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岁的杜润生如今住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几乎没有了听力和视力，外人的探视和来访已经基本上无法打扰老人宁静的世界。站在病房里，看着安详的老人，让人不禁想问："无声的世界里，老人是否会想起当年他带领一批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挥洒热情和智慧，把包产到户推向全国，主持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九号院往事"。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年和他一起书写历史的年轻人没有忘记。"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有关杜润生的采访，翁永曦从这幅杜润生生日时他送的对联开始说起，认为曾经的领导和老师在这两个方面有过人之处。这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曾经的改革四君子之首，告诉凤凰财经，"当时对联送过去挂在宴会厅里，大家都说概括的好，王岐山去了一看，就说老翁这是你写的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时曾经和杜润生密切接触，并被他推荐为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说，杜老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显示了他卓越的智慧和领导艺术。"他想出'责任制'这个词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用责任制这样一个非常中性的名词，把反对的赞成的不同意见逐步地趋向一致，居然就把当时整个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撬翻了，这是不得了大智慧，是杜老的过人之处。"
杜润生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翁永曦如此表示。
他认为，"杜老门生"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年轻人，就是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当时已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同志，也视杜润生为师，视自己为他的学生。
"1981年2月，北京大学招待所召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大会，邓力群﹑杜润生到会致辞。说是'大会'，不过三﹑四十个回城知青，一群'蓝蚂蚁'白丁。"多年以后，中国税务杂志社研究员王小强回忆当年围绕在杜润生周围的年轻人成立著名的农发组的情景时如此表示。他感叹，论官阶，除了陈一諮当过公社书记，连比科长还小的股长都没有一个；论学历，除了罗小朋考上研究生，最高不过大学本科在读。当时，邓力群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中央核心智囊高官亲自出马，大张旗鼓，支持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如此特殊，就是放到今天，也绝无仅有。
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指点下，探索着改变中国广袤农村面貌的道路。当年他们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也因为出台诸多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外。在那个神秘、简朴的院子里，年轻人们毫无顾忌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觉中已经将自己的意见直达高层。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1982年的某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已被中央任命为农研室的副主任了，就这样当年只有34岁的翁永曦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翁永曦认为，在鼓励和起用年轻人方面，杜润生主持的九号院在当时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中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做到像杜老那样大胆、放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反复强调，当时他只是那个团队的一般工作人员，和杜老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说起当年的工作他仍是如数家珍。他当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润生对农村调查的重视程度，几乎所有的人，不论是当年的精英骨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你下乡了，调查研究中你认为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杜老去谈。
他说，八十年代在九号院形成的这种从上到下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乃至于造成当时中央组织部，包括当时的中央领导胡耀邦都会把各地准备提拔的第三梯队的年轻干部，成批的送到中央农研室，分插到各个组，跟这一帮年轻人一起搞调查研究。"这些年轻干部后来很多当了领导干部，当年是跟我们一起调查研究，没有大小之分。"
当年杜润生创造性地在九号院采取了小组制的安排，组是一个局级单位，但是年轻人可以当组长、副组长，局级的老同志可以当组员，各地的这些准备提拔到省级岗位上干部也被安排到组里边跟大家一块搞调查研究，而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间所有人发表意见都是没有任何级别概念的。翁永曦告诉凤凰财经，对这些桀骜不驯的、自命不凡，充满激情、胸怀天下的年轻人，杜老不靠封官许愿、物质激励，而是给他们为农民办事、改变现实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投身改革洪流，在变革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这个不简单。
这种机制下，某年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在联络室的蒋中一看来，"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
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正是早年这样的经历，翁永曦写出了杜老"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的联句。
