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报道：陨落的政坛新星
封面报道
陨落的政坛新星
策划人：李天锐、龙在宇
2016年3月23日，曾经的“广东最年轻的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李嘉落马。至此，十八大后落马的“60后”副部级以上高官已达21人。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不少陨落的政坛新星想干事、闯劲足，但祸根也在此时埋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胆大”发展成“冲动”，从“敢为”发展成“妄为”，甚至不惜违法乱纪，引发了严重后患。
十八大之后，中央更加注重在实践中锻造年轻干部，对其选拔和历练上也提出更严格要求。与此相对应的是，年轻干部要多干实事，少追求名利，看淡得失，以免跌入悔恨无边的陷阱。
李嘉长期信奉的官场哲学，就是广结善缘，八面玲珑，因此他刻意经营人脉，和各方人士保持良好关系。这一套东西，过去或许成就了他，如今却毁了他。
李嘉：广东最年轻省委常委的仕途终局
文_本刊记者龙在宇发自广东珠海、梅州
2012年，时年48岁的李嘉当选广东省委常委。在新一届广东省委常委班子中，李嘉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坛希望之星”、“最年轻省委常委”等赞誉纷至沓来。
仅仅4年之后，这名被寄予厚望的政坛新星便迎来仕途终局。2016年3月23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李嘉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聪明人——这是许多与李嘉接触过的人对他的评价。就连因为反映土地强拆问题而与李嘉爆发过争执、被李嘉“非常不愉快地挂了电话”的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也说李嘉“智商和情商非常高”，“ 如果不从政，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工程师、著名教授甚至巨商”。
其实，聪明人又何止一个李嘉。他的老领导万庆良，曾经的搭档朱泽君，无一不是精于算计。可惜，一伙聪明人搅合到一起，最终却聪明反被聪明误。
“万氏饭局”
“政坛希望之星”的光环，陪伴了李嘉许多年。大学时代，他便是中山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留校担任团委干事，4年之后升任中山大学团委副书记，之后调到共青团广东省委任职。
30岁成为处级干部，34岁跻身厅级干部行列，李嘉仕途的顺遂，足以令许多人艳羡。在共青团广东省委工作期间，潘逸阳与万庆良先后成为李嘉的上司。李嘉施展出娴熟的处世技巧，与两名上司打得火热。
潘逸阳是领导秘书出身，调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时，被外界视为接任书记的热门人选。刚从中山大学团委副书记调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嘉意识到，同潘逸阳搞好关系，对自己日后发展大有裨益。正好潘逸阳此时在中山大学攻读在职研究生，李嘉动用各种关系，帮助潘逸阳顺利完成了学业。
在潘逸阳扶正为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后，李嘉也进入快速上升通道。在潘离开共青团系统的1998年，李嘉已升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
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期间，李嘉又与时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万庆良共事3年。这段时间，两人配合默契，相处愉快。日后各自担任地方主官时，也经常聚会。
在广东官场，一直流传着关于“万氏饭局”的说法。据了解，万庆良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期间，经常邀约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官员赴高档会所聚餐。万庆良落马后，中央纪委曾披露，万庆良“在被组织调查的前几天，还到会所里面去大吃大喝”。一名已被公示为某地级市市长人选的官员，因为参加了万庆良落马前的饭局，而失去了担任市长的资格。
