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张 倪
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阴晴难料，危机并存。贸易摩擦的频发易发、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再度加深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复杂变局下，我们应如何研判应对这些风险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挑战？解救世界经济困境有哪些有效方法？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的中国，又将带来哪些全球化新方略？3月23日至25日，参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的中外代表们，在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中，给出了多方解答。
世界经济三大危机：贸易摩擦、民粹主义、债务水平
对于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的主要危机，参会嘉宾们的关注点集中于贸易摩擦、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全球债务风险等问题。
“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速回调，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全球同步复苏态势在逆转，不同经济体的分化在加剧。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强劲的增长势头在减弱，但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总体要好；欧元区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德国，受外贸和汽车生产下降影响，经济明显回调；日本经济也较低迷。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也在下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发言中指出，贸易摩擦的易发多发，正在冲击着全球经济。
去年9 月， 世界贸易组织（WTO）下调了对2018年和2019年世界商品贸易预测。该组织预计， 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3.7%，低于先前预计的4.0%。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称，如果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受贸易停滞、金融市场混乱等影响，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超过0.8个百分点。
“过去30年，贸易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但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严重冲击全球经济赖以增长和繁荣的贸易体系。”王一鸣说。
在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看来，贸易摩擦， 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民粹主义抬头的结果。他认为，随着民粹主义上升或者抬头，我们会面临一个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每个国家都试图捍卫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关于贸易关税还是科技方面。保护主义将会不断上升。“这些变化对世界来说都是颠覆性的”。
谈到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因素，不得不提中美经贸关系。如今中美两国GDP占全球的40%，两国的博弈摩擦，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目前来看，中美经贸谈判进展顺利，市场对两国达成协议期待较高，但人们对中美更深层面的系统性竞争的担忧，仍然让不确定性难以消除。
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的经济规模超过20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60%。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要重蹈所谓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为维护自身权利与正在迅速发展的排名第二的国家必有一战的厄运。”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在发言中指出，中美两国有责任维持一个紧密交融的经济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服务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朱光耀建议，今后，首先要强化中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确保中美关系沿着协调、合作、稳定的轨道前进。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是保证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领导力。因此，要保持多种沟通方式，同时建议考虑建立两国元首的定期会晤机制。其次，要充分发挥中美两国现有的四个高层对话机制和省州城市友好合作机制的作用。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50个对话机制和277个城市对话友好机制，希望这些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此外， 要充分发挥中美两国工商企业家合作的作用。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6300亿美元，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贡献来自两国企业家，要珍惜并充分发挥两国企业家的作用。最后，要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推动中美两国智库间进行深入坦诚的交流，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对民众和媒体的引导。
亚洲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对于中美应主动找寻更多合作新领域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 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在过去几十年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进步，这样的相互依赖性不应被削弱。在新的时代，中美之间会有更多竞争的意味。这种竞争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和平竞争、友好竞争，但也有一些体现在贸易摩擦中。“尽管竞争非常有必要，但相较于竞争，中美间更需要合作。中美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保证国家安全，同时也要维持社会开放。”
