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路军攻克东团堡
敌后抗战兵法之：山地攻坚
抗日敌后战场上，由于双方在装备、训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军民一般很少主动实施攻坚战，尤其在山地作战中，攻方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虽 然八路军能凭借山地获得机动、隐蔽方面的优势，但日军在山地里构筑的防御阵地也更加险要。需要强调的是，很多时候，战争的走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特 别是抗战中后期，日军大规模推行“囚笼政策”，蚕食敌后根据地，促使八路军必须直面日军设防据点，而从来不缺乏智慧的中国军人就想出了种种攻坚的妙招。
不怕牺牲勇于进攻
山地攻坚战中，日军据点一般都建在有显著地形优势的地方，同时日军在据点内一般都有较高的警惕性，攻方的突然性效果无疑会下降。与此同时，由于重武器太少，使得八路军在进攻日军据点时往往面临更大的伤亡，也更加考验中国军人的作战意志和牺牲精神。
百团大战中著名的关家垴战斗就是典型的例子。1940年10月，日军冈崎大队被八路军包围在孤立的关家垴，那是一块方圆几百米的山顶，北面 是断崖陡壁，下面是一条深沟，东西两侧坡度较陡，只有南坡比较平缓，可作进攻路线，由于日军在山上构筑严密的防御工事，使得正面强攻的八路军遭受不小的损 失，像第772团第1营撤下来时仅剩6人。但正是这种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成为胜利的保障，最终冈崎大队基本被歼。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话说：“不能打 硬仗的部队，以后也没有前途！”
同样发生在百团大战期间的东团堡(也称东圈堡)战斗，则是另一场“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东团堡是日军从河北省易县通往察哈尔省张家口交 通线上的重要兵站，并与其他据点呼应，是日军封锁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钉子”。东团堡内筑有上下三层的大碉堡、地堡、围墙，外壕等，据守此地的是日军独立 混成第2旅团的教导大队，170余名成员全系精选出来的士官，战斗力颇强。
八路军的进攻于1940年9月22日打响，战况空前惨烈，日军甚至用毒气阻止八路军进攻，又与八路军展开白刃格斗。但再凶悍的敌人也挡不住 我军的顽强攻击，战至25日夜，日军除一名朝鲜籍翻译向我方投诚外，其余全数被歼，山穷水尽的日军大队长甲田率26名残兵投火自焚，死无葬身之地。
■ 八路军占领莒县城楼
打入内部里应外合
毛泽东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中提出：“以游击队劣势的武器，去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或城市，只凭一般的战斗方法是 不行的……最好在要袭击的城寨堡垒中，要预伏间谍或有同情游击队的人民、兵士为内应。”在山地攻坚战中，里应外合正是破解日军地形优势的重要手段，而共产 党的群众工作保证这一策略能得到有效执行。
1939年6月，日军占领沟通鲁中和滨海地区的交通咽喉莒县，随即就地构筑工事，不仅挖出宽达5米的护城壕，还在旧城墙上修筑数十座碉堡，城内还新建大量围寨和暗堡。此后的岁月里，日军在莒县常驻一个中队(约百人)，外加3500余名伪军。
为了收复莒县，八路军针对城内的伪军展开长期的政治争取工作，逐渐取得成效。1944年11月，八路军集中万余人，编为攻城、打援和攻击外 围据点等梯队，以里应外合手段发起莒县战役。11月14日19时许，预先化装进城的工兵炸毁县城东南角碉堡，攻城部队随即发起总攻，伪军按计划反正，不仅 引导八路军占领制高点，还按照事先约定，有序地撤到城外接受改编。23时，八路军将残余日军压缩至核心工事内，战至29日，日军弹尽粮绝，无法再守，被迫 弃城逃走。
1944年12月22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也通过内线协助，在乐亭县刘石各庄歼灭日伪军近千人，而己方毫发无损。战前，冀东第十三军分区于 1944年7月向驻守刘石各庄的伪军中打入两名内线同志古松和杨光，两人利用伪军排长的身份，悄悄了解庄内的布防情况，刺探与伪军同处一地的日军活动规 律，同时积极在伪军中展开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后，杨光先借机离开据点，向八路军汇报情况，我军随即与仍潜伏在刘石各庄的古松取得联系，商定协同方案。
战斗当晚，古松找机会撤空西侧全部伪军岗哨，并亲自掌握大门，八路军从他控制的大门潜入庄内，打了日伪军一个措手不及，两个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除少数人逃跑外，日伪军大多被俘。
■ 八路军修械所修理缴获的日制轻机枪
围三阙一攻心为上
