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各面临不同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时间里已经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从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中国对人类共同体更有意义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中国已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有多少人脱离贫穷。
在过去40年里，中国已经促成7亿多人口脱贫。这个社会奇迹远比经济奇迹更为重要。如何理解这个奇迹，就是这里所论述的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观念，及这一观念所演化出来的政治经济体制。
广义上说，东亚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文明的衍生。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被世界银行视为“东亚奇迹”。人们发现，二战后，在仅有的十几个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东亚就有这五个。而这五个经济体就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圈”内。在儒家文化圈内，一个普遍意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是政府的责任。这五个经济体对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也有不同看法，但没有人会怀疑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它们的一个共识便是：发展是硬道理。
进而，这五个经济体的政府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还做出巨大努力，通过社会建设，培养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转型。今天，其中一些经济体（尤其是台湾）因为效法西方民主，政府和经济开始分离，政府无力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结果造成类似西方的问题。这个趋势也是值得观察的。
今天，东西方两种政治经济模式都面临问题和挑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来说，西方面临的问题须通过结构性再造来解决，而中国面临的属于在现存结构上调整和改进的问题。
在西方，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之间的再关联，也就是政治如何再次对经济行使权力，使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从而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实现再平衡。西方目前内部民粹主义崛起，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主要是要解决内部经济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好。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很难作为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光靠经济力量本身就很难实现。
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比较有所作为，包括再工业化、技术创新、保护本国产业等，不过，包括和中国进行贸易战在内的很多方法，并不能改善内部经济结构，从长远来说，也必然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北欧少数国家开始试行“一人一份工资”模式，但很显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而只是福利模式的扩大版。西方如何能够像当年建设福利国家那样，再次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再平衡，有待观察。
对中国模式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不仅不会放弃，而且会更加巩固。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很多，但主要是围绕三层市场之间实现平衡这一目标。无论是国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市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导致失衡，进而发生危机。如何实现平衡？这需要产权、法治和政策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
就产权来说，光强调私有产权的明确和保护远远不够，国有企业的产权、国有和民营合作的产权和私有产权同样需要明确化，需要具有同样的权利。对法治来说，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三层资本。应当强调的是，在这方面，现有政治或政策保护远远不够，急须把政治和政策的保护转化成法治保护。
对政策来说，主要是根据三层资本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失衡情况进行调整。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必要时，对不同资本进行扶持和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厘清，哪些领域必须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哪些领域可以大量让渡给民营企业，哪些领域可以政府和民营企业进行合作等问题。
政府须要促成国有企业追求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不是通过现有方法（例如垄断、政策寻租等）。政府更须赋权社会本身培养自身的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使得社会有能力平衡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仅靠政府平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