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病毒追踪者”在行动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有一支低调而又不可或缺的“专业部队”，时时刻刻奋战在一线。他们，就是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工作并不为公众所熟知，但在每一个公布的确诊数字的背后，都有着他们的汗水和付出。连日来，记者在南昌市抗击疫情一线采访了这些火眼金睛、锲而不舍的“病毒追踪者”，揭秘他们与病毒斗智斗勇的幕后故事。
一起连环案的侦破：揭开迷雾下的病毒传播网络
一名武汉返乡人员回昌后多次参加亲朋好友的聚餐活动，导致9人先后感染，52人被集中隔离。这起聚集性疫情案例，是南昌市涉及人数众多的案例之一，也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然而，这一聚集性案例最初只是多个分散孤立的疫情案例，通过各级疾控部门工作人员齐心协力、抽丝剥茧，最终才将这一连环案“侦破”。那么，这个病毒的传播网络到底是如何发现的呢？
1月26日，一名疑似患者确诊的信息被送到位于南昌市疾控中心的防控应急指挥中心，引起了信息研判人员的注意。患者周某1月18日返昌，1月21日发病，1月25日确诊，本人声称未参加聚餐活动，主要的密切接触者只有同行的姐姐（病例2，1月25日发病）以及姐姐的儿子（病例3，1月31日发病）等人。患者在南昌已经停留了一周，正值春节走亲访友期间，他真的没有参与过聚集性活动吗？疾控工作人员再次询问患者本人，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没有”。
患者正在医院治疗，相关密切接触者已被隔离，调查似乎已经告一段落，然而信息研判人员并没有就此放弃，仍然在同期疫情信息库中不断进行数据比对。随后的几天内，在患者周某的居住地区域周边，又连续出现多起新冠肺炎确诊案例。经过调查，其中的3人分别是周某女儿的岳父（病例4）和儿子的岳父、岳母（病例5、病例6）。疾控工作人员经过仔细询问，获得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这3名患者都先后和周某聚过餐。
这一发现顿时让大家感到紧张。应急队再度出发，通过一个个调取视频监控，确认周某在发病前的1月18日、19日和21日分别参与了3次聚餐，而新近确诊的3名患者都曾先后参与了其中的部分活动。更严重的是，病例6在与周某聚餐后，又与自己父母（病例7、病例8）在家中聚餐。此外，其中一家餐馆的老板及其妻子（病例9、病例10）也被发现确诊。
经过市、区两级疾控部门10多名工作人员为期一周的摸排，终于将这一涉及10名感染者的病毒传播链彻底揭开，相关52名密切接触者也被紧急隔离，避免了更多人被传染。实际上，这起聚集性案件只是南昌众多确诊案例中的一个。根据南昌市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该市共报告聚集性案例39起，所涉及病例占全部确诊病例中的三分之二，其中聚餐、打麻将等聚集性活动成为导致传染的重要原因。
参与“破案”的疾控工作人员邓志强说，在这次聚集性病例的调查中，如果没能及时对病毒追根溯源，相关疫情案例都会成为“无头案”，也就难以进行下一步精准防控，对后续排查密切接触者十分不利。
“病毒侦探”的24小时：一份流调报告是如何出炉的
面对复杂的案例，疾控人员“破案”有一个重要的手段，这就是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所谓流行病学调查，是指用流行病学的方法进行的调查研究，而具体在一线实施流调任务的，是各级疾控部门的应急队。疫情发生后，南昌市先后组建了40多支应急小分队，有上百名“病毒侦探”奋战在一线。他们的目标是寻找传染病的源头和密切接触者，记录现场第一手资料，为后续调查提供重要的参考。
说起流调工作的艰苦和快节奏，南昌市疾控中心机动应急队的范义兵深有感触。1月26日，一大早他就接到任务，带着两名队员赶赴南大一附院象湖院区，给4名刚刚入院的患者进行流调。在随后的5个多小时里，他们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胶鞋、护目镜，挨个与病人进行一对一面谈。15时，他们根据掌握的信息，又马不停蹄地赶赴南昌县，指导密切接触者排查和追踪工作。22时，回到办公室撰写病人的调查报告，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时才完成所有的工作。
一天跑五六个地点开展调查，打几十个电话核实信息，连夜完成流调报告，这种连轴转的工作节奏，对于每个疾控应急队员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对于一些重要的任务，为了第一时间控制疫情传播，往往会派出两路应急队同时出击，一路直奔医院，掌握患者的相关信息，一路前往社区或隔离点进行应急处置、消毒，隔离密切接触人员。
发病前14天去过哪些地方？有没有去过重点疫区？最近两天都见过哪些人？这些问题，都是应急队员每次必问的关键问题。流调报告必须尽可能准确，不能有重要疏漏，同时按照规范要求又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首次报告，这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我们第一关有遗漏，会给后面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耽误疫情防控的宝贵时间，绝对不能马虎。”范义兵说。丰富的处置经验，熟练的沟通技巧，强大的抗压能力，这些都是一名优秀“病毒侦探”缺一不可的素质要求。
