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制助学政策宣传片、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准备贫困生入学大礼包……每年9月开学季，是徐婷婷最忙碌的日子。作为一名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她所有的工作是为了确保贫困新生入学的“绿色通道”畅通无阻。
“现在的大学生可以心无旁骛地求学，不用为学费发愁。”徐婷婷回忆说，自己当年上大学时，每年家里都要为学费犯难，父母借遍亲朋好友，“从家里离开时，带的是一沓皱巴巴的现金，从10元、20元到百元不等”。
如今，我国早已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资助学生政策体系，为寒门学子解燃眉之急，筑励志之基。
再也不用到处借钱了
天津大学的大一新生姜哲，来自山东海阳市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身患糖尿病失去劳动能力，全家的经济来源靠母亲种植苹果。一年两三万元的收入，除去父亲的医药费几乎所剩无几。要不是办理了生源地贷款，姜哲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来上大学。
来学校前，不少村民前来送行。邻居于大爷握着姜哲的手，连声感叹助学贷款政策好，“再也不用到处借钱了”。上世纪90年代，于大爷的两个孩子相继考上大学，因为家境贫寒，他借钱的足迹曾遍布四邻八乡。
当时，随着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开始实施，而高校资助体系改革也被提上日程。
实际上，早在1986年，我国便出台了关于人民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的意见。不过，这只是大学生资助体系的雏形阶段，覆盖范围有限。
1997年，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工作目标。
1999年，我国建立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这是利用金融手段实现学生资助的成功探索。
“阳光”普照各学段
最初，靠贷款完成大学学业，无论是对金融部门、高校还是学生来说，都是新鲜事物。资助面偏窄、资助标准偏低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2007年，我国决定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学生资助进入了2.0时代。
来自陕西陇县的王靖，便是首批受益者之一。王靖的父亲在她很小时就去世了，全家靠母亲打工维持生计。2007年，她考上上海财经大学，通过“绿色通道”得以顺利入学。毕业后，她在上海一家金融机构工作，把母亲接来上海一起住，还资助弟弟在老家的县城开了一家烘焙店。
从2007年至今，从教育扶贫到教育脱贫，从扶助完成学业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国家对学生资助工作的定位不断深化。大学生只是受助学生中的一个群体，助学政策的阳光普照到了更多学段学生的身上。
好消息一个个传来：2008年，全国城乡中小学全部免除学杂费；2009年，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免除学费；2010年，普通高中有了国家助学金；2011年，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2017年春季学期起，统一城乡“两免一补”政策……
如今，我国的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政府为主、学校和社会广泛参与的“三位一体”资助格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基本健全。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6年间，全国共资助学生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8864亿元。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田祖荫表示，过去10年，资助政策实现了各学段全覆盖，下一个10年，“大力推进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着力解决好学生资助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对贫困家庭学生来说，无论在哪个地方，无论在哪个学段，无论在哪所学校，都能找得到资助中心，都能享受到相应的资助政策。身为一名资助工作者，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徐婷婷说。
让关怀更有温度
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担任技术总监的王燕，打心眼里感谢助学政策让她顺利完成学业。不过，对于贫困生这个字眼，她难以释怀。
2000年，王燕考上北京一所市属大学，她所在的院系只有不到10个人申请了助学贷款，系里经常对他们进行及时还贷的诚信教育。每次班干部传达这项通知时，总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名，让他们去开会，“每当这时，同学们的目光都会聚焦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挺难堪的。贫困生都比较敏感，希望在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也能照顾我们的心理感受。”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受益的贫困生越来越多，而感觉个人隐私被侵犯的学生越来越少。随着资助体系的不断完善，工作不断细化，关怀贫困学生变得越来越有温度。
去年，有个别高校在公示受助学生信息时，把他们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也一并作了公示。对此，田祖荫表示，相关工作者务必绷紧“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和隐私”这根弦，让资助工作更合规、更有爱、更有温度。
徐婷婷所在的学校，迎新“绿色通道”是单独设立的，日常管理中也着力淡化“贫困”的标签，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学生融合发展，鼓励大家共同成长。在她看来，学生资助工作是一项需要带着感情去做的工作，要给贫困生不留痕迹的帮助和润物细无声的温暖。
入学3个月来，原本有些内向的姜哲逐渐融入了集体生活。他申请了报到路费补贴和生活补助，学校还为他提供了勤工助学岗位，这样一个月能有600元收入。
“点点滴滴的关怀都在激励着我努力学习，将来回报社会。”姜哲说道。（记者 于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