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伟昨日接受医生检查
在等待的过程中，刘永伟痛苦地躺在医院的椅子上
昨天上午，手术后右肾“缺失”的安徽男子刘永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南京总医院进行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目前已经拿到片子，具体的检查结果和结论，需要等到多位专家联合会诊以后进行公布。
针对院方和网络上对他的种种质疑，刘永伟昨日也一一作出回复。
院方表示———
可能萎缩至“无确切显示”
5月6日下午，为当事人刘永伟手术主刀的医生胡波和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常务副院长顾玉明、医务处处长杨煜等人接受了采访。
第二次手术后没做过CT检查
杨煜称，从刘永伟2015年7月1日第二次手术后到其8月18日出院期间，医院的确没有再次给刘永伟做过CT检查，没有影像学证据，以证明第二次手术后其右肾也存在。直至出院前，患者的肾功能相关生理指标都是正常的。现在看来，可能是左侧肾脏的代偿功能，掩盖了右肾萎缩的症状所致。
临床上有过类似案例
杨煜还表示，在肾脏有损伤的情况下，两个月的时间内，一颗肾脏的确有可能从正常大小萎缩至影像学上的“无确切显示”。临床上有过类似案例。
胡波分析，可能是刘永伟在遭遇车祸时，右肾移动到膈肌上方，偏移距离过大，抻拉了连接肾脏的血管，造成损伤，最终导致肾脏萎缩。
医生讲述———
没做检查因肾功能正常
胡波是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师，从医22年，是刘永伟的主治医师。他还记得当时为刘永伟做手术的情况。
2015年6月19日深夜11点，正在家里休息的胡波接到紧急通知，赶回医院，在与泌尿科等科室医生会诊后，作为主刀医生，次日上午为车祸重伤的刘永伟实施了手术。
病历显示，刘永伟在2015年6月12日遭遇车祸，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右肾挫伤，并上移到腹部膈肌以上，膈肌破裂，肝、肺挫伤，当年6月20日，其肾脏被手术复位，并修复膈肌等。7月1日，胡波再次为刘永伟进行了切口的清创手术。
胡波介绍，当时，手术器械只触及到肌肉层，没有进入患者腹腔，更没有切除任何器官。手术时间从麻醉开始到手术结束，共两个小时，当时手术室内有6个人———两名主刀医生，两名护士，两名麻醉师。此前的车祸给患者造成严重创伤，清创是为了清理切口处的坏死组织和脓液，帮助愈合。
胡波表示，刘永伟二次手术后之所以没有做CT检查，是因为其肾功能指标正常，而且此次手术不涉及肾脏，如果只是为了医生自证清白而做很多检查，必然会导致过度医疗。
患者回应———
为何过了数月才找医院？
令胡波不解的是，刘永伟之前在多个医院检查已得知“右肾缺如”，但过了数月后才来医院反映问题。
早在2015年8月19日、9月15日，刘永伟已经在别的医院复查时，获悉自己右肾“未见确切显示”、“右肾缺如”，但此后刘永伟多次来徐医附院找胡波复诊时，均未提及这一信息。直到近4个月后，2016年1月5日，刘永伟再次在徐医附院复查CT时，被查出“右肾缺如”。随后，刘永伟带来了山东省立医院的CT影像诊断报告、解放军东部战区南京总医院的超声诊疗报告，开始“维权”。
刘永伟：防止冤枉了好人
5月7日上午，刘永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之所以隐瞒4个月再去找徐医附院，是为了到其他医院检查确认“右肾缺如”这一事实，“防止冤枉了胡波，防止冤枉了好人”。要卖掉左肾？
胡波表示，在刘永伟透露自己“右肾缺如”之前，刘永伟曾给自己打过一个电话，询问其能否帮忙卖掉自己的左肾。胡波觉得匪夷所思，当即予以了拒绝，并表示，买卖器官犯罪。
刘永伟：怎么可能再卖左肾？
对于卖肾一说，5月7日上午，刘永伟明确予以否认。他说，“我右肾没了，怎么可能再卖左肾？那样的话，我还怎么活？”
为何索赔200万元？
刘永伟向徐州市医患纠纷调解中心提出了调解申请，并在2月8日获得立案。刘永伟签名、按有指印的医患纠纷调解申请书显示，刘永伟请求“一次性赔偿贰佰万元人民币”，理由是“患者刘永伟在住院治疗期间，右肾消失，徐州2院(徐医附院)应负全责。左肾一直肾病综合症、生活不能自理等，与右肾缺失和治疗是直接因果关系”。
徐医附院常务副院长顾玉明表示，3月份，院方召集了本院医学专家讨论，3月10日书面答复了徐州市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和刘永伟。按照徐州市相关规定，10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赔偿，必须先做医学鉴定。而医学鉴定由徐州市卫生计生委下属的徐州医学会进行，徐医附院的专家需要回避。刘永伟索赔200万元，数额巨大，院方希望刘永伟走司法途径解决，进行医学鉴定。
刘永伟：被逼得随便写了个金额
刘永伟说：“索赔两百万元，是徐州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张树槐逼出来的。我向张树槐明确表示，我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个公道。张树槐说，不给一个数字，就不能立案调解。我问张树槐，我索赔2角钱、10块钱行不行，张树槐说不行。”他出于无奈，就随便写了个金额。
调解员：我怎么可能逼他？
对此，张树槐表示，“人民调解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自愿，我怎么可能逼刘永伟呢？200万数额巨大，我问刘永伟确定吗？他说想好了。索赔只是人民调解中诉求的一种，还有赔礼道歉等种类。但刘永伟只写了要求一次性赔偿200万元。”
■特写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医院接收我
在交流中，刘永伟反复称，“我只想弄清楚，自己的右肾到底是怎么没的，徐医附院到底有没有责任？为什么两个月住院期间，医院一直没发现，也没提醒我肾的问题？”
