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苏24战机。土耳其方面称俄罗斯战机飞入土耳其境内，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这是自冷战结束后，北约成员国第一次承认打下俄罗斯飞机。事态之严重，甚至有人称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不过，鉴于叙利亚局势已经够乱，多数北约国家或选择淡化冲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土俄双方进一步接触，避免事态升级。
但是，如果俄罗斯以武犯禁，北约将如何应对？答案是，一起坐下来商讨对策，必要时出兵支援土耳其。
2015年7月，土耳其苏鲁奇爆炸案后，面临叙利亚内战、ISIS在土耳其境内的恐怖袭击、库尔德武装等多重内忧外患，土耳其请求北约28个成员国聚首布鲁塞尔，商讨该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土耳其称，为了打击近来袭击土耳其的ISIS和库尔德武装，需要盟友鼎力支持。
北约成员国齐聚布鲁塞尔，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必须，因为土耳其启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该条规定，“无论何时任何一缔约国认为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领土之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遭受威胁，各缔约国应共同协商。”所以，一旦土耳其启动这一条，北约成员国即使十万个不愿意，也得参加。而根据公约第五条，“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一旦盟国遭受军事打击，北约须出兵支援。
事实上，公约第四条很少启用，英国议会的档案显示，自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只用过5次。此前土耳其已经使用了3次：2002年伊拉克战争、2012年6月一架土耳其战斗机被叙利亚击落，同年10月遭叙利亚空袭炸死数名土耳其人。为什么土耳其如此热衷启用公约第四条？用《经济学人》的话来说，“土耳其始终担心北约盟友对土耳其的安全不上心。”
而这，不仅反映了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也暗示了土耳其和欧洲之间的若即若离。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在意识形态意味较淡的军事领域，有深入发展，但是象征欧洲一体化的欧盟，土耳其努力多年，依然不得而入，土耳其学者Meltem Ahiska曾说，“在土耳其漫长而焦虑的民族认同史中，欧洲始终是心之所向，也是挫折之源。”
土耳其1952年就加入了北约，但北约只是军事合作组织，更侧重战略和外交政策，土耳其因地理位置和战略需求而成为西方的盟友，和其他成员国并不是平起平坐。土耳其毗邻中东，周围有六个高加索和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大本营，连接巴尔干，贯通东西。在这个动荡的地区，土耳其扮演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对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来说，土耳其更像是一颗战略棋子：冷战时期，钳制苏联;90年代，提防萨达姆;21世纪，对抗恐怖主义。
而土耳其对待西方，则更有“抱大腿”的心态。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起，土耳其一直向西方看齐。凯末尔收拾旧山河，废除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旧制，建立共和国，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全面西化，比如废除宗教法庭、使用拉丁文字、赋予妇女选举权等。
不仅在本国制度上，在对外关系上，也力图向欧洲看齐。土耳其朝野上下都想加入欧盟。自由派和商人想借此获得自由，加速经济改革。少数族群比如库尔德人认为这是争取人权的绝佳方式。伊斯兰教徒则觉得，加入欧盟可以减少军方干政;军队则希望背靠大树，土耳其的领土安全得到保障。从1987年开始，土耳其一直试图加入欧盟，但数十年来逡巡不得入，甚至被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前共产主义国家成功超车。
1999年，土耳其终于成了欧盟候选国。2002年的哥本哈根峰会上，欧盟为土耳其加入欧盟列出了条件，也就是欧盟的入会标准——哥本哈根标准，要求土耳其在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市场等方面，达到哥本哈根标准，方能入伙。虽然自凯末尔改革后，土耳其走上世俗化的现代共和之路，但是痼疾仍在，无法满足欧盟的苛刻条件。
军人干政是土耳其政坛的一大特色。1961年的《土耳其军队内部服务法》和1982年的宪法赋予了军队拱卫凯末尔遗产的重任，任何背离凯末尔改革的政府，军队都有权力“拨乱反正”。宪法要求内阁优先考虑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攸关国家存亡的决定，该委员会由总参谋长和总统领导，还有内阁成员，但宪法明确规定至少一半成员必须是军官。这就给了军队巨大的权力，在制定国家目标和计划时，土耳其总参谋部的军人比政治领导人更有影响力。 事实也是如此。自1960年代起，军方已经四次荡涤政坛，三次推翻时任总理，一次驱逐了刚上台一年的伊斯兰福利党。
比如1950年至1960年，曼德列斯担任土耳其总理，尽管他深受穷人欢迎，采取更自由的经济政策，但因为大兴伊斯兰教，违背了凯末尔改革的世俗主义，镇压异见，钳制媒体，遭到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反对。1960年，军方发动政变，以违反宪法、盗用国家资产等罪名逮捕曼德列斯，判了他死刑。
尽管已实现世俗化，但土耳其仍然是伊斯兰国家，约98%的国民信仰伊斯兰教，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直蠢蠢欲动。这对信奉基督教的欧盟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92年的报告中称，政治化的伊斯兰教是该国的安全威胁之一。历年来，土耳其政府和军队中，屡有官员因宗教极端主义被裁撤。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就曾因为在公开场合诵读伊斯兰诗歌被判利用宗教煽动骚乱，入狱四个月。
1997年，土耳其辛詹市长主持的集会上，伊朗大使批评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该市长是福利党成员，而福利党是信奉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军队逮捕了这位市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时任总理埃尔巴坎提交了18项反伊斯兰措施，包括限制伊斯兰媒体、伊斯兰装束;关闭古兰经学校;将世俗教育延长至5到8年等。最终，宪法法庭因福利党宣扬极端伊斯兰主义而将其封禁，身为该党领袖的总理埃尔巴坎引咎辞职。
阻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除了因为军人干政和身为穆斯林国家，还有管制言论自由、镇压抗议游行、腐败、市场经济不完善等众多新兴经济体的通病，尤其是近来总统埃尔多安日渐专制，大有开倒车的趋势。
因此，过往几十年，土耳其领导人造访欧洲都是乞求的姿态，为欧盟门票奔走游说。但是风水轮流转，欧洲的难民危机让土耳其手握砝码。今年10月15日，欧洲诸国首脑在布鲁塞尔会晤，签署了几天前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经土耳其同意的“共同行动计划”，寻求欧洲难民问题的解决之道。
欧盟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妥善安置在土耳其境内的150万叙利亚人，比如为他们提供更多就业和上学机会;二是阻断难民通过土耳其入境希腊、进而深入欧洲腹地的渠道，比如在与希腊、保加利亚的边境增设巡警。显然，欧盟的算盘是，土耳其改善条件，则叙利亚人乐不思欧;阻断偷渡之路，则挡住了叙利亚难民西进的步伐。
欧盟的要求是要付出代价的。埃尔多安要求欧盟给予土耳其30亿欧元的援助，土耳其人可以在欧盟申根区的免护照畅游。最最重要的是，如果土耳其能做到这些，欧洲诸国领导人同意“重新激活”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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