科技FinTech，陆克文先生专门谈到了。一方面是许多金融服务领域提高了服务效率，改进了效率，改进了供给。但同时也有一些活动会出现新的挑战，有可能游走于现有监管之外，有可能有新的风险。有可能金融科技大大提高了交易的频率，我们在一些资产市场中明确出现了所谓高频交易、程序化的交易。而这些内容大家担心它们是否在某些程度上会脱离经济基本面，是否更容易出现一些大起大落。大家也注意到英国市场上所谓发现的“闪崩现象”，也有人估计新科技的出现带来的风险也需要大家加强分析研究，加以警惕。
对于亚洲国家来讲，我们有一个好处是20年前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在亚洲金融风波中有不少经验教训。有些经验教训并没有得到非常认真和彻底的思考和总结，但是多多少少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都做了不少的自我调整。这些调整使得我们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的风波相对较小，从亚洲国家来讲，可以把亚洲金融风波和2008年这一轮金融风波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深刻的思考，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效的防范下一轮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