然而，很多时候与被调查人员沟通并不轻松。有的人往往记不清楚过去几天生活的细节；有的人因为年纪较大，或者病情严重，难以正常沟通；有的人则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或者抱有侥幸心理，对一些关键事实有所隐瞒；还有的当事人因为短时间内被多次询问，产生厌烦情绪……这些，都是“病毒侦探”们面临的挑战。由于他们不具有行政强制权力，要探求真相，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智慧。
南昌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吴景文有着多年参与流调工作的经验，他认为要取信于人其实没有太多取巧的办法，关键要“待人以诚”。一方面，要告知对方故意隐瞒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法律责任；一方面，又要善于迂回、耐心地做工作、讲道理，让被调查人员理解，尽快找到相关人员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有时候，患者本人无法打开突破口，需要通过其亲属、邻居、同事寻找旁证，再通过有关部门的技术手段一一印证。一份千余字的流调报告，需要经过多次反复验证、补充，其中耗费的心血和艰苦程度外人难以想象。
走进 “战疫参谋部”：大数据如何破译“病毒森林”
如果说，破解病毒传播链条就像在玩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应急队的任务是收集所有有用的信息碎片，剩下的工作则交由后方的信息研判人员。他们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搜索、分析，发现信息碎片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一一归位，这样一张病毒传播的真相图才能最终呈现。
和冲锋在一线的应急队相比，坐镇后方的信息研判人员则是更为神秘的“无名战士”。他们所在的防控应急指挥中心，是整个疫情防控的神经中枢和“参谋部”。每天，全市各类疫情信息数据汇聚于此，由专业人员进行信息研判、分析，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
在位于南昌市疾控中心四楼的“战疫参谋部”，10多名身着工作服的信息研判人员依次排开，或专心致志地在电脑前工作，或是低声交流。南昌市疾控中心主任陈海婴先后参与过抗击“非典”“甲流”、H7N9/H10N8禽流感、登革热等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战斗，有着丰富的处置经验。他所带领的这支研判团队共有20多人，大部分都是30多岁的青年专家，基本上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一部分还在中国疾控中心进行过两年以上的流行病现场实践培训。他们分工明确，有的专门负责个案整理，有的负责研究聚集性案例，有的负责大数据分析，有的负责信息报送，是一个配合默契的“破案团队”。
“最近电脑用得太多，脖子有些受不了。”负责聚集性疫情信息研判的程文娟工作时脖子上挂着一个U形枕，每天对着电脑十多个小时，她的颈椎和大脑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时打开十几个表格，记住上百个人名，把一堆凌乱的数字转化为时间序列图，这些工作对她来说都是基本功。她笑着对记者说，因为整日思考比对疫情信息，经常晚上做梦都想着相关人员的名字。
细心、耐心和想象力，是信息研判人员必备的工作能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他们的口头禅，而团队协作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手段。在指挥中心的一角摆放着一块白板，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病毒传播人物关系图。对于一些重点的聚集性疫情案例，研判人员经常要在这块白板前召开“头脑风暴”会议，列出各种可能的疫情传播假设，再通过不断的讨论、质疑，寻找到最接近真相的推论。
除了一线工作者的敬业、奋斗，以大数据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在病毒溯源和排查密切接触者上也功不可没。南昌市疾控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山大学博士李美芳是“参谋部”里负责大数据分析的负责人。“每个疫情病例都可以看成一棵树，树根是病毒的来源，树枝是它的传播网络，众多疫情病例就组成了一个疫情森林，而大数据就是破解疫情森林之谜的钥匙。”李美芳告诉记者，虽然大数据只是理论上的模型，但是已经在南昌市多起聚集性案例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排查，识别漏报人群，进行风险分级，其效率要比“人肉搜索”高得多。
比如，两个患者互相不认识，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很难发现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而通过大数据对两人的行动轨迹进行分析，很快就能得出路径重合度的精确数据，从而推测出两人发生接触的概率。根据这个结果，再辅以现场调查，就能很快证实两人间有无病毒传播的可能。
“最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但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松懈，我们要继续坚守，不能给病毒任何可乘之机。”采访结束时，陈海婴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