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跃手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房屋所有权证……在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展览馆”展示台里，摆放着已有些泛黄发旧的农村土地产权相关证件。“这是鹤鸣村乃至全国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土地政策调整的见证。”年近七旬的鹤鸣村退休村主任余跃，指着墙上一张照片对成都晚报记者说，“我是土地产权改革的见证者。这张照片是2008年我刚拿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拍的。”
鹤鸣村率先试点土地确权，成为全国首个完成土地确权的村庄。鹤鸣村从一个仅靠种地维持温饱的自然村，发展成为集特色观光农业、旅游休闲等多种产业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农村，人均年收入超过万元。
A
联产承包责任制 成都第一村
“一开始村上也不敢大干，最先只有2个组推行。”余跃从1975年开始担任村民小组组长，1997年当上了村主任，直到几年前退休。他记得，1980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鹤鸣村是成都首个试点村。1980年，紧随安徽小岗村之后，鹤鸣村作为灌县（今都江堰市）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首个试点村，成为都江堰市的“小岗村”。
“用5角钱一亩的工钱请人来量土地分田。”余跃一家当时5口人，承包了5亩地，“当年每亩地就收了五六挑谷子。”看到前面2个组的人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米吃都吃不完”，全村村民都有了积极性，大家第一次有了“为自己干活”的冲动。
然而，这种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单一务农的鹤鸣村农民还是“手头紧”，年轻人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种田的人渐渐减少；另一方面，当时的农业政策要求农民必须交公粮和农业税，在土地上没有“赚头”的农民，对种田失去了信心，一些地方出现了田荒。“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土地、房屋和林地产权不明，想挣钱、想做事的农民缺乏资源、资金和资本。”
当时，有一个生产队有32户人家，其中就有10户不种田。后来，免交农业税，但挣钱空间也不大。农民们算了一笔账：一年两季作物，全按水稻计算，全年亩产只有1000公斤左右，收入1600元，除去种子、化肥、农药费用所剩无几。种一年田，还不如到外面打一个月工挣得多。
B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全国第一村
在成青快速路边，鹤鸣村村口，立着一块写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的大招牌。“权责利清晰，资源变资本。”余跃告诉记者，2007年6月7日，成都被授予“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年12月19日，成都确定都江堰市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2008年元旦，印有“机密”字样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试行）》，下发到成都市所属各级政府。柳街镇的干部前后学习了半个月。“吃透政策”成了年初该镇基层干部的必修课。当年2月，鹤鸣村被确定为成都首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成为“点中之点”的鹤鸣村，也成为中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
“丢地”10年
村民因确权极力“求回”土地
2008年以前，拥有1700余人口、3100余亩土地的鹤鸣村是一个全农业村，经济落后、地处偏僻，被当地人称为“夹皮沟”。当“确权颁证”“产权制度改革”的消息传到村里，时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余跃和村民们一样，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余跃记得，都江堰市里来了一个领导给大家解释：“确权颁证就是弄清楚每户农民有多少土地、房屋、林地，把代表权属的本本发给农户。有了本本，就可以用房屋产权进行担保贷款，搞农业项目，搞规模经营。”领导举了例子：“双流的豌豆尖卖到国外是100元一斤，我们本地是两三元一斤，这就是集中经营的效果。双流羊肚菌卖到国外，一亩地一年产值是1.5万美元，这在国内是很难想象的。不愿意搞农业的，也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收取租金，自己外出打工，确权后就有保障了。”
考虑到改革涉及利益较多，村里选择了全村最小的7组率先展开确权工作。余跃是这个有37户84位村民的小组组长。“难，历史遗留问题复杂，解决起来没有先例借鉴。”事隔多年，余跃对当年确权的情境仍记忆犹新。从上世纪90年代到停止征收农业税前，鹤鸣村农民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种地，有的把土地退给生产队或送给别人种，这种行为被称为“丢地”。如今，听说改革后土地可流转获取租金，每亩地每年还有400元耕地保护基金，原来“丢地”的村民想把地要回去。
余跃讲了一个例子：10余年前，村民刘怀俊把1亩8分地给村民王明祥种，到确权时，刘怀俊想把地要回来。王明祥认为，“当年你出去打工，把土地拿给我，我施了化肥、农药，还交了10年农业税，凭啥你想要回去就要回去！”
全国首发“四证”
成立耕保协会保承包地“安全”
在类似纠纷不断的情况下，鹤鸣村从各小组选出一些村民代表，组成调解小组处理矛盾。调解小组为刘怀俊和王明祥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后来，这种调解小组模式逐渐得到规范，并在整个成都地区推广开来，取名为“村民议事会”。