杜润生的大女儿杜霞记得，在九号院时代，杜润生和王岐山的办公室分别在相邻的两排平房，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另一排中离他父亲最近的一间。在翁永曦看来，王岐山想做事、肯用心、讲方法、有担当、不按常理出牌，人们对他的工作可以有很多期许，被杜老器重。
温铁军则告诉凤凰财经，当年杜润生不让大家叫他杜主任，从他那儿开始到下边的部长，哪怕在省里面当省长书记的，到杜老这儿来原来的架子全都没有了，都跟大家打成一片，就得是老张老李。即使是现在，长期在杜润生身边工作过的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余展接受采访时，仍然不时地称呼杜老为"老杜"或者"老头"。"所以这个地方相对来讲算是一个最没有关系的地方"。因为没有世俗的关系、界限，大家都在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温铁军认为，九号院是整个中央国家机关当中最有活力和生气的地方。也有人说九号院是当时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参考的"黄埔军校"。
当年的年轻人，现在许多都已成为中国农村政策乃至整个国家政策决策的重要人物，如王歧山、陈锡文、林毅夫、周其仁、杜鹰等等，温铁军初涉三农就与这些人在一起。杜润生90岁寿辰的会上，周其仁在发言中说："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这批人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为自豪。"
"当时很多年轻人对现实有很多不满，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去改变，把这些年轻人引导到改变世界、改变现实的道路上去，杜老这一点做得很了不起。"翁永曦说。
曾经和王岐山一起陪同杜润生调研的王小强回忆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被"招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他因为写过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已经小有名气，并且听说杜欣赏他的文章，而且准备调他去农委。没想到见面时杜润生没有赞扬他，而且一席话说得他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接腔。"你批判得淋漓至尽﹐但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样把中国农村搞好﹖"杜润生如此问王小强。
"第一次面见久仰的杜润生﹐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从那以后﹐有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朋友说我被'招安'了﹐甚至怀疑我动机不纯﹐'想当官'。"多年以后他回忆这一幕时表示，"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并不容易，站在岸上指手画脚﹐这里毛病﹐那里失误﹐不等于能把中国农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设身处地﹐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思考、去调查研究，不仅道路﹑性质﹐而且战略﹑政策﹐甚至关键性的操作步骤。"王小强表示，至今偶尔邂逅不甘沉沦的年轻人，对现实不满的时候，每每会回忆起杜润生当年"招安"他的情形。
在翁永曦看来，杜润生把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引导到寻求改变现实的方向上去，即使在今天，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了，各种意见都有，也不见得都赞同，对中央决定有抨击的，有指手划脚的，我听了都有道理，但你像杜老问王小强那样，假如你是习近平，怎样治理中国？也许很多人都会被呛住。"翁永曦认为越到高层，作决策的回旋余地就越小，方方面面权衡之后，给出的选择极其有限。
温铁军还表示，当时杜润生有意识地在各种各样的政策讨论中让年轻人表达意见。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讨论化肥专营的问题，在主张专营的商业系统的领导说完之后，他特意要求下去调查的年轻人发表意见，"我们说出来的意见就和商业系统的不一样了。"
张木生还曾经回忆起随杜润生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的情景，当时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地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相比弟子们的回忆，杜润生的女儿杜霞告诉凤凰财经，在她印象中，父亲基本上没有过工作和生活的区别，从小的印象就是，爸爸回到家一直在工作。印象中永远是爸爸桌子上的东西不能动，爸爸工作的时候不能吵，爸爸的电话不能听，爸爸来了客人不能打扰。 爸爸和客人谈事请，也往往是低声的、非常机密，她都不好意思在旁边。
从女儿的角度看来，父亲只有和那帮当年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老朋友们游泳的时候才算真正的放松休息。后来因为年龄渐大、身体不好，父亲游泳的爱好只得停止。
杜霞告诉凤凰财经。他决定不再游泳的时候特别伤心，好在他又有了新的运动打网球，当时他们那帮一块游泳的老头都改成一块打网球了。
96岁之后，杜润生身体状况变得不好，只能长期住院，不过仍然会常想起这帮多年的右派朋友。杜霞回忆“有一年父亲过生日，我把他从医院‘偷’出去见了下这帮老朋友，老头非常高兴，一眼没看见他拿起红酒就喝。”而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喝酒了，有了这么个小插曲，她再也不敢私自张罗让父亲给老朋友聚会了。
杜霞的描述中，虽然忙于工作的父亲和女儿很少有大多数父女之间的天伦之乐，但是父母之间关系一直很好。父亲有过两段婚姻，但在六十多岁离婚后，仍然常去看望母亲，而且会关起门来说很长时间悄悄话。
相比之下，近年来杜老身体不好，作为女儿的她反而接触的更多了。父亲甚至能常常表现出在亲人面前才有的小性子，老小孩似地撒娇，甚至提出拔掉医疗器械管子等 "无理"要求。
杜霞说，虽然老人已经几乎没有听力和视力，但还是会根据不同的来探视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对熟悉的弟子表现出亲热，甚至会在王岐山来的时候轻轻地抱抱他。
