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丹东一号”沉船发掘人员经过近两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最终确定“丹东一号”沉船就是甲午海战中战沉的致远舰。
对于整个近代中国，“致远”舰都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寻常：作为旧中国最强海军——北洋水师最后一批外购的主力战舰之一，她在北洋水师中最为先进；而因为“致远”舰的沉没及其舰长在黄海海战中光荣殉国，更是让其成为北洋水师的代表；再加上1958年一部《甲午风云》在亿万中国观众心目中不可磨灭的形象。尽管在北洋水师中“致远”并非旗舰，却已然成为当代中国对那段历史的关键记忆。
正因如此，“致远”舰的发现和确认才会引起如此多中国人的历史共鸣。
考古现场发现的方形舷窗
“北洋水师博物馆”与“吉野”的由来
提到北洋水师与甲午海战，就不得不提“致远”舰与那句鼓舞了无数国人的“撞沉吉野”的主角日舰吉野。关于这几艘舰艇的性能参数和技术特点，早有许多的文献介绍，而由于这些舰只的特点各异，也最终导致了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海战中使用的阵型大相径庭。
当时，清政府在向外订购战舰时，深受传统海权国家英国的影响，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订购了一大批海防舰艇，然而由于赫德在购舰过程中陆续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以及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日益显著，当时主持中国新式海军建设的直隶总督李鸿章逐渐失去了对英国的信任，转而向新生的海军国家，也是刚刚崛起的工业强国德国订造战舰。
虽然德国船厂以相当公道的价格为中国建造了“定远”、“镇远”、“济远”等数艘战舰，但因为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的积极公关，加上中法战争后中国掀起的新一轮购舰热潮，使得英造战舰再一次进入清政府的视野。1885年，中国依照已经建成的“济远”号穹甲巡洋舰为方案，向英、德船厂分别再订造两艘同型舰，不过由于德国当时缺乏舰船设计经验，“济远”舰的设计遭到了多方批评，因此向英德订造的巡洋舰也从“济远”同型变为“西国通行有效船式”。
设计“致远”舰的是当时英国造船界的奇才，阿姆斯特朗公司舰船设计师威廉·怀特。他从1886年到1903年的17年间，以其出众的才华包办了皇家海军几乎全部的大型军舰的设计，以至于皇家海军这一时期被称为“怀特时代”。他针对“济远”的设计不足提出了8处致命缺陷，并提交了一种全新的巡洋舰方案。这就是后来的“致远”级穹甲巡洋舰。
当时的海军正处在从木壳船向钢壳船、铁甲船，从前膛炮向后膛炮转换的时期，不仅武器装备的性能日新月异，连海战的形态也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1862年的汉普顿海战中，火炮打不穿铁甲的事实一下让旧式的海战模式彻底颠覆；1868年的利萨海战中，横队阵型加乱战撞击战术的奥地利海军大败纵队战术的意大利海军，使得撞击与横队战术又成了这一时期海军理论界的主流，而1890年前后，随着大口径管退式速射炮的实用化，火炮重新在海战中占据上风，海战阵型又一次从横队向纵队发生回转。
偏偏清政府面临的几次海防危机和海军建设就在这一段混乱时期，使得北洋水师的几艘舰船有着旗帜鲜明的时代特征：1881年的“超勇”、“扬威”两舰侧重撞击战术；1884年至1887年的“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则偏重横队迎敌而多用火炮前置；到了1887年的“致远”、“靖远”时，在威廉·怀特的先知先觉下，该级舰的设计已经开始针对纵队炮战和舷侧对敌的新时代了。
中国有如此多在当时属于新潮的军舰自然是紧跟时代的表现，但这么多不同时代的军舰像博物馆一样同时在一个舰队服役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更加糟糕的是，尽管1890年以后海战向着与北洋水师大部分舰船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日本海军也在1890年后大规模采购新锐战舰，并使用速射炮改造老船，但1888年以后翁同龢户部实行“减省开支”政策，导致中国海军不再采购外国军舰和火炮，国产舰船的建造也因为减少开始减缓。这一时期的北洋水师不得不依赖早年购买的“古董”来应对新的威胁。
有趣的是，“吉野”舰的设计溯源就是“致远”。由于致远舰在设计时受制于经费，不仅船的尺寸无法放大，舰上的火炮也无法进一步增加。但当经费充裕的日本赴英采购战舰时，基于致远舰设计进一步大型化后的4200吨型阿姆斯特朗外贸巡洋舰自然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而这，便是日后“吉野”舰的由来。
“撞沉吉野”的悲壮神话
作为黄海海战，也是致远舰生涯的最高峰，“撞沉吉野”无疑是致远舰最为传奇的和壮烈的部分。两艘系出同门的战舰在海战中的对决，更是这两个国家命运决战的象征。关于致远舰驶出战列是为了撞沉吉野还是发射鱼雷进行近战尚有疑问，致远舰是中雷沉没还是锅炉舱爆炸沉没也没有定论。不过随着近年来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在国内不断深入，以陈悦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学者在致远舰战沉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笔者接下来要说的，便是其中爆炸性的一个发现。
那就是致远舰撞吉野这件事，极可能根本不存在。
