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室视频拍下李越最后一天上班的情形。南都·深圳大件事记者 颜鹏 摄
贺先生给南都·深圳大件事记者提供了数张李越在3月份的考勤表，表中确有“3486.49”这个数字。
据悉，李越上的是中班，每天13时上班，22时下班。但南都记者从考勤表中看到，3月份李越每天的下班时间几乎都超过22时，超过23时下班的天数也不少。
4月11日，李越上的最后一天班，下班时间则在当天的23时17分。
对于家属所说的加班时长，讯捷公司相关负责人朱女士表示该时长无法确认，但她承认在高峰期公司的加班时长“略长于法律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长。”
南都记者了解到，李越2007年就入职了讯捷公司，此后便没换过工作。2011年，李越患上抑郁症，此后，他因为抑郁症休了半年假。贺先生认为这与公司常年鼓励员工加班有关系。而公司之后创造的歧视性工作环境，更是导致李越病情加重。“事发后，我们发现我哥的位置被安排公司过道一侧的杂物区，头顶还有几个摄像头对着。这明显是有歧视行为的。”贺先生说。
公司回应：建议走法律渠道解决问题
李越的家属认为讯捷公司逃避责任，一直到事发后两天，才见到公司的高管现身。
贺先生表示，他希望公司能够承担责任，并给予家属一定的人道主义赔偿。据悉，4月11日，双方在南湖街道办进行了协商，但双方并没有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
4月12日，讯捷公司相关负责人朱女士回复南都·深圳大件事称，事发时已是周五晚上，周末公司不上班，加上深圳的公司只是办事处性质，因此高管无法马上现身。
周末的时候，她从外地赶到深圳处理此事。朱女士表示，该公司希望家属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问题，理性维权。“司法认定公司承担多少责任，我们就承担多少。”
对于家属所说李越患抑郁症与公司有关系，朱女士表示公司方面不能认同。“导致抑郁症的原因很多，我不好评价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得抑郁症，把责任推到公司不公平。”朱女士告诉南都·深圳大件事记者。此外，对于长时间诱导强迫员工加班的说法，朱女士称公司加班都是自愿的，不存在强迫一说。
为什么给李越换工位？
朱女士解释称，2015年时，李越在工作时忽然发病，大喊大叫，吓到了周边的女同事。之后，公司才将他的工位移到了现在的位置，但并不是杂物间。
关于李越患有抑郁症，朱女士也表示“只有几个高管以及老员工知道”，不存在歧视的情况。
事件最新进展
讯捷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愿意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下继续协商。截至南都·深圳大件事记者发稿，双方仍未对赔偿一事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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