两三个小时的采访中，杜霞反复强调父亲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工作。倒是早年和杜润生接触颇多的翁永曦曾回忆起在老师家吃饭的情景。1980年下夏天某个周末的上午，杜老约他去家里谈事，中午老爷子说："在我这里吃饭吧。"翁永曦回忆，当时他还纳闷儿，谁做饭啊。没想到老爷子拎一口小锅，拿荞麦面拌水一通搅，然后倾斜着往煮开的水里用筷子一点一点拨，告诉他说；"这叫拨鱼儿，我们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革挨斗，我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还有一次，他随杜老去太原出差，晚上散会后逛小吃街，闻着各种家乡小吃的香味，老爷子不挪步了，"咱们吃一碗吧。"翁永曦拦着说不卫生，老爷子却乐了："没事，天黑，看不见。"
九号院的农村政策研究室解散之后，曾经的徒子徒孙们散落各处， 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在曾经起草过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预想到，若干年后，曾经的门生王岐山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人们对他治下的中央纪委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也有着很大的期待。
十多年后，再次提起这句话，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主持编制多本杜润生著作的余展则提起多年前发生在杜老和门生之间的一次有趣的对话。当年一位杜润生的门生，如今已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应采访对象要求隐去姓名），调到省里面去工作前来跟老头告别，面对杜老严格要求自己的叮嘱时曾表示，至少会把握住两条，第一不装错口袋，第二不上错床。杜老听完哈哈大笑说，"对，这两条好好把握。"而在杜老看来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两条而出了问题。
余展说杜老一直对钱没有任何概念，甚至因此发生了一件轶事。已经90多岁的杜润生，打车去单位，到了位于北京西四附近砖塔胡同的办公室之后，浑身上下只找到十块钱，出租车司机死活不愿意，最后还是门卫解围，司机看在老头这么大岁数才罢休。余展告诉凤凰财经，当天因为司机生病，没有按时接他上班，他就自己出门打车，没想到身上没钱。
不仅是自己对金钱完全没有概念，杜润生当年最辉煌时期主政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是完全没有利益的部门。一直深入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表示，当年的九号院在农村改革领域的贡献，除了杜老起作用和他领导下的老中青干部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年中央可以设立超部门的政策协调机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的部门。比如说金融、流通、工业，物资，技术、科学等和农业有关的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唯独这个部门没有利益，虽然它小，但是可以协调七个涉农部级单位，而这些在今天仍然具现实意义。温铁军指出，现在的一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代表自己利益的部门就只能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温铁军告诉凤凰财经，作为工作证上印着"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上街甚至没有钱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还曾经想过给人做家教挣点外快。他开玩笑说："工作人员穷成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当然会有利于穷人"。
多次参加杜润生外事活动的刘志仁则回忆说，在杜润生参加的外事活动中，外国朋友出于礼节和尊敬送给他的礼物，他总是要求随行人员登记造册，决不归为己有。记得杜老访日的时候带回几大箱子礼品，要求全部交公，一些难以长期保存的食品就送到食堂，请工人师傅品尝。由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处理涉外礼品，除贵重物品上缴国库外，当时农研室一些没有出国机会或不参加外事活动的人，还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廉价分到礼品。
在翁永曦看来，杜润生门生众多之外，另一个过人之处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经济改革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他把这种智慧概括为"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
12月的北京，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冬天。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附近的空旷清净，更添加了冬日肃杀的气氛，让人有种远离城市喧嚣的错觉。这个挂着礼王府牌子的大院子，临街的两个门都是大门紧闭，东面较大的门还有武警站岗，另一个较小的红漆大门虽然看不到武警站岗，但是只要有陌生人走近，紧闭的门后就会走出武警，说此地不对外开放，请您尽快离开。
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或许很难想象，这个如今看上去颇为神秘的院落，曾经在三十多年前那场如火如荼的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者杜润生，主持起草了著名的"75号文"和五个"一号文件"。把奠定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随后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力解放的政策正式写入中央文件，并得到高层认可。其间，杜润生用他的智慧，把看似不可调和的各方意见归于统一。
有关包产到户，当时包括高层领导在内，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赞同，有人观望，也有人坚决反对。翁永曦告诉凤凰财经："杜老能够以责任制这种表述，把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归结形成一个底线共识，这就了不起。""你别把事情搞复杂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本事大学问，但最大的本事和学问是化繁为简。"在翁永曦看来，杜润生最了不起的、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里面最智慧的一笔是把所有的争论在责任制这个表述上归于统一。