据悉，李嘉也是“万氏饭局”的常客。甚至有几次，万庆良带着一帮朋友，来到李嘉主政的珠海，一伙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另有当地人士介绍，在万庆良落马前，李嘉似乎觉察到气氛不对，婉拒了万庆良邀约的饭局。
主政梅州
2003年，李嘉离开共青团广东省委，在梅州担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在此前后，广东几名正厅级的团委书记，转到地方后也是担任市委副书记或常务副市长。李嘉作为团委副书记，能够去500万人口的大市担任副书记，算得上重用。
赴梅州仅两年，李嘉再获提拔。2005年，时任梅州市长因为境内发生矿难被停职检查，李嘉被授命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尽管组织上正式确定李嘉出任梅州市长的时间是在2006年底，但其实从2005年开始，他便成为梅州市委班子的二把手。
一名梅州干部介绍，一开始，李嘉只是临时主持市政府工作，能否担任市长还未有定论。李嘉担任市委副书记以及主持政府工作时展现出的能力，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加之，梅州各界也希望熟悉当地情况的李嘉出任市长，积极向上级举荐。一名梅州市委领导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李嘉同志从副书记到市长，除了省委的信任、组织的培养，也是我们梅州的干部群众把他推上去的。”
被梅州干部群众“推上去”的李嘉，很快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更上一层楼。担任市长3年后，李嘉接任梅州市委书记一职。
一名当地公务员介绍，李嘉在梅州市长任上的确创造出政绩，当时很多人以为，他是靠政绩上去的。但近年来的反腐风暴，拉下了一批贪官，也还原了一些真相。
李嘉主政梅州期间，正是当地发展最迅猛时期。李嘉提出“绿色崛起”战略，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梅州综合指数在广东区域城市中长年排名第一。
李嘉对于文化产业十分重视，他曾说，客家文化集大成的地方就是梅州，所以是世界客都。梅州有什么？只有一点文化，文化是一个城市最终的竞争力。在李嘉任上，梅州把客家文化这张牌打得很好。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在梅州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李嘉关闭了1000多家木材加工企业，把所有的基层护林员纳入财政统筹，保护了环境。基层的干部也由此认识到，“绿色崛起”并不只是一句空话。
身为年轻干部的李嘉，还展现出新潮的一面。他十分重视网络，经常通过网络搜集民意，还曾邀请网络人士到市委大院座谈。广东的媒体，还送给李嘉“网络潮人”的称呼。
一名当地干部介绍，李嘉身上的优点很突出，比如思路开阔，很有魄力等，尤其是他学历高，年纪轻，接受新生事物很快。与此同时，他也把个人官位看得很重，热衷做表面文章。
于建嵘在文章中回忆，他向李嘉反映强拆问题，李嘉回应说，有大项目落户，农民不知全局利益的需要，只能强拆。快速发展经济，是省委交给他的任务。他要对重用他的省委领导负责。
近年来，梅州不断有官员落马，彼此间甚至内斗不断。一名当地人士介绍，对于梅州的政治生态，李嘉要负责任。落马官员中，好些人是他提拔起来的。李嘉本是外来干部，但后来在当地各种利益关系的纠葛中介入很深。
身为政坛新星，李嘉也容易成为某些商人“围猎”的对象。因为看好李嘉的仕途前景，一些商人费尽心机与李嘉搭上关系。据消息人士透露，涉入万庆良、刘志庚案的几名商人，与李嘉的关系同样很深。
与多名落马官员纠葛颇深
李嘉担任梅州市委书记时，市长是朱泽君，两人搭档两年。李嘉高升省委常委后，朱泽君接任市委书记。据媒体报道，两人搭档之初，彼此互不买账，矛盾很深。后来，朱泽君对李嘉的态度，出现了大转变。
这很大程度缘于李嘉仕途行情的看涨。当获悉李嘉极有可能晋升省委常委后，朱泽君几乎言必称“好班长”。尤其李嘉离任前后，朱泽君的一系列表现令外人觉得倍感滑稽。
