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英：全球经济发展到了又一个低谷，2008年金融危机后，从2009年的衰退，到了2010年由于G20国家的刺激，经济增长比较高。但去年的经济增长是过去五年中最低的，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是3.1%，如果按汇率算它只有2.2，世界经济从V型反弹以后又到了一个低谷，而这个低谷中最关键的是没有新的增长点。过去中国、美国拉动世界经济是最强劲的，但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往中高走，对世界贡献有所下降。而美国又开始调整利率，所以世界出现紊乱显现，我叫它 “亚健康，弱增长”。股市、汇市都是不健康的，也就是金融市场是不健康的，依然是在调整当中，这次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冲击是最大的。他是一种亚健康的市场，但经济又是一种弱增长。弱增长中出现了一个新兴市场的问题，新兴市场过去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一般在60%到70%。然而去年也在60%，世界就开始担心，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俄罗斯经济大幅衰退，巴西经济衰退，独联体地区和拉美地区去年的经济增长都是负的，那么就出现了竞争国家的分化。
另外中国经济和金砖国家对世界影响的正能量在减弱，出现有负增长的国家，世界经济到了新的低谷，低谷可能出现新的风暴“第三波冲击”。这种局势下没有新的增长点，比如，需求不足。国际贸易已经比世界经济增长还要低。另外，投资不强，投资不强是需求不足。世界经济有两个棱，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投资。贸易低了投资也不出来，世界就出现了一个现实问题没有新的引擎。加上发达国家有高失业率、高债务率，但没有需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商品卖不出去，我们在经济转型，国际商品也不好卖到中国，贸易和投资同时下降，但又没有创新。现在大家都在说第四次工业革命，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其实是画饼冲击，世界经济没有新的活力、动力，所以就出现了低迷的增长，但一定要强调它还是增长。但市场担心出现第三次风暴，世界是在如履薄冰低增长的情况下又迎来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美国的升息，所以我们能看到世界经济比较紊乱。
凤凰博报：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GDP增速放缓引来不少质疑，海外对于中国经济放缓以及货币贬值甚为担忧。一些西方媒体试图借机唱衰中国经济，“崩溃论”、“悬崖论”的声音由此甚嚣尘上。在两位看来中国经济真的如他们所说吗？
谢太峰：首先，对于西方国家出现的中国崩溃论、悬崖论等等，我们不必太在意。很长时间以来，在西方国家总有一些人不断的去唱衰中国，而且多年以前都在唱衰，但事实证明在唱衰的过程中，他所预测的事情在中国都没有发生，中国经济还是保持相对高速的发展，他们在外部看中国世界、中国经济、中国发展的时候，并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增速的情况，所以他们的观点有片面性。另外，对于他们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不能不重视。进入新常态以后，2010年我们的速度是两位数的增长，当然是有特殊的背景，有四万亿投资计划，靠投资拉动。但2010年后，经济增速开始下降， 2010年的GDP增速是10.3%， 2011年是9.2，2012年7.8，2013年7.7，到2014年是7.4，到了2015年就6.9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放缓，而放缓的过程中暴露出了我们经济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要调整结构性问题是长期的过程，所以，中国经济增速再回落一些也是正常现象。中国经济目前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规模、速度、总量，而在于质量。就像长跑运动员，他不可能永远保持百米冲刺的速度，他越往后可能速度就要慢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速放缓，也是长期发展必然的趋势。所以西方国家提出的崩溃论、悬崖论，实际上揭示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凤凰博报：2015年中国经济6.9%的增速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这又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是否运行在合理区间？
谢太峰：我们不要两眼盯着速度，假如我们经济增长质量很高，都是靠高科技拉动、创新驱动这样的经济结构和优化，我们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都很合理，那么只要能够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速5%、6%也是健康的。现在一方面去杠杆、去库存，可另外在房地产政策方面降低首富比例，又是在加杠杆。但如果还是依靠投资，依靠房地产去拉动经济，经济增速即使维持比较高的增速也是不健康、不可能持续的。
陈凤英：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转型中的问题，速度对中国还是很重要。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就会出现失业问题，环境治理的成本会上升，出现老龄化问题等社会问题。我认为合力区间应该是达到一个目标，现在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那合理区间应该是6.5到6.8。在这个区间中我们能实现目标，问题也能解决。每个国家发展都有一个阶段，而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
我最近在看美国大选，美国大选中出现了政治极化，视为分化现象。比如，特朗普现象，事实上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使失业率上升。虽然美国现在失业率只有4.9，但它有很多隐形失业。如果4周登记，就视为放弃就业，这个数字不在失业率里面。美国就业率只有62.7，历史上最高是67，实际上现在失业率是有隐形失业的，它也是增长低迷后出现的社会分化。
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增长速度，而这个速度首先不能破坏环境，第二必须要结构平衡。现在叫两个中高，我认为中高就是就业必须要解决。中国就业是现实问题、刚性问题。美国去年2.4的增长创造了240万的就业。我们大学毕业生有700万，农民工进城600万，整体上要1000万的就业。去年我们算了一下，每个百分点是190万，所以我认为，未来创造1000万的就业，必须要有6.5的底线。
另外，企业去杠杆的同时政府要加杠杆，那财政怎么办？财政不能塌方，财政如果塌方了，就会出现美国经济悬崖式的下跌，所以我认为速度空间就必须创造就业，财政制度在良性的基础上可以加大。现在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环境治理需要成本，还需要很多社会保障金兜底，所以我还是比较主张中国还要有一定速度，不能收缩，收缩以后社会问题就会脱线。我们的财富虽然积累，但都在房地产，所以保持一个中等以上的经济增长，中高的发展水平，可能是个合理区间，很难很难，但仍在努力。
