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有“影子G20”之称的国际知名智库——21世纪理事会11月1--3日在北京举行理事会议,期间与中国领导层举行了一系列特别对话。
此次会议主题为“读懂中国”。理事会表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在构建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需要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加强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
理事会主席、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21世纪理事会创始人、贝格鲁恩治理研究会主席贝格鲁恩和该研究会高级顾问嘉戴尔斯均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和一个成功的新兴市场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相信中国能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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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很重要
贝格鲁恩:过去几十年世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里,读懂中国这个关键的角色很重要。我小时候在欧洲长大,那时中国似乎很遥远,但现在西方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很多人的生活与中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这次会议讨论的基础是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架设一个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互理解的桥梁。
塞迪略:我到中国来过几次,参加过几次会议,但这次会议是中西方参与者之间最能开诚布公进行讨论的一次会议,说明会议很成功,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自由坦率的讨论印证了中国是个非常有活力和能力的国家,能为全球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为全球和平发挥重要作用。
从外部观察中国的人士,往往戴着自己的眼镜,习惯从西方角度看问题,容易带有偏见。我相信,这次讨论能让外界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成就、文化和哲学。
嘉戴尔斯:一个很有意思又让人有些惊讶的现象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不仅西方,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治理制度所知甚少,例如中国如何选拔和任用人才、如何实现城市化,中国的决策过程等。在我和贝格鲁恩合著的《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一书中,我们提到,伏尔泰等西方启蒙哲学家非常钦佩孔子和中国的制度文明,称提倡和谐、公正与理性的儒家学说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但西方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些。西方人可能知道一点毛泽东或者邓小平,还有就是那些异见分子。西方的政治阶层和媒体则往往简单地“漫画化”中国。
我们理事会从成立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中国。我们的很多成员是前国家元首,但他们在任时往往囿于正式的外交仪式,无法和中国领导人坐下来深入讨论上面的那些问题。这次会议是着眼长远,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深入探讨有关中国的这些问题。这样,我们的成员在回到各自的国家后,可以就中国问题进行更好的传达与沟通。
中国改革“激动人心”
塞迪略:中国是最为成功的新兴市场国家,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仍是改革。我感到,中国领导人和人民仍将继续努力致力于改革,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李克强总理在理事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提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信息:一是明确承诺推动全面改革,进一步关注人民的需求;二是进一步开放,如建立上海自贸区;三是在外交上强调维护世界和平,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词是“全面改革”。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对话,我们这些外国人了解到,中国的改革会是雄心勃勃的。
从李总理的讲话来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切实让人民获益于经济发展,过上更好的生活,还需要更多经济、社会政策,打造中国改革的升级版。
嘉戴尔斯:我第一次来中国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时任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在广东见到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那时候中国人都骑着自行车,深圳看起来几乎还是个小渔村。习仲勋希望美国投资中国。但习近平去年访美到加州时,却是布朗州长希望中国投资加州!
贝格鲁恩: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能够不断进行适应和变革,为人民过上好的生活创造机会。中国能够从一个很低的起步开始,克服各种艰难挑战,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继续实行变革,如果做好了可以获得更好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多机会。对于未来,我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推进开放,并让私营部门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要从关注数量变成关注质量。
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他们关注的都是改革、变革,以及创造更多的机会,让自己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西方政客很少谈这些。西方政治家现在都在说,他们做得多好,他们的计划多么伟大,他们在竞选的时候都会承诺很快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在中国,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中国总是有一种长期性的思考,中国领导人都在思考怎么给他们的人民及国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如何向外国更好地学习、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
中国制度的优势
塞迪略:我想从两个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可以认真研究中国的经验:一是中国有能力制定和严格落实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二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利用自身优势和世界的机会实现对外开放。40年前,中国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并没有太多国际贸易。但现在,如果我们拿外贸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对外国投资也是开放的,中国非常积极地参与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融入全球经济的态度仍然是迟疑的,但中国却积极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从一个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国的开放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世界。这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多借鉴意义。
贝格鲁恩:中国的政治体系有值得西方学习的方面:一是中国有能力进行长远的规划;二是中国政府以服务于国家长远目标为导向,西方政客往往要应对各种可能是短期的竞选承诺;三是中国的官员体系以能力为基础,西方政客比的往往是受欢迎程度;四是中国比较能够在内部凝聚共识,受到的外部压力较小,而西方那种“你赢我输”的制度会造成内部的竞争。我并没有说中国的制度一定是好的制度,但西方可以在中国的制度中学习一些东西。
嘉戴尔斯:比较中美两国的治理制度,中国制度的优势在于其凝聚共识、为某个目标团结以及能够长远执行政策的能力。很明显地,中国自我初次访问以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的选贤任能制度。
美国治理制度的优势是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但在多元化的声音面前,政府很难凝聚共识、推进长远的政策。
我并不建议中国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意很多西方人所说的中国必须实行西方民主。美国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有两个问题,一是受选民的短视的影响,二是金钱购买政治,充斥着特殊集团的利益。但中国可以对选贤任能的制度进行更多的问责,有更多公众参与和反馈的机制。打击腐败也非常重要,要形成制度,中国已强调了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并不是就一定要照搬西方的制度和做法,例如,同为亚洲国家的新加坡控制腐败就有自己的方法,而且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