李嘉高升后，朱泽君亲笔撰写对联送给对方，并通过报纸对外报道。对联写道——“情系嘉应红色土地谋绿色崛起，胸怀九州百岛明珠焕多彩神奇”，横批是“嘉福”。李嘉离开梅州数日后，当地媒体还发表《李嘉在梅州九年工作掠影》，刊出多张李嘉照片，文章最后写道，深深祝福他从珠海再次“启航”，实现人生和事业的新辉煌！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李嘉离任后，新书记变成朱泽君，没有朱泽君的首肯，当地媒体不会发表这类文章。朱泽君此举，大概是为了修补与李嘉关系的裂痕。不过吹捧的痕迹太重，比如说什么“胸怀九州”，立刻就有人告状，说李嘉有政治野心，想当国家领导人。李嘉为此苦恼不已，打电话给朱泽君，希望对方别把话说太过。
据消息人士透露，朱泽君遭遇举报，仕途出现危机时，曾向已担任省委常委的李嘉求助。然而落马之后，朱泽君又反映了大量牵涉李嘉问题的线索。
李嘉离开梅州时，曾赋诗一首——“千年榕树共条茎，九载梅州一生情。今日话别众乡里，隔山隔水难隔心。”一名梅州人士介绍，对于李嘉来说，梅州不仅“难隔心”，简直是闹心。梅州官场持续震荡，市委书记朱泽君与纪委书记李纯德互相举报最后双双被查，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林碧红今年初落马。广东两名省部级落马高官，万庆良与刘志庚，也都是来自梅州。所有这些事，或多或少都和李嘉牵扯上关系。
一名熟悉广东政情的人士介绍，李嘉年纪轻轻身居高位，有可能再获提拔，同时问题线索反映集中，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加上查万庆良的事，发现李嘉是“万氏饭局”的常客；查朱泽君、林碧红等梅州干部，李嘉与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查时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存德，发现李嘉涉嫌向林行贿；甚至还有种说法，李嘉为了职务晋升，曾请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朱明国关照。“十处打锣九处在，那还能跑得掉？”
这名人士分析，李嘉长期信奉的官场哲学，就是广结善缘，八面玲珑，因此他刻意经营人脉，和各方人士保持良好关系。这一套东西，过去或许成就了他，如今却毁了他。
他从乡镇干部干起，37岁就当上市长，一路顺风顺水，成为众人眼中的希望之星。从政路上，他有双面性格，一面强势霸道，一面八面玲珑。在与政界大人物、商人等的交往中，他迷失了自我，埋下了落马的伏笔。
卢子跃：从年少得志到黯然落马
文_本刊记者龙在宇发自浙江金华、丽水
2016年2月26日，宁波市“两会”闭幕。相隔近20天后，全国“两会”在北京落下帷幕。两场会议，成为原宁波市长卢子跃仕途的重要拐点。他及其整个家族的命运，在这20天内出现逆转。
2月26日，宁波“两会”闭幕当天，刚走下主席台的宁波市委领导们就接到浙江省委通知，要他们立刻奔赴杭州。在浙江省委的会场内，中组部官员宣布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刘奇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同时，市长卢子跃被中央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3月16日，全国“两会”闭幕当天，官方宣布，卢子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此前的一切猜测告一段落。
从基层干起的政坛新星
长期以来，卢子跃都被视为浙江政坛的希望之星。他37岁出任市长（县级市），是当年金华最年轻的县（市、区）政府一把手，此后每隔两年左右就会得到一次晋升。2013年，51岁的卢子跃当选浙江省副省长，跻身副部级，同一年，他调任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
廉政瞭望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卢子跃的出身、背景，能成为政坛新星并最终跻身副部，的确堪称特例。因为卢是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干起，一路过关斩将。
卢子跃出身在浙江永康堰头村的一户普通农家，家中六兄妹，他排名老三。卢子跃的父亲是个铁匠，早年靠手艺活养活一家老小，生活并不富裕。比起子承父业、习得铁匠手艺的哥哥，卢子跃对于读书的兴趣更大。一名堰头村的村民介绍，卢子跃读书比较刻苦，学习成绩也不错。尤其他写得一手好字，在学校里做的黑板报广受赞誉。
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卢子跃并不能如愿完成学业。在外当铁匠的父亲与哥哥，得知有一个参军入伍的机会，便决定让卢子跃中断学业，才读了一年高中的卢遂投身军营。
