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吴俊燊
新的历史起点
纽约专栏时报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此文中文版由活字文化翻译）
在文章中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在文章中，托马斯回顾了近20年来全球化的历程，所有联结世界的工具在2004年后爆炸性的增长，使得整个世界从未如此地连接在一起，相互联系并且相互依存，这也加速了病毒的全球性传播。
这一次病毒的流行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政治体制，托马斯提到国家的两种类型：“紧密的”和“松散的”，这种差异并非偶然形成。那些属于紧密型的国家往往经历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他们拥有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例如中国、新加坡。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几乎每遇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如美国，享受着松散的奢侈。并且，托马斯认为，白宫在协调方面的缺陷和鲁莽的公众人物，都加剧了美国人所面临的风险。病毒的发展轨迹并不仅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也同文化关系有关。由此，在之后的时间里，松散的政治文化将会有一次大转型。
尤瓦尔·赫拉利
尤瓦尔·赫拉利同样认为新冠肺炎的出现将使得历史发生巨大转折，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
（中文翻译参见译者阮一峰个人网站ruanyifeng.com）
一文中，赫拉利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并且不仅仅是针对于当下。流行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赫拉利从信息、医疗、经济以及国际旅行协议四个方面论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国家做这些事情，国际社会陷入了集体瘫痪。在先前的全球危机中，美国担当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但是现任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领导人的职务。它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关心美国的伟大而不是关心人类的未来。如果美国留下的空白没有其他国家填补，那么阻止当前的流行不仅更加困难，而且这种空白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毒害国际关系。然而，每次危机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必须希望，当前的流行病将帮助人类认识到全球不团结带来的严重危险。
“人类需要做出选择。我们是走全球团结的道路，还是继续各据一方？如果我们选择不团结，这不仅会延长危机，而且将来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灾难。如果我们选择全球团结，这将不仅是对抗冠状病毒的胜利，也是抗击可能在21世纪袭击人类的所有未来流行病和危机的胜利。”
新冠肺炎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的方向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科里·舍克认为，由于美国的狭隘自私与无能为力，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的反应相当迟缓。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马凯硕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的方向，但是，它只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相比于美国民众对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丧失信心，中国很清楚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是自满和闭关锁国的恶果，并且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复苏就是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文化自信的爆发。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如果不能搁置谁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的口水战并转向更加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信誉都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反思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在文章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实力已经激起美国两党与其斗争的决心，并试图迫使盟国效仿。为实现碳减排目标而施加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已经使得许多公司对于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提出质疑。而当下，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加强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二十一世纪初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一旦各国不再愿意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那么20世纪以来所建立的全球经济结构将会迅速萎缩。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也在《更多的失败国家》中指出，新冠肺炎危机至少会在几年内促使大多数国家聚焦于国内事务，而非境外之事。哈斯不无悲观地预计，由于供应链的脆弱性，国家将朝向选择性的自给自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国家还会表现出对于大规模移民更加强烈的反对。哈斯还表示，这场危机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欧洲一体化的衰退，这一根植于全球化的危机还将削弱各国应对危机的意愿与能力。
埃德加·莫兰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埃德加·莫兰
（中文版见于澎湃思想市场）
在近期采访中也指出，这场危机所展现的是，全球化只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与团结互助无关，尽管全球化在经济、科技领域造就了全球的统一结构，但它并没有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而在当下，由于缺乏国际团结，缺少能在危机之下组织协作采取行动的统一机构，所以各国纷纷自私地关闭国门。但是，自从1990年代全球化开始以来，战争四起，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灾祸不断，这些都为人类创造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是人们尚未意识到，而如今，病毒以一种急迫而悲怆的方式将这个命运共同体照亮，我们最终能够意识到它吗？
莫兰继续强调，冠状病毒已经强有力地告诉我们，人类必须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抛弃新自由主义教条，开创一套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的新政，并且要保障并加强公共服务，比如医院，还需要通过创设保障基本自主权
（食物自主、健康自主）
的“去全球化”来缓和并修正全球化造成的影响。
针对马克龙在演讲中提到的“民族主义倒退”的危机，莫兰认为，这一危机的解决方法绝不是全欧洲的自我封闭，因为这样下去欧洲将无法团结。原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山卡·梅农则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代表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关联的终结，但是不可否认，在所有国家中都出现了向内转向的事实，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更锱铢必较且不断变小的世界。但是如果这次疫情能够让人们警示并意识到在应对重大全球性事件时，多边合作的重要性，那么这次危机也算是起到正面积极的影响。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约翰·伊肯伯里也做出了较为乐观的预测，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可能会经历一系列由于脆弱感所驱动的反应，这些反应从一开始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将会摆脱这样的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
参考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OV-DU21qw9nUWgmkl8aCmQ
https://mp.weixin.qq.com/s/rFy14KfHQ3Q5gDjJ6sb1yQ
https://mp.weixin.qq.com/s/bg_yD1T80e9jW0MNIHNR9Q
撰文丨吴俊燊
编辑丨董牧孜，校对丨赵琳
原标题：来自西方学者的观察：疫情之下如何反思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