“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样的案例。”刘永伟说，自己1990年从卫校毕业，就考了医师执业资格证，成为一名医生，被当地卫生局安排在宿州市三八医院的化验科等科室工作，目前在编不在岗，在家开有诊所。
刘永伟说，为配合徐州市卫计委的调查，他7日在解放军东部战区南京总医院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在等待检查期间，刘永伟一直在就诊椅上躺着，他表示，手术过后，伤口总是化脓，饱受病痛折磨。他的妻子表示，尽管不太懂医学，但是对于院方肾萎缩的说法，始终无法认同，现在就想早点把病看好。
刘永伟表示，自己现在睡觉都不能躺平，左肾也已经感染，伤口没有愈合，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去了很多家医院，但都没有医院愿意给自己做手术。“肾没了就没了，再检查也出不来呀。其实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医院接收我，并且赶紧给我治疗，争取让身体尽快好起来。”
7日下午2时20分，刘永伟称自己已经坐上高铁，从南京返回老家安徽宿州。院方称，检查的报告将在下周出来，将由徐州市卫生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带回徐州。刘永伟及亲属表示，他们会接受这家医院的检查结果。
■延伸
其他国家咋处理医疗纠纷？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和事故的责任认定有两个法定途径：
一是通过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或者叫医疗损害鉴定;
二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通过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
然而，两种鉴定途径均被业内认为存在不足，难以担负起通过公平鉴定划定责任、遏制医疗纠纷多发的重任。
那么，其他国家对于医疗纠纷和事故的责任是如何认定的？
[英国]
大部分医院设“伦理委员会”
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英国观察员侯颖介绍，大部分英国的医院会设立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帮助解决医疗纠纷，虽然是由医院成立，但并不隶属于医院，而是相对独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医生、护士、社工、律师和一些患者代表，而这个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在帮助医院解决医疗纠纷。如果纠纷医院内部解决不了，患者还可以向地方政府机构投诉。根据2009年4月的规定，患者需要在诊断后的12个月之内，向当地政府以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进行投诉，而政府部门要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告知患者收到投诉信。并且双方商量需要多长时间进行调查，除非有患者同意，不然政府部门则需要在6个月之内解决纠纷。
[澳大利亚]
法院设有专门的“卫生顾问”
《全球华语广播网》澳大利亚观察员胡方介绍说，澳大利亚的医疗纠纷和事故的责任认定，一部分同样是由医院内部的伦理委员会完成，另一部分则是由司法体系进行认定和仲裁，法院设有专门的“卫生顾问”。
胡方介绍，澳大利亚医院起码有一个或两个伦理委员会，其中肯定会设立的伦理委员会，专门用以判定和处理各种医疗事故的责任，并解决其中的矛盾。而更大一些的医院，如果同时担负医学研究和实验的职能，第二个伦理委员会会去处理各种医学研究方面的议题。如果在医院内部无法使病患和医院的医生达成和解，外部的司法仲裁程序将会被启动。澳大利亚的法院专门设有一些同时具有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律师，来担任卫生顾问。借助这一些卫生顾问对医疗纠纷的认定，法院会得出最终的仲裁结果。
另外，在澳大利亚，每一个医生都会购买职业保险，因为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并且病人胜诉，医生或者是医院的赔付将非常大。凡是医疗纠纷导致的法院判决赔偿金额超过100万澳元的时候，超出部分由政府承担。正因为有了职业保险和政府的超额赔偿机制，不管是医生和院方，还是患者方面都能够较为心平气和地等待院内的纠纷调查，或者是院外的司法认定，最终实现赔偿和解。
[韩国]
仲裁院可先垫付赔偿金
《全球华语广播网》韩国观察员南黎明介绍，以往，韩国主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但相关诉讼往往要历时两年左右的时间，患者请律师的花费也相当高昂。最近几年，韩国引入了医疗事故仲裁机制，由仲裁机构组建调查组，一般可以在4个月内得出结论，效率大大提高。
南黎明介绍，韩国政府在2012年4月份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医疗纠纷仲裁院”。其职能就是帮助人们仲裁和调查并且协调医疗事故的纠纷。无论是患者还是医院都可以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的申请。仲裁院就会马上组建一个由两名医疗专家、两名法律专家、还有一个消费者权利保护委员在内的5人小组，对这个案子进行调查。一般情况下，90天之内就是要出结果的，如果对这个结果表示不满意，那么还可以申请延长一次，一次延长大概是30天的时间。仲裁院还会根据调查的情况，为患者计算可以申请赔偿金的金额，如果对方医院赔偿金迟迟不付给患者，仲裁院将负责首先支付给患者，再从医疗机构回收这笔款项。
本组稿件综合央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