不过，大约两年之后，没能得到提干机会的他退伍回到家乡，在永康县棠溪公社当乡镇干部。
一名早年与卢子跃有过交集的人士介绍，起初卢子跃干得并不顺心。尤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永康的五金产业飞速发展，许多人挖到第一桶金，卢子跃也动了下海经商的念头。
卢子跃的哥哥在改革开放后又办起五金企业，他说服了弟弟继续留在官场。当初兄弟之间的交流细节外界不得而知，只不过日后的事实证明，兄弟中一人从政，其他人经商的搭配，为家族带来了更大“荣耀”。
卢子跃的仕途很快步入快车道。从一名公社干部起步，30岁出头的他，干到了永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一名浙江媒体的老记者，曾与当时的卢子跃有过接触。这名老记者介绍，卢子跃为人豪爽，酒量很好。宴席上，下属曾介绍，卢子跃的哥哥在永康做五金生意，身家上千万。卢子跃说，逢年过节，家中兄弟会给父母一个大红包，只有自己靠工资吃饭，拿不出多少钱。
不过，这名老记者也从其它渠道得知，卢子跃曾动用关系，为家族企业协调生意上的事。“有些事还算不上违法。比如介绍银行领导认识，被上级部门罚款时，希望能按最低标准处罚等等。有个当市委常委的兄弟，家里的生意自然好做一些。”
八面玲珑的市长
在永康担任宣传部长期间，卢子跃遇到仕途上的一个贵人。一名时任金华市委领导，对卢子跃的能力颇为欣赏，数年间大力拔擢。
37岁时，卢子跃出任金华下辖的东阳市市长。一名当地人士表示，那些在省委机关的干部，37岁能当上处长，仕途也算比较顺遂。卢子跃从乡镇干部干起，37岁就当上市长，自然成为众人眼中的希望之星。
担任市长期间，卢子跃作风强势，同时以“思想解放”著称。一名当地干部介绍，卢子跃的工作节奏快，点子很多，也敢担责任。当时一家东阳的民营企业遭遇资金瓶颈，卢子跃拍板把政府的财政资金借给企业，并约定不收取利息。上面追查下来以后，卢子跃写了检查。不过事后，卢子跃俨然把此事当成自己的政绩。他多次表示，只要不谋私利，就应当理直气壮支持企业发展。自己一纸检查救了一家企业的命，也算划得来。
一名东阳的老干部介绍，卢子跃年纪轻轻便获重用，言行上有些肆无忌惮。一名上海企业家来东阳考察，结果在酒店因为嫖娼被抓。卢子跃大怒，打电话把公安局长臭骂一顿，要求立刻放人，还要公安局赔礼道歉。后来还是另一名市委领导出面，说人放了就可以了，也不用赔礼道歉。
当上市长的卢子跃，也会利用手中资源去结交高层人物。据媒体报道，时任湖州市委书记的斯鑫良是东阳人，卢子跃曾为斯鑫良老家修路。
一名东阳人士介绍，诸如为大人物的老家修路这类事，卢子跃做得太多。在结交关系上，卢子跃是广撒网。当时斯鑫良是一名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卢子跃做个顺水人情，先把关系建立上。
一名曾与卢子跃共事过的东阳退休干部介绍，在卢子跃身上，不同的性格兼容到了一起。他来自草根，时常爆粗口，又酷爱书法，写的字还算过得去，对于古玩字画也有兴趣。他平时不拘小节，有些大大咧咧，处理人际关系尤其结交上层人物时手法却颇为细腻。“这或许就是卢子跃混迹官场的一种手段，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搭上斯鑫良的关系
2001年，卢子跃离开东阳，调任义乌市长。尽管同为金华下辖的县级市，但这一次人事变动，却被外界解读为对卢子跃的重用。
彼时，义乌模式风头正劲，成为整个浙江经济的一张靓丽名片。义乌的市委书记跻身金华市委常委班子，也成为当地惯例。卢子跃担任义乌市长，比起之前在东阳，无疑站上了更高舞台。
曾有舆论认为，这次人事变动是斯鑫良主导。不过，一名熟悉浙江政情的人士介绍，有关卢子跃的职务调整，斯鑫良并未介入太多，倒是对卢子跃一路提拔的那名伯乐发挥了关键作用。
赴任义乌仅一年，卢子跃又被调任兰溪市委书记。据当地人士介绍，尽管当上了一把手，但卢子跃内心并不满意。兰溪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远不能同义乌相提并论。能够在义乌顺利接下市委书记，并跻身金华市委常委，或许才是卢子跃心中的理想路径。而去兰溪，无异于兜了一个圈子。
然而，正是在此时，在一名东阳籍企业家的撮合下，卢子跃同手握浙江组织大权的斯鑫良建立起特殊关系。外界普遍认为，为了仕途进步，卢子跃曾向斯鑫良行贿。
一名东阳人士介绍，这名东阳籍企业家在当地势力很大，而且对官场里的事格外热心。他愿意拉卢子跃一把，既有当年的情谊，也不失为一种投资。
另一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当年对卢子跃提拔有加的那名伯乐，虽然也身居要职，却离开浙江，对于卢的仕途无法提供太多关照。这名伯乐与斯鑫良之间，早年在工作中曾有过矛盾。但卢子跃为了自身利益，仍迫不及待地改换门庭。
