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餐，卫生清洁，洗衣做饭，照顾孩子，是劳拉每日的例行工作。除此之外，劳拉也会做一些在刘欣看来“有眼色”的事：刘欣和孩子们喜欢吃的新鲜核桃不好剥皮，她闲下来就剥一碗现成的；家里有人开始抓挠皮肤，她立刻能找到花露水放在那人面前；水果放得有点久，当天的晚餐就会出现鲜榨的果汁。
只要是刘欣交代过的事，劳拉一定不会忘，没有交代的事，她根据情况也会自己默默完成。另一个令刘欣及丈夫满意的点是，劳拉给孩子们创造了双语的环境——小女儿真真从小由劳拉带大，现在已经可以和劳拉进行简单的交流，而在面对其他人时，真真又会切换为普通话；大女儿的小学英语课程，劳拉也可以辅导。
刘欣的朋友有一次忍不住问劳拉：“我认识的保姆都有自己的一些原则，有些事绝不做，你有什么不做的事吗?”劳拉回答：“没有，因为我了解我的职责。”
“隐形人”
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游的地方，刘欣也会带着劳拉。三年来，劳拉从未回过菲律宾，但已经去过中国大大小小十几个城市。不回菲律宾原因有二，一是劳拉想在自己还“干得动活”的年纪抓紧一切时间挣更多的钱，二则是她的签证早已过期，一旦出境便很难再返回中国。
因此，刘欣一家如果有出国旅行的计划，也很难带劳拉同行。而就在今年，劳拉的“中国游”也遇到了阻碍：刘欣想为她购买动车票，但因为劳拉的签证问题而碰了壁。
出于对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中国目前不允许家政行业等国外低端劳动力到国内打工，像劳拉这样的劳务输入是无法取得工作签证的。当时停留时间为一周的旅游签证早已过期，劳拉在中国没有合法身份，算是“黑了下来”。
三年前，劳拉和刘欣通过中介认识彼此。除去每月7000元工资，刘欣还向中介支付了六万元中介费；劳拉也不是“免费”得到这份工作——在刘欣家工作的前六个月，她的一半工资都由中介赚了去。这家中介的负责人因公司的相关业务违法，在前两年被判了刑，现在刘欣和劳拉都已联系不到当初的中间人。
她们也不需要联系这个人，从这一段“雇佣关系”开始，劳拉用工资支付了自己的中介费后，她在中国的一切就与这家中介无关了。
2017年菲律宾统计机构的数据表明，在当年在海外务工的230余万劳工当中，有18.9%去往东亚，其中以中国和韩国为目的地的劳工约占3.7%。而在之前一年，菲律宾劳工部长就曾在采访中表示，约有20万名菲律宾家庭佣工在中国内地非法工作。
以非法身份停留、从业，菲佣在中国如同“隐形人”般存在于千万个中产及以上家庭中。而她们的“归路”也在离开菲律宾之前就被中介安排好了：以劳拉为例，中介让她在需要回家的时候去上海，向警方自首，被拘留15天并等待办理遣返手续，待到手续齐全，就买机票回家。
之所以是上海，劳拉说因为各地规定不同，15天的拘留应该是时间最短的。她觉得如果真是想回家，这些都无所谓，15天也许只是会比较无聊，但就怕到时自己没有钱买机票，还需要在里面呆更长时间。
既然是这样“一次性”的方式，劳拉决定在中国停留更长时间。她知道中国和菲律宾已经达成引进30万菲律宾劳工的协议，但不知道何时才能实施。跟家人视频通话时，劳拉从不跟家人提起回国的事。她说自己每天都非常想念他们，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身份能够在中国合法，那就再好不过了。
真真睡着后，劳拉躺在一旁玩手机。她只会用手机中的两个APP，一个是浏览器，用来给真真播放动画片，另一个是微信——除了用来联系自己的家人，她还会在睡前浏览一下微信“看一看”中的“精选”。劳拉非常喜欢“精选”里偶然出现的宠物猫狗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