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个部门已经行动起来，但这是在大量公众通过互联网表达强烈愤慨后出现的。这看上去是国家的一次应急行动，而并非常态化的机制反应。因此这次危机注定要留下一道负面的烙印。
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已经取得历史性进展，世卫组织在部分舆论宣泄的高潮中站出来，肯定中国扩大免疫规划使用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认为中国通过接种疫苗已经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和新生儿破伤风，并鼓励中国的父母继续通过常规的预防接种来保护儿童。
我们相信，包括世卫组织公开传递不正确储存的疫苗将失去效力或降低效力，但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的信息，都是负责任和客观的，是为了减少公众的恐慌，保护中国业已建立起来的免疫体系。
但是一些家长通过这件事情对国内免疫接种的安全性产生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恐怕会有更多人动去国外或者香港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念头，琢磨这样做的可能性。
因为中国出现了大量中产阶层，还有很多富裕家庭，他们对安全性的要求已同发达社会里所能达到的标准无异，不接受家人健康领域的任何风险。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主流家庭对食药安全问题已经产生强烈的集体敏感甚至焦虑，而我们的食药安全治理水平显然与他们的要求存在距离。
中国说到底仍是发展中社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很多领域都还存在，食药庞大体系从业者的素质亦参差不齐，能坏一锅汤的“老鼠屎”一时难绝。不能不说，中国食药的健康发展面临一个瓶颈。
用实际碰上“有毒食药”的低概率，以及即使倒霉食用了问题食药“后果也未必那么严重”来安抚当下的城市中产阶层，是做不到的。无论多难，中国必须朝着食药安全实际水平和信誉度的不断升级坚决前进。
在这个社会目前的确做不到食药“零事故”(西方也未必做得到)的情况下，政府处理食药公共事故的态度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政府把食药安全当做重中之重，反应迅速，不隐瞒，对涉事环节严厉处罚，追责毫不留情，就能最大限度地挽回公众的信心，将事件的损害限定在其所牵涉的局部环境内，不造成扩大化的次生损失。
政府的这些行动应尽可能是自动弹射出来的机制性反应，舆论的调查发现只应提供线索，而不应等着它们发酵成迫使这种反应激发出来的决定性外力。如果舆论监督一定要形成强大压力才能管用的话，那么即使政府后来做了补救措施，舆论的不满也会保留长久的记忆。
当食药安全事故发生后，人们对整体情况的担心通常都会比真实情况更加严重，个案会被一些人当成普遍情况。也会有人故意夸大问题的危害，甚至热衷将它们政治化。因而通过有效的舆论方式安抚人心是必要的，比如这一次世卫组织站出来说话，效果就比较好。
然而在解决舆论问题的同时，有关政府机构不应感到委屈，尤其不能认为危机是“舆论没搞好”所致。有关机构坚决而果断的行动是第一位的，它们须是舆论施不施压都一定会做的，而不是给舆论看的。中国问题多谁都知道，但是监管机构如果竭尽全力了，人们就会多一份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