有了斯鑫良的关照，卢子跃的仕途称心如意。2005年，他调任台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隔年，出任台州市委常委、临海市委书记，2008年，出任丽水市代市长。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卢子跃从正处到正厅的跃升阶段，恰逢斯鑫良担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卢子跃对于斯的提拔之恩，一直非常感激。斯鑫良退休之后，每到逢年过节，卢子跃都会去拜见。
对于卢子跃这样的人物，有人扶上马已然足够。即便斯鑫良在2010年已转到政协工作，卢子跃凭借自己的长袖善舞，依然不断获得晋升。2011年，卢子跃任丽水市委书记，2013年，又升任副省长。
家族间的政商互动
官阶越来越大的同时，卢子跃一直没有疏远同商界的关系。家族中的几名兄弟，生意越发红火。一名长年举报卢子跃的商界人士介绍，卢子跃到哪里当官，其家族的商业触角就伸向那里。在临海、丽水时，卢的家人均染指当地地产生意。
这名举报者介绍，除了卢子跃的家人，还有数名房地产商人与卢关系亲密。这些商人在丽水投资了多个房地产项目，获利颇丰。尤其在2010年左右，受国际金融风暴以及丽水民间集资案的影响，当地多家房地产企业命悬一线。卢子跃代表政府出面护盘，处罚了几家擅自降价的房地产商，同时多次召开会议，用尽各种手段逼着银行放贷。一名不愿配合的丽水银行界人士，被卢子跃赶出了丽水。
对于卢子跃的上述行为，外界也有不同评价。一名丽水商界人士介绍，卢子跃曾表示，自己家人早年做小本生意起家，深知经商不易。因此对企业，能放手尽量放手，尤其不要去刁难盘剥。因为卢子跃的亲商理念，其治下的经商环境比之前好了很多。丽水某局借搞法规宣传进企业的活动，向企业摊派费用，被卢子跃点名批评，副局长被撤职。“逼着银行放贷的事，不仅与卢子跃关系亲近的企业受益，其它企业也获得了一些急需的资金。”
2013年，荣升副省级的卢子跃，还迎来了女儿出嫁的人生喜事。卢的亲家是杭州一名著名企业家，旗下拥有两家上市公司。那场婚礼颇为隆重，席开百余桌。此时，“八项规定”已经出台，婚礼过后便有人举报卢子跃违规。卢子跃解释说，自己没有收礼金，婚礼的相关费用也是男方出的。
此后的卢子跃，逐渐低调起来。在宁波市长任上，也变得谨小慎微。有一名局长恭维卢子跃，说他迟早要接市委书记。平素性格开朗的卢子跃却沉下脸，告诫对方不要乱说。
熟悉内情的人当然清楚，卢子跃的郁郁寡欢，绝不仅因为那场遭人举报的婚礼，而是他的老朋友们逐一落马。2014年底，当年为卢子跃的仕途引荐关系的东阳企业家失联。2015年初，斯鑫良落马。2015年底，当年的同僚，曾接替卢子跃担任义乌市长，后在斯鑫良的关照下升迁至台州市委书记的吴蔚荣被查。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有关宁波市委书记将调离的消息传了很久，不过关于接任人选，各种小道消息中都没有时任市长的卢子跃。“说明外界已经一致不看好卢子跃的前景。”倒是有关卢即将被查的消息，总会不时流传出来。
3月16日，传言终被印证，曾经的希望之星黯然陨落。
这些陨落的政坛新星，往往表现得胆子大，无所顾忌，一是源于其往往自认学历和水平双高，对自己有足够自信，忽视了积累经验需要多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其较早脱颖而出，一路顺风顺水，很少受到挫折，助长了“骄娇”二气。
“三大陷阱”吞蚀政坛新星
文_本刊记者李天锐
“一边大搞产业园区，以此换取政绩平步青云；一边隐藏‘裸官’身份，大肆收受贿赂”……2016年初，广东官方公布了该省曾经的“政坛新星”——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南雄市委原书记林楚欣的腐败案例。林楚欣多年前曾受到领导赏识，担任了南雄市长，却在此后与老板们打得火热，因违纪违法被“双开”。
林楚欣的经历，正是许多陨落政坛新星的缩影。因为年轻，他们拥有了比其他干部更高的关注度、更响亮的名头、更广阔的发展机会；但是年轻干部也有某些“先天不足”，漫长的从政生涯好比一次修行，稍不注意就容易跌进更诱人的陷阱，留下惨痛的教训。
而这些，也是在任“政坛新星”们需要引以为戒的。
围猎陷阱：不只被商人长期觊觎
政坛“希望之星”面临的首要风险，就是被“围猎”、投资、养肥以“割肉”。在一些投机老板看来，政坛新星堪称“潜力股”，升职空间巨大，攀上后用处极大；因此采取“放长线、钓大鱼”式的贿赂，让不少年轻官员着了道，掉入了腐败漩涡。
