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乡下人的自白：如果不是高考，我们就得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了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35篇原创首发文章
十八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跟兄弟张伟、胡亮、阎王、黄铤，骑着从家里偷偷弄出来的摩托车，骑行在乡下的艳阳下。
乡下艳阳高照，风吹稻浪，知了声嘶力竭。柏油马路有点黏嗒嗒，车轮碾上去不干脆，仿佛雨后的泥地。我们追逐着头顶的浓云，一封油门，冲进它的荫蔽，欢呼雀跃。要是口袋里有足够的油钱，我们真就打算骑到省城，骑到北京，骑到上海，去看一看那些大城市——那些我们将要各自奔赴的大城市。
不久出高考成绩、报考、收通知书，胡亮去了北京林大，黄铤去了北京二外，阎王去了华北电力，张伟没考好，我没报好，留下来复读。
“高四”开学，我们重新聚首，安慰自己，复读就复读，十八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只是十八年过去了，我们各自苟且，都没有成为好汉。
尽管这样，高考仍然是改变我们命运的关键，如果不是高考，我们就得和许多同龄人那样，扛起背包，去南方、温州、福建打工，成为融不进城市、回不去乡村的农民工。
所有的乡下人，都想着或想过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而离乡进城的路无非两条——读书或者外出务工/经商。
读书自然是最优选择。2019年，我国高考预计录取人数820万，录取率为79.53%，这就意味着，就算是农村孩子，只要咬牙坚持，也能上大学。关键在于，得小心不被杂牌、野鸡大学给上了。
尽管国家在不断努力，如农村专项高招政策，但数据显示，我国高考城乡录取比例、尤其是上名校的比例，差距悬殊（笔者非高考研究专家，谨简单罗列几个公开数据）：
2018年30名省市高考状元，91％来自城市，9％来自农村家庭，其中大部分高考状元的父母都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65％的高考状元父母都是大学本科学历！
2017年城乡适龄人口中，就读211重点高校的城市学生为7%，农村学生仅有0.6%；
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里，北大校园内来自农村的学生接近三成。进入21世纪之后，农村生源比例下滑得很厉害，2000年至2011年，北大农村生源比例仅为10％左右，2015年录取农村学生比例达19.14%，但离理想水平还有距离……
其实，无需数据，参加过高考的人凭经验就能得出结论——农村出一个名校毕业生，真的很难。
每一次进城，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
笔者生在农家，小时候看着更大的孩子去镇上的初中住校，十分羡慕。他们每周两次，走上十几里山路，回家洗个澡，再用玻璃罐装上够吃三天的霉干菜、萝卜干、腌菜，由于没有新鲜蔬菜和新鲜肉食，大多长得干瘦蜡黄；校舍简陋，上下两层大通铺，大夏天没办法洗澡，也没有纱窗、电扇，面对蚊子不断的袭扰，只有躲进炎热的被窝……然后轮到我们，三年下来，不堪其苦——跟城里朋友讲起来，大家都觉得是解放前地主家放牛娃的童年往事。
那其实是90年代中期。中考结束，全年级两百五六十个学生，只有10个人考上重点高中，再有一小部分上了中专、卫校、师范学校，其余大多数考完就收拾东西外出打工。
上到城里，第一年又是一阵抓瞎，城乡生活背景的差异，让我们从农村去的同学深感羞愧，有城里同学揪着我们的口音，哈哈大笑，再开朗的同学也变得内向起来。老师同样不怎么理会父母不在身旁、又毫不起眼的农村学生。我们在新奇又努力地接受“城市”的多彩，但由于缺乏老师、父母的监督、管教，有的同学没经受住游戏厅、网吧、录像厅的诱惑，一再逃学直至辍学；或者因为穷，渐渐跟“小混混”混在一起，走上抢劫、偷盗、打架混社会之路。
继续坚持的人，到了高二才缓过神来，逐步追赶。高二期末，我追到年级第51名，高三进重点班基本没有问题。高三开学，站在教学楼外墙边看分班名录，我在重点班找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直到同学提醒，我才发现自己被分到差班——后来我才知道，重点班虽然录取九十多人，教室都塞满了，但按成绩只取到第50，后面四十多人都是县里政府单位、事业单位的子女。
社会给一个无力的乡下少年好好上了一课，我懵圈了好几个月。后来一个晚上，跟远在深圳打工的母亲通了个电话，才暗下决心奋起追赶，重新回到年级前列。
高考报志愿，由于父母不在身旁，老师光围着有家长陪同或者有地位的城里同学，没有任何专业指导，我按着“新概念”、《萌芽》的感觉，蒙着头填了一所上海的名校，结果差了几分。第二年我不甘平庸，再次倔强地填了那所学校，再次以几分之差落败。
倔强的乡下少年又上了一课，选择了顺从，随第二志愿上了省城的财经大学。
我第一次出远门，独自去150公里外的省城。路过赣江，遥望江畔的高楼大厦，心里踏实了一点——以后写作文，在写道“我独自一人走在都市的大街”时，就不会不好意思地把“都市”偷偷擦掉改为“城市”了。