当前的欧洲，似乎也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我们看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主要大国以及欧盟本身在内政与外交上都面临挑战，极端保守主义和民粹思想强势崛起，英国脱欧给欧盟的融合进程带来重创。欧洲正站在一个陌生的十字路口上。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发言中表示，当前欧盟最紧迫和棘手的任务，并不是英国脱欧，而是处理欧债危机重创下，南北欧不断拉大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他认为，欧债危机给欧盟留下了创伤的印记。在跨越2012年欧债危机之后，欧盟虽未解体，但由于处理方式不佳，给欧盟留下了深远影响和伤害，并导致欧盟内部南北欧国家发展速度的不均衡，而且这种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南欧这些国家虽是欧盟成员，但一体化程度不够，尤其在债务危机后，没能更好地融入到整个欧盟当中。比如，马耳他、希腊、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国家，经济增速缓慢，急需追赶上来。这对南欧国家来说，是最严峻的挑战。”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乐明瀚更为担忧的是民粹主义思潮高涨给欧洲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民粹主义的诱因之一是欧洲各国国内的不平等问题。“比如，有一些人不满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地区经济增速较慢，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不如其他国家。在欧洲内部，如今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正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乐明瀚认为，关注今年5 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至关重要，其结果将有可能重塑欧洲的政治格局。
安盛集团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布博表示，当前欧洲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走向危机的十字路口，而是一个从1.0时代到2.0时代的十字路口。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但前提和关键是，要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共同的目标。“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让欧盟重焕发生机，是解决当前欧洲问题的唯一方式。首先要考虑新一代年轻人的想法，他们对于建立欧盟的初衷并不了解，欧盟对于他们来说是给定的事实。”为了让每个欧盟公民都能认识到欧洲一体化的好处，布博建议，今后各国应该讨论一些更为实际的民生福利问题。
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拉尔斯·菲尔德更加关注欧盟将面对的外部挑战。他认为，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欧盟应如何定位自己，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如今的全球经济有一点将要分崩离析的意味，欧盟也在想办法，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要用大欧盟的一体式思维去考虑问题。不能以单个国家的利益来思考，要以欧盟的整体利益来考量，这才是欧盟应对外部挑战的正确方向。”
此外，对于全球债务风险，与会嘉宾也普遍表示担忧。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债务规模接近250万亿美元，几乎是同期全球GDP的3倍，创历史最高水平。
王一鸣认为，尽管债务上升的势头在下降，特别是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全球债务水平依然很高，使得市场对利率的变化极为敏感。在美元走强，国际金融市场利率走高的背景下，那些超低利率时期大量负债的新兴市场将面临大量本币贬值、资本外流的压力并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表示， 目前去全球化非常明显，而且未来可能还会变得更糟。他指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重比危机前更高，私营部门的债务稍降，但政府债务大大扩张。“如果金融体系再经历危机的话，现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就非常小。所以，我们需要像上次一样，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沃尔夫还表示，地缘政治动荡、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也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寄予厚望 共期WTO改革光明未来
可以看到，在全球经济变局中，各种担忧和焦虑情绪在上升。国际经济协调难度增大，影响着全球的复苏进程。不可否认，2019年的全球经济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但在王一鸣看来，只要各种风险不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不会出现全面衰退。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强化，金融体系稳定性提高，新兴市场外汇储备也比较充裕，为应对风险创造了条件。他表示，从中长期看，有三种因素将对未来全球经济走势产生较大影响，并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秩序。
第一，新一轮技术革命能否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融合的引擎。尽管信息技术革命会带来结构性摩擦，比如对程序化就业的冲击，但是会提高全球全要素生产率，也会进一步深化各国分工和合作，全球经济融合的趋势会因为技术发展而进一步强化。
第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能否达成共识，并发挥正面作用。WTO 应对非关税措施不够有效，处理服务贸易能力有限，数字技术和知识产权监管的能力不足，164个成员要达成一致意见，决策效率低下。但无论如何，多边贸易相对于双边贸易来说，依然是更有效的。当前WTO改革正在启动，虽然主要经济体利益分歧差异很大，短期内很难达成共识，但这种贸易摩擦和投资保护带来的巨大成本终究会使人们认识到，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总是比碎片化的双边贸易体制更加有利于全球经济和自身利益。
第三，全球化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并能进一步升级，以形成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确，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期，各国博弈进一步加剧。发达经济体谋求建立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但掌控力量在下降，难以有效发挥主导作用。在这一过程中，WTO的正常运行受到干扰，G20机制也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与会嘉宾普遍表示，在全球化正在遭遇波折的背景下，新一轮的WTO改革迫在眉睫。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坦言，WTO的愿景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来促进全球贸易。但当前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挑战。WTO需要改革，且改革可能有AB两个可行的计划。其中，计划A是假设美国想对WTO进行改革，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需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比如补贴要加强规则的制定，在争端解决机制上进行进一步改革等。计划A还是把美国放在中间，让中国更多地参与进来，更多地发挥一个中心的作用。计划B则是没有美国参与的WTO改革。“如果A计划行不通，就必须得有一个B计划。”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高燕则表示，中国是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积极的实践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支持对世贸组织与时俱进的加以改革和完善，世贸组织的规则虽然不够完善，但不能另起炉灶，不能推倒重来，不能改变贸易自由化的大方向，不能改变开放、透明、包容和非歧视的基本原则，不能搞排他性和小圈子，要坚持平等参与，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照顾大多数成员的关切，尽可能地寻求最大公约数。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带来了中国企业界的声音。他认为，曾经主导世界贸易的WTO 现在正因为遭遇来自自身和外界的各种阻碍，似乎出现了停滞，只有在一些必要的事情上达成共识，才可能确保WTO继续存活下去。“一是要深信自由贸易、全球贸易不改变；二是弄清我们是否还需要贸易全球化；三是参与WTO框架内的不同国家是否需要得到公平待遇；四是是否应该把贸易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五是贸易政策和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否应该有关联；六是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状态和其在全世界的地位有没有必然联系；七是贸易政策和任一国家的国内大选有没有关系。”