据报道，1998年秋天，时为河南洛阳市华伦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长的倪瑞华，在宴请一拖集团时，听一拖集团时任董事长说，下一届可能提拔副总经理董永安，并力赞他“最年轻，最有潜力”，当即记在了心里。后来董永安去香港时，倪瑞华一掷10万元港币，让董永安“随便买点东西”，董欣然接受。此后，倪更是经常邀请董永安吃喝玩乐，想“提前把路铺好，以便将来用得上”。董自此迈开了走向腐败深渊的一小步。
攀附上潜力官员后，很多商人颇费脑筋。如广东商人敖某推广污水处理新技术，主动送上200万元汇给林楚欣，却不提任何要求，赢得了林的信任。然而，暗地里，他却凭借与林的密切关系，在下面打通了审批链条，使项目运作事半功倍。
商人们在投资上“细水长流”，从此与“希望之星”携手同行。如湖南商人陈春章结识“60后潜力官员”廖少华后，跟随其转战六盘水、黔东南等地，数年间分10次送给廖少华共计394万元。倪瑞华攀上董永安之后，两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一拖”到安阳、再到省交通厅，倪也成为董永安案中历时最长的行贿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与商人”各取所需”的后期，被“围猎”的政坛新星的感受十分微妙。黔东南州一商会会长说：“黔东南没有陈春章办不成的事儿。”在公开场合，陈春章甚至当着众人面直呼廖少华为“少华”，让与会者侧目。接受调查后的林楚欣更对组织反省：“那时我感觉绳索套在脖子上，随时一扯，就得听从老板们的招呼”。
投资年轻官员这支“潜力股”的不止是商人，很多官员也加入其中，扶植起了“家臣”。如冀文林因贪腐成为最年轻的“老虎”，就与其“老首长”周永康脱不了干系。此外，卢子跃的快速擢升，也被指与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斯鑫良的提携有关。
也有对此不满的。早前，国家民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大世界商场原总经理杜茂基对其副手刘骏甚是赏识，将刘拉进腐败同盟，并推荐刘骏接替自己，退休后还通过刘继续“关照”他人。刘骏被查后叹道：“我如一个木偶被人推向前台，拼死表演，前途却非常渺茫。”
结合上述案例不难发现，政坛新星要经受住“围猎陷阱”的考验，难点有三：一是考验时间长，当事人从崭露头角起就要一直“坐怀不乱”；其次是面对手段隐蔽、多个界别的“围猎者”，他们要正确区分与官员、商人正常交往的界限；最后，前些年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也是造成年轻官员被成功“围猎”的重要因素。
决策陷阱：让“敢为”变成“妄为”
如果说“围猎陷阱”更多折射了政坛新星面临外部环境的“凶险”，“决策陷阱”则更多与其自身紧密相关。
“一般而言，年轻官员充满激情，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推进工作力度大。但另一方面，当组织把他们放到重要岗位后，由于其阅历尚浅，经验不足，在决策中容易走极端，或造成不良后果，有的甚至成为其案发的导火索。”多名长期在机关工作的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他属于想干事、敢干事的官员，没有尸位素餐。”2015年7月，曾经的“广西自治区最年轻的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落马后，接近他的人如是评价。
在决策中，他们也曾因有点子、有手段而受到好评。在早年工作的太钢集团，年轻的老总陈川平亦曾拥有良好的口碑，为提质增效，他推动太钢“4050人员”内退，首先就让自己的夫人先退下来，消除了很大的阻力。
不过，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这些陨落的政坛新星推动重点工作时，也常会因为决策中考虑不周到，或暗藏私心，从“胆大”发展成“冲动”，从“敢为”发展成“妄为”，引发严重后患，有的决策甚至为其搞腐败提供方便。
2015年1月开始的“花样南宁”建设，被指具有余远辉强烈的个人风格。“花样南宁”本是利民的民生工程，却被余远辉武断地作为政治任务下达。不仅市直单位及各区县政府部门划分绿化责任区，连学校和企业都有任务。余远辉冲动定调：“全年至少种植100万盆三角梅。”
“为完成任务，本地三角梅不够了，就跑到福建、广东去采购，把那里的价格也推高了。”在此期间，发生了政府机关为完成指标扣干部工资，向中小学生摊派鲜花等情况，引干部群众侧目。当年5月余远辉被调查后，“花样南宁”行动偃旗息鼓，标语连夜被撤。