明代兵书《百战奇略》中曾这样描述攻城作战：“凡围战之道，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使敌战不坚，则城可拔，军可破。”这一战术在敌后战场中同样适用，八路军在山地攻坚战中多次使用，以较小代价攻克敌军据点。
1943年6月，日军第36师团第222联队及伪军一部进占太行武东抗日根据地腹地蟠龙镇。8月17日，八路军和地方民兵发起反击，很快消 灭了日军三个大队，将残余日伪军困在蟠龙据点内。民兵“地雷大王”王来发还在敌据点附近埋雷22颗，炸死日军28人，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围攻据点 的同时，八路军还对敌军展开强大的“攻心战”，武工队趁夜进入蟠龙，写标语，散发反战传单，有时还摸到敌军炮楼下，向伪军喊话，给他们上“政治课”。在政 治攻势下，伪军不断缴械投诚，到最后连日军也难以支撑，只好弃镇而逃。
发生在八路军太岳军区的沁源围困战则是更为著名的战例。1942年10月，日军侵占山城沁源并做了长期固守的打算，企图将其变为“山地剿共 实验区”。八路军决定对敌展开“长期围困战”，为此特意建立围困指挥部，组建13个游击集团。围困战开始后，他们首先发起“空室清野运动”，把水井填死、 碾磨炸毁、粮食运走，不让日军“以战养战”，接着又掀起“抢粮运动”，趁夜摸进敌据点，将日军抢劫的粮食夺回来，有一次竟有万余军民出动，后来又出现了 “劫敌运动”，中国军民不仅夺回日军抢走的牲畜，连日军军用物资也敢“劫”，令其惶惶不可终日。
1943年初，日军调来第36师团一部换防，死守沁源城关和交口两点，并加修二沁(沁县至沁源)公路，为此八路军把围困重点放在二沁公路和沁源城关。指挥部把受过训练的民兵编成“轮战队”，在公路、据点周围遍布地雷，不断展开伏击，使日军寸步难行。
1944年春，沁源党政军民实行总动员，对日军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困战，光在日军交通线上就布雷1.5万余颗，日军据点完全变成“孤岛”。最 终，沁源日军仓皇弃城逃窜。在超过两年的围困战中，沁源军民共作战2700余次，毙伤日伪军4000多人，解救被抓群众1700余人。
■ 1940年9月，八路军第386旅突破榆社城垣，指挥员在突破口留影
■ 新四军第3师第8旅进行迫击炮特种射击训练
勇于创新百计克敌
敌后战场中，八路军在武器方面远不如日军，特别是缺乏攻坚必备的火炮，别说大口径重型火炮，就连结构简单的迫击炮也是“稀罕物”。八路军装 备的迫击炮多为82毫米口径以下的型号，威力有限，加之弹道弯曲，对碉堡一类有顶盖的工事攻击效果不佳。正是看到这一点，日军大量修筑碉堡炮楼，企图把抗 日武装困死。面对这一情况，八路军想出种种创新的应对之道，其中迫击炮平射是一个范例。
众所周知，迫击炮属于曲射武器，主要对付步兵集群，打单体目标较难。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指示炮兵主任赵章成研究用迫击炮平射碉堡的战术，司令部还从华北各军分区抽调十名迫击炮干部，组成迫击炮平射研究班，由赵章成亲自挂帅。
起初，研究班想到用高粱秆套住炮弹，用力助其下滑来击发雷管，经实验确认方法可行，但是赵章成并不满意，认为这种方法在技术上存在安全隐 患，实操效果不好。接下来，大家受到日军八九式掷弹筒的启发，又想出用拉火击发的办法，即在炮尾部增加一节尾管，采用拉火击发装置，并将底板倾斜着地，使 炮筒与地平线的倾角保持在5度以下，这样一来，迫击炮既能曲射又能平射，具有类似日军九二式步兵炮的功能。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赵章成小组总结出“一炮多用”的办法。成功后，刘伯承当即责成司令部电令各军区部队，将迫击炮分期分批送往兵工厂改装，在战场上大力推广平射迫击炮。
除了发展平射迫击炮，八路军还多措并举，提高攻坚能力。1940年9月23日23时，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进攻山城榆社，战士们利用 敌工事的死角，将手榴弹不断地投入日军碉堡里，炮兵也准确击毁城门上的大碉堡，打开攻击缺口。第16团第12连的班长王石德第一个冲上城头，一口气将自带 的手榴弹全部投完，他负伤后，另一位班长接着冲上去，继续向日军阵地投掷手榴弹，直到将敌全部消灭。在战场另一侧，一批战士抬着云梯登上30米高的峭壁， 迅速突破城墙，攻占文庙。在攻击日军核心阵地榆社中学时，八路军选择相对耗时的坑道作业，到25日16时，坑道终于挖到日军核心阵地内，随后战士们秘密将 装满炸药的棺材塞入坑道尽头。16时45分，炸药引爆，日军堡垒被瞬间炸塌，趁着爆破的瞬间和烟雾迷漫之际，第16团团长谢家庆亲率两个连冲入中学，与残 敌展开肉搏，最终全歼日军，收复县城。
正是凭着这样的斗志和创造力，八路军在山地作战中克服了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对日军据点构成巨大威胁，打破了日军妄图依靠这些据点困死敌后抗日武装、控制被占领区的幻想，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