在压抑了许多年后，我们终于体会到“自由”的快乐，打游戏、翘课、骑车骑遍全城，去高中同学的学校瞎混日子。省城、来自大城市的同学则比我们活得清晰，他们参加社团、竞选班干部、去亲友介绍的公司早早实习……大学刚毕业，那些同学早早各奔前程，我们许多外地同学却突然迷茫起来。像《士兵突击》中退役的班长史今，当汽车路过天安门时失声痛哭，一个同学也在送走所有同学后，把自己关在寝室淋浴间放声痛哭。后来有人留在省城，有人回乡考公务员，也有人去更大的城市工作。我则阴差阳错地来到当年向往的魔都工作。
到了公司，跟上海同事聊起来，他们中许多人毕业于上海大学，我由衷赞扬，不错啊，名校啊。换来纷纷的白眼，这才知道，在上海，“上大”只是他们“自己家”的大学，只有考不上名校又不愿去外地的同学，才无奈选上大。而在我们省，没有考名牌大学底气的人，是不敢报上大的。
后来，在北上广深工作的许多同学陆陆续续回到各自的省份、城市、县城安身立命，兜兜转转，都是故事。
请原谅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进行描述，我们每个始于农村的“读书人”，共同的使命就是出乡村、进城市，而这条出乡村之路并不平顺，仿佛通关游戏，有人不堪暴击，有人禁不住诱惑，有人心里不平衡，没坚持住，就走上了另外的人生道路。
而当我们历尽艰辛、带着命运的光环来到大城市，满怀激动，以致于还带着点乡音，想郑重介绍一下自己，“你好，我是XXX”……这座城市就已收起它广告画上美丽、多情的面孔，露出她不耐烦的神情，“来，下一位”。
对于即将投奔大城市的农村考生们，我要说一声：亲爱的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但是路还漫长，珍视自己，勿忘初心，继续奋斗！
外出务工是离乡入城的第二条路。
在今天，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辍学率已经很低。再读不进书的孩子，有父母做主，有家庭的支持，哪怕进一所再差的学校，也会保证完成中、高等教育。
农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由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合作的2017年“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调研显示，中国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后辍学率为53.3%，有7.4%的普通高中生在毕业之前辍学，中专学生的辍学率也高达29%！即便是富庶的江浙沿海区域，据笔者观察，仍然有许多95后、00后初中辍学，他们或帮家里照料生意，或就近小工厂、小单位上班，或在家中啃老、打游戏、玩直播。
读书太苦、社会诱惑太大、靠读书出人头地的榜样越来越少、反正考不上大学读下去也没意思……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农村孩子调头另谋出路。
主要的出路还是务工，或者接受简单的职业技术培训再务工，毕竟“家中有矿”的总是极少数。而“蓝翔、新东方强过本科”，在民间有着众多的拥趸。
因此中国当前有农民工2.86亿，其中80后、90后占比七成，我们的表姐堂弟、儿时玩伴、左邻右里……就是其中的一个个组成。
只是时代已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时社会平等，生机勃勃，到处充满机遇。彼时的60、70后农民工，思想活络的，勤劳肯干的，抓住个机会就能赚到钱，就能在城里买房安家乐业。2000年以后，随着“投机回报率”逐步下降，经济房地产化，及限购政策的反反复复，80后、90后农民工们的进城之路日益艰难。
今天，当我们还在为城市的忙碌抱怨，我远在温州、福建沿海小工厂打工的许多穷亲戚们，每天早上7:30-8:00上班，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下午17:30-18:00下班，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继续上班，21:00-22:00下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休息一天，工资一般5000-6000元。
他们的车间，永远散发着刺鼻的浆糊味、机油味，耳朵里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即使大冬天也热得汗流浃背。回到宿舍/出租屋，总是挤满了人，转个身不是碰响这个就是打翻那个。
年纪大一些吃不消，或者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的，便回乡在附近的工厂上班，早上8:00上班，中午休息半小时到一小时，下午17:30-18:00下班（效益好一点的，晚上再加加班）。回家烧火做饭，吃完饭看不了一集电视剧，就得睡觉，准备第二天早起。每月休息两天，工资2000多……
有人说用城镇化解决农民工问题，让他们离乡进城就行。先不说就业和生活保障，就看房价，不说一二线大城市，中部省份普通县城的房价也已五六千起。他们没有社保、公积金，没有保障，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没有资本，没有社会关系，拿什么进城。
当然还有经商。