沈培平则曾为“妄为”付出过代价。2008年7月，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发生群体性事件，在省公安厅拒绝普洱的跨县调警申请后，时任市长沈培平要求时任市政法委书记“不要再请示省里”，背着省委跨县调集大批警力向孟连集结，导致事件升级。沈培平后被责成做出书面检讨。
同样曾是“60后”强势高官，毛小兵在执掌西部矿业期间，领导企业在上交所实现上市，也引发诸多争议。如2004年西部矿业困难时，毛小兵曾发动员工集资认购了3205万股；上市在即，这些股又被清理掉。自此，员工开始不断上访，该问题成为当地的老大难问题。此事亦被视作毛落马的腐败导火索之一。
昔日“新星”妄为的例子不少，除了蛮干，还有的不惜违法乱纪。如陈川平涉及“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而在更多的案例中，不少陨落的政坛新星重点推进的工程和项目，更成为其主动搞腐败的“提款机”。
修养陷阱：多了任性，少了党性
对于很多陨落的政坛新星来说，决策时出问题、走极端的重要根源之一，是其阅历、思想、性格上的某些不足。这一点本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加以弥补，但遗憾的是，不少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并不注重加强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在“陷阱”中越陷越深。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一是源于其往往自认学历和水平双高，对自己有足够自信，忽视了积累经验需要多学习、多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其较早脱颖而出，受到贵人拔擢，一路顺风顺水，很少受到挫折，助长了这种“骄娇”二气。
年轻官员本应加强道德修养。但在诸多有关陨落政坛新星的报道中，公众却看到，他们动不动就骂人。如朱泽君年轻时在广东增城市当党政主官长达10年，被指作风强悍，因口无遮拦得了个外号“朱大炮”。卢子跃、毛小兵及落马的福建省前省长苏树林等，在言行上都被指“肆无忌惮”。
不少人还养成了爱显摆、爱表现的个性，这也给他们惹过大麻烦。2014年南京青奥会倒计时发布会上，有记者问2019年亚运会中国是否接手，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官员话音未落，杨卫泽就抢过话头说，如果有需要，南京愿意接手，引发网络一片“吐槽”。一天后，南京青奥组委不得不出面“澄清”。
与此同时，他们放松了对党性修养的锤炼，不少人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感，意志不坚定、不守规矩，以致违纪违法。
有的公然唱反调。中央对余远辉“双开”的通报中透露，余曾公开发表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违背的言论。据媒体报道，余远辉落马前在上最后一节党课时曾脱稿称：“有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被审查，两天啥都招了，没有点骨气和意志。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还有人置中央反复告诫于不顾。万庆良受审时曾崩溃大哭：“我严重缺乏政治定力和宗旨定力，忘记了党纪国法的高压线。”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他仍“不收敛不收手”，频繁出入于高档私人会所——品云观景餐厅等。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2014年后落马的绝大多数年轻高官，都具有“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这一情节。
上述专家总结称，以上三大陷阱各有侧重，“围猎陷阱”是当事人面临的凶险外部环境，“决策陷阱”聚焦官员在决策中暴露出的阅历、工作方式、性格等方面的问题。“修养陷阱”则从更高、更广层面，展现这一群体忽视后天学习，造成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双缺失”，这亦是悲剧发生的重要根源。“三大陷阱”讲的是落马“政坛新星”的故事，也给在任的年轻官员提了个醒。