"责任制是个中性的提法，做什么事情都要讲责任。这应该没多大争议。农村这块土地，集体耕作是集体承担责任，现在把它划成片，分到户，你管这块他管这块是农户承担责任，责任制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翁永曦如此表示。"包产到户"从不被接受，到有前提条件接受，再到最终被各方广泛认可，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9年3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杜润生主持的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七省农口领导对包产到户有支持的，也有反对和观望的。在杜润生自述中，提到这段历史，他表示：会议在上级的干预下，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一方面继续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特别提到，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而且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可以说是开了个暗口。
而正是这种杜润生所谓的"妥协"，让当时在杜润生领导下工作的段应碧等赞叹不已。他回忆，正是杜润生想出在"孤门独户""边远地区"等特殊地区做文章，才给"包产到户"开了个小小的口子，实质上宣布了包产到户不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段应碧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当初包产到户就是在这句话的鼓舞下逐步蔓延开的。"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提出的包产到户是"双层经营"，农产品流通的双过渡，肩挑手扛自行车驮不算长途贩运，请帮手、带徒弟不算剥削，私人企业具有"可塑性"等，都是杜润生高超智慧的结晶。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说法，保证了文件的顺利通过，对当时统一认识、推进改革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段应碧回忆说，"我们几个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文件操刀的同志，每次都是赞叹不已，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更是举出一个极为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他曾经对杜老提出的双层经营这个说法不以为然。在起草1983年1号文件的时候，他在电梯里顺口向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到现在21年了，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陈锡文感叹："农村经济体制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进，而且在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就把农村的财产关系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方向捋顺了。但是，假如当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户的结果会长出一大块个人财产的话，那农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杜老当初提出双层经营，确实有着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才得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将农村改革顺利推进。"
因为有这种政治智慧，杜润生在政治领域中的"对立面"也大大减少。翁永曦表示，任何一个变革都会侵犯到已有的利益格局，杜老居然能够使不同格局的代言人，逐步地都赞同或默许他的改革主张，"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是大智慧。
当年的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堪把他的这种智慧用"纵横折衡"来总结，"就是要照顾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况、不同认识，取长补短，尽量兼顾，以利于政策的出台。" 他说。
已经101岁的杜润生一生关注农村农民问题，在余展看来，晚年他长期住院但仍在关心农民的问题。
2010年，老家山西的一个单位想让杜老题几个字，考虑到当时他已经98岁，而且身体不好，他们商量就题"关注农民"四个字。"但是没有想到他写完后还不撒手，琢磨琢磨又加了一句，'先组织农民协会'，然后才把名签上。"在场的余展如此告诉记者。当时98岁的杜润生已经不能吃东西，长期依靠鼻饲，还念念不忘组织农民，足见这件事在他心目当中确实占有相当的分量。
此前更广为人知的一次则是，2002年在门生们以农村改革座谈会的名义为杜老祝贺90岁生日时，他说还有两件事放不下，一是转移农民，再有一件就是组织农民。
余展长期负责整理杜润生讲稿和出版相关文集的工作，对他的讲话和思想颇多了解，他告诉凤凰财经，杜润生念念不忘这个事，在他的公开的讲话中，有关成立农民协会就提到20多次，一直到2010年98岁的时候。"他之所以念念不忘这件事，是因为农民没有一个组织，提升不了自己的地位，而杜润生觉得要提升农民的政治地位。"余展表示。公开资料显示，有关农民协会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杜老就找过小平同志，当时小平同志问他，农村还有什么事啊？他就提出来，要组织起农民。
在这个问题上翁永曦有着和余展几乎一样的理解。他说："农民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有发出自己声音的组织。我们有工会，有共青团，连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都有个少先队，八亿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很荒谬。所以成立农民协会应该不存在争议。"
就是在那次生日聚会上，杜老语重心长地对门生们讲："现在有两个方面还没有破题，一个是如何用市场机制激励人，一个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你们要努力。"（文/吴丽华；制作/常丽）
（感谢杜霞、翁永曦、余展、高文斌、周其仁、温铁军、王小鲁在本文采写过程中提供的大力帮助。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余展、高文斌《我所认识的杜润生》、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南方人物周刊》、《炎黄春秋》杂志的部分报道，特此致谢。）
本文为2013凤凰财经峰会系列策划之一，下集《科尔奈和他的中国朋友们》将于12月23号推出，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12月26-27日凤凰财经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