这一研究结果来自于陈悦和海研会会员在201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举行的一次海战兵棋推演。根据陈悦的介绍，“我们在威海推演的时候，被沙盘上的情况惊呆了。因为在致远舰首正对的方向居然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本队。当时日本参加海战的部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第一游击队，第二个叫本队。第一游击队就是吉野、浪速这些比较快的军舰，本队就是旗舰松岛等这些航速比较慢的军舰。突然间我们发现根据史料我们推导的结果，致远舰对面的军舰是松岛、千代、桥立，如果此时致远想要冲出队列撞击吉野，则意味着要将船头调转180度。突然之间有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那不是吉野啊。当然这个结果并不影响致远舰冲出去的事实，也不影响致远舰冲去本身这件事的壮烈程度。事实上他冲出去撞松岛，撞本队要比撞吉野危险得多。致远舰的面前居然是松岛，是本队，这是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同样，根据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张黎源的考证，凡是日方参战人员的一手资料（联合舰队司令官、第一游击队司令官报告，各舰舰长报告，部分参战人员日记等）对于“致远”沉没一事的描写都非常简单，如“某时某刻，敌舰‘致远’沉没”一类，而均未提及“致远”撞击吉野一事。而北洋水师方面在海军提督丁汝昌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发出的第一封较为详细的战况报告（9月22日发）中，也只提到“致远”是“冲锋击沉”，至于向谁冲锋，被谁击沉均未明言。
10月7日，李鸿章在得到了关于海战的进一步详细报告后，汇总撰写《大东沟战况折》向清廷汇报，这是中国官方对于大东沟海战战况的最详细、最权威的记载。折中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同样没有提到吉野。
较早提及“致远”舰当时试图采用撞击战术进攻日舰的文献中同样得不出“致远”撞“吉野”的印象。如1894年9月21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的文章，该报道称亲历了海战的北洋军官（极有可能是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回到天津，讲述了海战的过程。这位亲历者证实了“致远”曾发动冲锋一事，但其冲锋的对象与将之击沉的军舰显然不是同一艘。该报也没有指出“致远”攻击者或将“致远”击沉者就是“吉野”。
张黎源在《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上撰写的文章称，此后媒体的报道，诸如9月29日上海出版的《申报》登载了一篇《烟台访事人述鸭绿江战事》，虽将“致远”所撞者记载为日军之“旗舰”或“最大舰”，但还没有明确指出此舰就是“吉野”。相反，甲午战争时最靠近威海卫的报刊《芝罘快邮》在1894年10月1日的报道称：“‘致远’驶出队列追击已经快要沉没的‘赤城’。之后‘致远’被日舰包围攻击了10分钟，所有的炮弹都打在一侧，水密舱进水导致其倾覆。”这篇报道也是参考了海战亲历者的见闻后所写。从这篇报道中可以发现，“致远”所“冲锋追击”者很可能是“赤城”，而不是“吉野”。
真正使致远舰撞击吉野成为公论的文献，是1895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布拉塞海军年鉴》，年鉴中刊载有一篇海军史学者库劳斯撰写的关于甲午海战的分析长文，文称：“‘致远’当时把舰首转向‘吉野’，试图冲撞，但被数发榴弹命中水线，终于右舷倾斜而沉没。据说当时有数枚榴弹同时命中，其状好似鱼雷爆炸。”该文据称也参考了亲历海战的欧洲军官的说法。但纵观1894年的所有海战报告和报章中的记载，均没有提到“吉野”，而时隔几个月之后“吉野”突然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角，此说法的可信与否令人生疑。
不过由于《布拉塞海军年鉴》在当时海军界的巨大影响力，“致远”撞击“吉野”的说法逐渐为各方面所接受。后来的许多重要文献，如《东方兵事纪略》、《戴理尔回忆录》、《甲午甲申海战阵亡死难群公事略》等均说“致远”向“吉野”冲锋，且越传越奇，细节越来越丰富，这不过是著书者的进一步演绎罢了。正是由于《东方兵事纪略》等著述的广泛传播，“致远”撞击“吉野”一事才逐渐为公众所接受。
根据陈悦等人还原的结果，黄海海战当天下午3时之后“致远”冲击的目标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本队，这一举动事实上要比冲击第一游击队更为壮烈和危险。与日本第一游击队仅有“吉野”、“秋津洲”2舰装备速射炮的情况相比，本队则有包括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在内的4艘日舰装备有大量的速射炮，如此，邓世昌和“致远”舰在最后的航程中所面临的是恐怖至极的炮火打击。最终在舰体重创不幸陨落在黄海波涛间。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战舰，“致远”舰作为一个缩影，无比真实而深刻地反应了当时中国的现状与命运：一个旧式落后的封建农业国手里完全近代化的先进军舰，即使由同样近代化的人操纵，也无法避免最终灰飞烟灭的结局。同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悲剧英雄色彩的封建将领，“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和他的故事今天已经几乎成了中国海军在全世界的象征。
及至今日，在一款业界声誉甚高的战争模拟游戏里，我们依然能在象征新中国海军精神的快艇上听到这句“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这，也许才是“致远”舰对于中国的最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