谢太峰：2020年我们的GDP人均收入翻一番，现在只剩5年时间了，我们2010年的时候GDP是40万亿，在2020年是80万亿就算翻番了。2015年都已经67.7万亿了，我们现在就剩12万亿就够了，如果我们从2016年开始每年保持6%的增速，2018年就达到了，如果保持5%增速2019年就达到了，如果降到4%到了 2020年还80万亿，也实现了。所以我认为速度不重要呢？
陈凤英：具体数字两个指标，还有人均GDP。去年鲁谷是6.9的增长，我们未来要6.54年均增长才能实现人均的GDP翻番，小康社会是两个中高目标。
谢太峰：人均收入2010年城乡是12000，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数据， 2015年是22000了，翻到24000明年就达到了。所以我说这个目标不是小康目标。因为明文说的就是比2010年翻一番，GDP翻一番，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不很容易达到了吗？所以不要看总量，不要看速度，只要结构转换了、经济发展真转换了，两极分化解决了，就可以长治久安。
陈凤英：只要有差距就是发展空间，如果我们像日本那样，就是没发展空间。在1989年因为他已经达到富裕了，他当时的人均GDP已经是3万多了。比如我的家乡是浙江，浙江的老板就可以到东北、西部去投资，比到越南投资总要好。穷人只要发钱他就去购买，如果像日本没有穷人，发了钱他都不买。差距肯定有不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就是有空间存在，日本就是因为没有差距，最后就没有空间和发展了。
凤凰博报：那刚刚我听两位谈话中都谈到结构性的调整，那中国现在经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结构问题呢？
谢太峰：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需求的结构不合理，三大需求内部的结构也不合理。强调供给侧改革是对的，但也不能忽视需求侧的管理，就是三大需求。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在计划经济实际是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靠投资拉动，不靠投资拉动国内一穷二白，这时即使发钞票给老百姓，他也买不来东西，所以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靠投资。但现在已经进入过剩经济，主要靠消费而不是投资、出口。但我们现在三大需求的结构，在前两年都是一半比一半，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下降了。2009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是92.3%，消费占52.5%，由于2009年金融危机，所以进出口对我们经济增长的拉动是负数-44.8%。随后我们的投资占的比重开始逐渐下降，2012年投资就低于消费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1.8，而投资是50.4%，但是到201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又开始超过消费， 2014年又改变了一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达到50.2%，投资下降到48.5%，而进出口仍然是比较低，占到拉动经济增长1.3%。美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70%以上，而中国消费才只占一半，另一半几乎都是投资，所以在过剩经济的条件下，如果还靠投资拉动经济，最后的结果是加剧过剩。
内部也不合理。我们的投资中房地产占的比重太大，最高的时候占到25%，特别北京、上海，房地产投资占的比重更大，而美国一般是5%左右。中国的经济是畸形的，大量的投资到房地产以后，造成了围绕房地产形成的产业结构，房地产市场一不行，钢铁、水泥、煤炭统统都不行了，所以投资内部的结构是不合理的。
同样需求也是如此。中国政府需求占的比重太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占的比重较小。赤字这么多，最后能否真正惠及民生？真正增加居民的购买力？如果不能切实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政府占的消费比重大就必然挤压老百姓的消费需求。
出口内部的结构也不合理。首先，给外商投资企业占的比重太大，我们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最高达60%，现在还有40%以上。一旦外商撤资，我们民族工业的出口显然占的比重太低。另外，出口中真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占的比重较小，传统的出口产品比较多，换汇率又比较低。
产业结构上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产业结构里面三大产业，农业长期得不到重视，中国13亿人口里面8亿农民，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农业内部也不合理，最不受重视的就是种植业，农村卖种子的赚钱、卖化肥的赚钱、粮食加工的赚钱，唯独种粮食的农民不赚钱，在第一产业内部最不受重视的就是种植业。
第二产业中，高端制造业占的比重比较小，我们传统制造业比重较大。
第三产业存在失衡问题。特别是现在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一说现代服务业，首先就是金融业占的比重太大，在金融业中银行业比重最大，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等等占的比重很小。2012年进入500强的268家的制造业工业的利润还不到工农中建交五大商业银行利润的37%，就是将近270家工业制造业的利润，连五大银行的利润的40%都不到。
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东部、中部、西部差距非常大。城市建的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是很形象的说法，所以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不合理。
分配结构也不合理。我们基尼系数已是世界最高之一，贫富分化很严重，就造成了经济没有后劲，所以要维持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是先发展起来再去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把这个忽略了，长期发展这么多年没有惠及民生，没让老百姓感到切实的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学家叫它无感增长。
北大1月发出的研究报告，25%低收入的穷人家庭只占1%的财富，那么就出现了穷人没钱花，富人不花或到国外去花。去年底我们的货币供应总量是将近140万亿，但是真正的M1只有40万亿。这就意味着100万亿是储蓄存款、定期存款是不动的。货币不断放水、不断扩大货币投放，结果140万亿只有40万亿是流通的，这就是贫富分化、两极分化造成的。穷人即使挣了点钱都要存起来，要应付医疗、买房等事情。而富人什么都有了，没地方花就去投资理财，或到国外去扫货，拉动人家的GDP。
如果深层次两极分化的问题解决不了，再投放货币马上又会沉淀，所以就形成不断放水不断沉淀的现状。假如投放的货币平均分给每一个老百姓，他的购买力会增加多少？正是因为投出来的货币都进入了少数人的手中，所以结果就是放水越多沉淀越多，现在即使降息降到零，也不可能把老百姓的钱从银行赶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