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佩妮洛皮·蔻加诺·戈德堡也认为， WTO需要与时俱进，新的全球经济已经展现出了很多新的特征，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WTO的改革要促使程序变得更加灵活，在监管方面要取得一致性。“关于未来，要想取得进展，要想推动新的多边倡议，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贸易冲突，可能也是一个全新的多边倡议崛起的黎明前的黑暗。”
“美国在对全球化的引领中疲态已现，由中国、美国和欧洲平等合作，共同引领，才是全球化最好的前景。”对于全球化的未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预测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代替全球化。但这条路很难走远。或许美国可以通过美加墨协议、美韩谈判，对墨西哥、加拿大和韩国实行单边主义，但对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2018不是日本的1988。中国市场非常巨大，全球以中国作为第一大市场的国家已经超过了美国。
第二种是晾干WTO，另起炉灶，搞一个新的WTO。这样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因为中国拥有自己的贸易伙伴，不可能再次申请加入新WTO。其后果将是世界陷入经济冷战，全球技术、贸易、生产面临重新布局，全球经济很可能步入大萧条大衰退，最终结果将非常可怕。
第三种是最理想的前景，由中国、美国、欧洲携手，共同引领全球化。在知识产权、市场开放、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改革、改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都可以洽谈。关键是要开诚布公、彼此信任、平等协商、相互监督。
“一带一路”带来全球化新方略
在发言中，不少嘉宾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呈现出强烈的“规则优先”特征，其本质是发达经济体将国内体制、机制、意识形态甚至文化的全球化，而这样的“规则优先”是有缺陷的。当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无法继续下去时，我们亟须探讨一个新的全球化路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的本质，不是为了去除过剩产能，而是旨在推进一个新的全球化方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发言中表示，首先，“一带一路” 要做的事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所串联的大都是比较落后、比较贫穷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希望，在承认世界多元、各国一律平等的前提下，努力追求包容性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力求使各个国家、各国内部的各地区，真正平等地进入全球化进程，并共享全球化的收益。
其次，与规则优先不同，“一带一路”倡导的是发展优先。李扬认为，“一带一路”是致力于推进参与国家的产能合作，是推进各国实现工业化、满足最广大劳动大众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全球化，是帮助参与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全球化。
此外，“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李扬强调，传统全球化追求的是趋同性，而“一带一路”体现的全球化则承认差别，承认多元，并致力于“共建、共商、共享”。我们提倡各国因地制宜，根据本国情况，寻求符合自己发展利益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我们致力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战略对接，寻求合作共赢。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的机制化有七方面内容。第一，进一步深化合作。第二，与现有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对接。第三，利用“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第四， 在“一带一路”的参与下，协调企业社会责任跨国机制。第五，要规避搭便车的行为，规避道德风险。第六，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第七，建立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李扬坚信，“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成为解救危机的有效方法，它会与整个世界相协调，让世界经济度过危机。
中国制度型开放主抓手：粤港澳大湾区、自贸区与自贸港建设
在世界经济复杂变局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的内涵以及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可以说，中国的开放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应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发展？
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刚刚结束的全国“ 两会” 上， 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在论坛发言中，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分析指出了现阶段推行制度型开放的三点必要性。
首先，这是顺应中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过去中国主要依靠丰裕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依靠大量廉价要素投入支撑经济规模的扩展。但现在，中国的要素禀赋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必须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变， “ 向改革要红利， 向制度要激励”，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的主要目的。
其次，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新发展趋势的需要。当前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一些前沿领域，正由“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后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提出制度型开放，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新要求，通过对标最新的国际规则，营造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环境。
第三，这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大势的需要。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国际治理领域也面临重重困难，包括WTO 在内的一些重要多边机构的改革步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提出制度型开放，就是要以更加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推动包括WTO在内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提出中国方案，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下一步，我们应如何在实践中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呢？钱克明认为，关键在于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的部署，我国先后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等。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努力打造高水平开放新平台。