前些天遇到一位60后滴滴司机，闲聊几句。他老家在安徽农村，90年代末跟老乡来到上海做铝合金窗生意，赚了点钱，本想回老家盖房子，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级，就在静安区买了套老房子，还送户口。后来看着房价涨起来，接二连三买了几套，资产早已轻松过亿。
“那生意呢？”
“不做了，不赚钱，公司送给亲戚了。”
“怎么还开起滴滴车？”
“儿子在国外念书，给他赚点房租钱。高兴嘛就跑跑。”
我说，“我所见上亿身家的人里，就数你最潇洒”……
只是时代浪潮太汹涌，随着城市知识化、资本化的推进，做个小本买卖，凭自己的能力就能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农民们，已经越来越少。在县城尚有可能，在大城市，像以往一样开个店，开个饭馆，摆个摊就能赚钱买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还有一个经济现象，现今成功的农民企业家越来越少。
吴晓波在《中国企业家谱系》中将1978-1983定义为“农村能人草创时期”，那是唯一属于农民企业家的时代：“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
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
例如，禹作敏——天津，静海大邱庄；吴仁宝——江苏，江阴华西村；王宏斌——河南，临颍南街村；徐文荣——浙江，东阳横店村。”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转型，制造业困局，许多曾经风光无限的乡镇企业问题重重，风光不再。也有转型成功的大企业家，仍是少数，例如郭广昌的复星，王传福的比亚迪，刘强东的京东，以及“下周归来”的贾跃亭，你如果称他们为农民企业家，说不定会收到律师函。
为何农民企业家如此艰难？不是我们的农民企业家不拼命，也不只是简单的时代变化，而是乡村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冲突——
乡村文明，围绕土地，要诀在于“不动”：守好田地、宗产、延续香火，在外做了大官、赚了大钱，衣锦还乡，混得不好的，也得落叶归根；因“不动”而实在、短浅，重眼前利益，谨慎扩张，做着做着就做成家族企业；勤勉节俭，宁愿苦捱，也不要负债，毕竟土地出产有限，负债意味着无法支付较高的利息，意味着破产风险……时至今日，“养了一群败家子”，仍然是农民最大的悲哀；而后代进城买房“背一辈子的债”，也是令老一辈夜不能寐的事情。
而现代城市文明的核心即为商业。商业的本质是流通，只有使商品流动起来，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收益；而经商靠什么，靠投资，靠眼光，看准了，赌上身家，敢于贷款和负债——敢贷款，想办法使商业经济的回报覆盖资金的成本，这就是原始的企业家精神。而农耕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本质是相悖的。
综上，一个农村人离乡进城，无论读书还是打工、经商，都不容易。
教育比拼的，其实不是天资和努力，是家庭，家庭的所在地，家庭的基因，家庭的条件，家庭的背景，家庭教育是否持续……才是基础，只有少部分农村孩子能脱离这些基础，靠自己上名校、立足大城市；
农民工靠务工买房安家，已经越来越难，城市工薪阶层还能集齐“六个钱袋”，农民工面对的，则是没有自主养老能力的“六个麻袋”；
农民从商也越来越困难，在讲究信息化、资本化的时代，农民一无差异化知识，二无资本，三无融资抵押物、担保者，靠家庭作业、亲友借钱、埋头苦干、点滴积累，恐怕无法再创“商业奇迹”……
所以出乡村，从根本上依靠的，不只是自己的努力，而是家庭的综合实力。只是出生在乡村的大多数人，家庭综合实力又能好到哪去？
可是留给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人民日报》亦曾刊文指出：中国已经发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贫二代”群体，也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跨代的贫困。
上一代已经无能为力，这一代还在努力挣扎，乡村的下一代呢？
对还在路上的人们来说，我们出于乡村，带着乡村善良、重情、简朴、谨慎、内敛、努力……的品格，面对各种文化冲突，磕磕绊绊，势必怀疑，甚至遗弃这些“包袱”。
无需如此，古来凡有大成就者，罕有偏居一隅、抱残守缺者。经历多元文化的冲突，只会令人更宽广，更深厚，更高远。通关越多，内心积淀、外部资源积累越丰富，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因此出了乡村，面对城市，我们无需自卑，而应自信。
而当我们融入城市，欲谋事业，又须常常自省，摒弃农耕精神的保守、顽固，拥抱城市文明之精神：契约、规则、兼容、开放、不戴有色眼镜、勇于尝试、果敢创新……
如是，方不负那生养我们的故土，不负这繁盛多彩的城市，亦不负这波澜壮阔的时代！
参考资料：吴晓波《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
| 出乡之路，关山几重
| 学海无涯
| 儿时玩伴，外地打工生了重病，回乡养病
|身体进了城，心里想的还是一亩三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