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副部官员竟建议取消自己级别
就业网站上最近流传着一个段子:某学生本科读的是重庆大学,硕士读的是浙江大学,博士读的是北京大学,结果毕业证上统统盖的是校长林建华的章。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调侃说:“造假也要专业一点嘛,你就不能多刻几个章?”(注:五年间,林分别在这三个高校任职)
这个段子,说的是具有官员身份的中国校长换员过频:一个学校没干两年,就主政它校。表面上看,这无可厚非,中国的高校有行政级别,在高校工作的人也有仕途发展需要,院长是处级,副校长是副局级,常务副校长是正局级,校长是副部级,一旦在本校难以进步,调任它校或进入党政机关晋升自是合理通道。但是,对于学校发展来说,行政色彩过浓,学术氛围必然就要变淡。因此,每到全国“两会”上,云集了众多高校校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体,必然要对这一问题响亮发声。
有意思的是,今年发声的人,正是上文提到的林建华,被称为“改革校长”的他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更为直接的建议:“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看到这,小伙伴们惊呆了,高校去掉行政级别,校长、书记就都没有级别了。这位副部级的北大校长,竟然建议取消自己的行政级别,可见高校行政化已让校长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高校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只听声响,动静不大。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人大原校长纪宝成作为人大代表,就是去行政化呼声最高者,每次一谈到这一问题,他必然言辞激烈纵论一番,引来媒体围观无数。而事实上,他本人却将“行政化做到了极致”,有人大教授称,每逢校内开会,会议都会按照严格的顺序排座、发言,任何环节都不可越级,中央巡视组到人大巡视也特别提到干部职工反映学校行政化色彩浓。现在回想纪校长当年的言论真是有种啪啪打脸的赶脚。
去年刚刚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全国人大代表施一公也“吐槽” ,最近一些高校的会议很多,“行政化”趋势加重。不过,他并不Care校领导的级别问题,在他看来,“行政化”并不体现于校长、副校长的行政级别。而是指教授和科研人员不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和学术上,却用在了冗长的行政环节中。
高校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高校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有益于提升培养人才的质量。如果大学是一个行政化的机构,自上而下地执行命令,是不利于完成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的。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教育部门领导、校长、教授还是学生,都能达成共识。但问题的关键是,高校去行政化说了这么多年,为何就难见行动呢?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采访时就说,加快去行政化已经在中央文件里面多次出现,但这方面的步伐迈得非常慢,对此我个人觉得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应该果断地加快这方面的工作进程。
慢,确实有慢的道理。因为,这影响着很多人的利益。从人事格局上来说,高校行政化的受益者不少,特别是从事非教学工作的干部,他们的收入、名望虽然没有教授们高,但掌握着科研资金分配、人事考核、招生就业等关键环节的权力,在学校里是“能办事、会办事”的人物,由于高校建设发展的需要,他们与行政管理部门沟通、对接、办事的才能和地位不可替代,因此校内地位显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本身走的就是从政之路,而非治学之路,“级别”是工作的最大目标,当了处级,自然就要“瞄准”副局级,而高校的副局级干部就是副校长,最终也就诞生了许多财务处长、后勤处长、办公室主任出身的校领导,他们对行政工作更为熟悉,采用的工作方法也更为行政化,久而久之,行政化的色彩自然越发浓厚。
说到底,关键还是从上到下的“级别”问题,林校长看来已经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取消级别的意义在哪?不得不提纪校长的一句名言,他说,“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事实上,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学校,本身就是对“级别”一种强化,因为行政管理强调下级对上级命令的执行,高校的行政部门有了级别,自然就是在“管理”老师和学生,而非服务了。
很多高校都在做一些尝试,如建立学术委员会,成员由学者和教师推荐,又比如院长和教授团队采用聘任制等等,试图通过一些“编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有分析指出,“一校两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大家敬畏“级别”,只要“级别”存在,没有级别的必然在有级别的人面前身份尴尬,更别提相互制约甚至是提要求了。
从实践上看,“取消级别”并没有那么难。当前的群团组织改革就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上海在试点中任用了三名兼职的团市委副书记,没有行政级别,一样为青年服务。这一模式,可为高校改革提供借鉴。
任何改革都要有个突破口。我们在谈论作风建设时,总喜欢用以上率下一词,此言确是真理,取消行政级别,也有个示范引领的过程。从这点上说,林校长确实是位坚定不移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