——在建设自贸试验区方面， 国家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这些在建的自贸试验区，主要聚焦商事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开放创新制度、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努力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复制推广了153项制度创新成果。
—— 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方面，自由贸易港是国际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我们将按照中央部署，分步骤、分阶段探索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目前，确定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方向是突出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海南发展定位、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从自贸区到自贸港的建设，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表示，这充分表明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1+3+7+1” 的自贸区布局体系，与国家更大范围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 以及两岸和平发展融合战略等，构成了我国东南沿海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他强调，“我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借鉴了香港的许多经验，回顾香港自贸港的历程和经验，有利于加深对自贸区和自贸港的认识。自贸区是更大范围的自贸港，而自贸港在自贸区里应该具有核心和引领的作用。因此，自贸区和自贸港两位一体，不可分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则认为，中国的自贸区是非典型的自贸区。中国的自贸区基本上不搞转口贸易，不搞离岸贸易，其更多承担的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试验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我们称其为FTZ，但就目前来看，中国12个自贸区的工作重心，都不完全在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这个层面。
“今年我国自贸区战略很可能继续扩容。但我们看到，目前已有的12个自贸区之间的相互联系还非常不足。对于其制度创新，基本上都是中央到地方的，都是垂直的。各自贸区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呈碎片化布局状态。在此基础上，国家提出在海南建设自贸港。要知道， 自贸区中必然是那些非常有影响力、金融非常发达的港口，其所在城市才有资格去建设自贸港。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南建设自贸港，还有非常远的路要走。” 张军表示， 中国的自贸区被赋予了许多改革试验的国家责任，这使其起步任务艰巨步履艰难。国家提出要打造全面开放新高地，必然要借助于自贸区这样的试验平台来实现。他呼吁， 自贸区战略必须找回初心，真的对标国际最开放阵地（比如新加坡、香港），定位准确自己的学习目标，才能真正在全球推出有中国特色的自贸区和自贸港。
——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方面，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下一步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此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发挥香港、澳门作为开放平台的示范作用，支持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与国际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大湾区共同开放发展。
在发言中，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表示，广东将抓住机遇，以大湾区建设牵引带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将大力推进设施的硬联通和机制的软联通，与粤港共同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加快完善以广深港、广珠澳和跨珠江口通道为主轴的内部快速交通网络，努力促进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加强与港澳在法律服务、金融、医疗、建筑等领域的规则对接。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政务服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加快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共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推进开放合作， 共同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积极增进三地民生的福祉，共同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介绍，为了让香港抓住大湾区以及不断增长的东盟市场所带来的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届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包括为创新科技公司和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订立新的上市制度；为满足一定条件的在岸和离岸基金提供利得税豁免；为债券发行提供补助， 特别是在香港发行的绿色债券；与内地、英国、法国、瑞士和卢森堡落实基金互认；推出快速支付系统和虚拟银行牌照以支持金融科技； 以及建立金融学院培养本地和内地人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定下了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明确方向，以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她表示，期待香港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在发言中说，粤港澳大湾区承担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希望成为全球最佳创新之地的使命， 为澳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全力配合国家部署，加强与各方的密切沟通联系，全力深化合作。他表示，从总体环境来说，粤港澳大湾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基础良好，三地在合作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以及操作性的问题也十分复杂。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一国”的前提下，协调平衡“两制”和“三个法域、三种税制”的差异。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会对各要素自由流动造成影响，推进大湾区建设，就是要化挑战为机遇，重点解决这些问题。澳门着重在规则衔接、制度创新等方面，与大湾区兄弟城市共同探讨， 以先行先试的创新合作，寻求实质性的突破。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