一周后，拿着皮尺等测量工具，鹤鸣村11个小组共572户村民的入户调查摸底正式启动，包田到户以来最大的清产核资工作在农村展开。
2008年3月10日，鹤鸣村完成了全村572户入户调查。同月18日，全面完成了资料汇总、公示等工作。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到村或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和农民房屋全部确权到户。
确权结果以一张“鱼鳞图”的形式呈现出来。全村每户的土地，在经过实测后清晰地显示在图上，确认后由户主在上面按上指印，看起来就像鱼鳞一样。此外，这些信息还被转化成了电子数据。
2008年3月31日，余跃和他组里的34户村民首批拿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小组还有一本《集体土地所有证》。这在成都乃至全国范围，是首次给农民颁发“四证”。
当年4月30日，鹤鸣村确权颁证全部结束。目前，涉及成都257个乡镇、2745个村、212万户农户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办证工作已经完成。
同时，鹤鸣村8组61户村民还与国土部门签订了耕保合同，并领取了耕保基金。“每亩地一年要领360块钱。”村民王明祥说，他家3口人，有5亩多地，一年下来就有1800多元。
为了保护耕地，成都市从土地出让收入中筹集资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主要用于耕地流转担保、农业保险补贴、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农户养老保险补贴和承担耕地保护责任集体经济组织现金补贴的专项基金。根据相关规定，农民男到60岁、女到55岁，经耕地保护协会确认自己承包地没有遭受破坏，方可一次性领取耕保补贴，否则将予以扣除。目前，鹤鸣村成立了耕地保护协会，小组成立了分会，专门设有耕地保护义务监督员。
C
全国首家 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土地确权后，农民收入渠道拓宽了，农村活力也更强了。但确权颁证只是第一步，上市流转才能体现土地的市场价值、融资价值，体现土地的财产性。截至2018年，我市土地流转面积达485.4万亩，规模经营率达60.8%。
土地确权
助力灾后重建
鹤鸣村土地确权颁证后，市场价值很快得到体现。2008年6月，通达农业生态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流转获得鹤鸣村约1100亩地经营权，用于种植蔬菜、花卉。流转土地的村民每年每亩获得与850斤大米等值的租金，折合1200元。
2008年“5·12”地震，鹤鸣村一些村舍老屋受损，村里进行了一场利用已确权土地“产权置换”加快灾后重建的实验，“就是把原先散布于全村的村民集中到一个片区中，统一规划成农民社区，由村民自主、自愿建设。我们村原有408亩集体建设用地，主要为宅基地。经过整理集中后，满足村民建房只需200余亩，其余200余亩整治复耕为耕地。经国土部门验收，通过‘增减挂钩’政策，转化为建设用地指标，在都江堰市内流转。”余跃介绍。按照当地价格，腾出来的集体建设用地换成指标，每亩村集体能收入35万元，其中15万元直接还给村民用于建房补助，另外20万元在缴纳完流转税后，用于村里公共设施配套建设。通过这一政策，鹤鸣村参与建房的每个村民获得了1.8万元建房补贴。
2008年10月，成都市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这是全国首家农村产权综合性市场平台，囊括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村房屋产权等重要的农村资产产权，可通过市场原则实现有序流转。目前，成都农交所已累计成交各类农村产权1.6万余宗、177万亩、金额850亿元，成为全国交易规模最大、交易品种最多、服务体系最完善的农村产权交易场所。
唤醒土地
助推乡村振兴
去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四川时强调，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把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在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会上，将改革提到了“根本动力”的位置。会上，成都进行了5项重点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公共产品服务生产供给机制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其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点从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和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机制3个方面入手。“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将唤醒沉睡的土地。”成都双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均德认为，成都通过改革，可推动“一三联动”，打造田园综合体，发展观光旅游产业，“尤其是土地流转和产业配套，都需要通过改革突破‘瓶颈’。同时，区（市）县尽快落实和响应，让社会资本愿意投资、愿意发展。”
围绕科学配置利用各类资源要素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一项又一项改革举措刷新着成都农村的改革进程，限制农业农村发展的“瓶颈”被一一打破，为成都“三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成都晚报记者 滕杨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