“不少年轻官员发展太顺了，容易骄傲自满、急功近利。好像作为‘希望之星’，不能把希望变成现实，就是失败。其实不然，过去片面强调‘年轻化’，提拔快了现在慢下来很正常，他们必须增强党性修养，把眼下的事做好。”
“政坛新星”如何成“恒星”
文_本刊记者李天锐
今年3月21日，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书法展，引发公众关注。
不满而立之年成为“全国劳模”及电影《青年鲁班》的人物原型，45岁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48岁担任天津市市长，55岁成为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瑞环曾是备受关注的“政坛新星”。多年来，他化压力为动力，从“青年鲁班”到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事实上，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方针。新形势下，如何让更多的“政坛新星”稳步成长，成为“恒星”，让他们既严于律己，又发挥自身优势，敢于干事，对组织和干部自身而言，都是艰巨的考验。
个人修为：
要干事，还要学会与人相处
年轻干部如何充分发挥出自身优势和才华，在从政的道路上走得既稳又好？
“首先要自身正。”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认为，保持干干净净的同事和政商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不被腐蚀，是干成事的基础，也是政坛新星变恒星的保障。
年轻干部抵御诱惑、拒绝腐蚀的例子不少。如据《解放军报》报道，第一集团军某团年轻的政委唐建，就曾拒绝想参与某基建工程承包的地方老板5万元贿赂，并下了“逐客令”。随着如今政治生态的逐步好转，这种情况料将越来越普遍。
其次，要充分发挥闯劲足、接受新生事物快的优势，在实践中充分锻炼，展示才干。“组织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就是要用你所长。你只需要出自公心，放手去工作。”四川一名年轻的县委书记告诉记者。
上世纪80年代，40岁出头的李长春在沈阳推动了各项改革，试行租赁制，推出全国首个“企业破产办法”，开办第一家证券市场，首次推出劳动合同制……一些公开的讲话，如“要明确政府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定位，大的方面管住、小的方面放开搞活”，在当时亦是很多领导不敢说的。
这些做法曾引发争议。李长春曾回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辩论了，有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压力也是很大的……”好在最终，时间证明了上述决策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刀阔斧推动工作的过程中，年轻干部还需处理好与老同志、同事、媒体等的关系，虚心向他们学习，以弥补年纪轻、阅历尚浅的短板。
“尊老敬贤”，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做法。据《河北日报》记载，在正定时，习近平在生活上照顾老干部。重大事项决策前，总向老干部代表征求意见。当他召开向老干部告别会议，宣布自己将离开正定时，一些与会者眼圈都红了。
与同事真诚相交也很重要。1984年，42岁的胡锦涛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其3年的搭档——时任省长王朝文回忆，胡低调随和，团结同志。每年发表新年祝词，他都谦虚地推让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岐山在中央农研室初露头角。有同事回忆，王经常参加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在事业上帮过很多人。但发文时，他从不署自己的名字。
此外，“政坛新星”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做，少说，是前辈的办法。
“我不赞同参加年度十大新闻人物评选。”1986年12月，李长春写信给辽宁省委领导，婉拒《半月谈》拟颁给他的这一荣誉。他表示，沈阳的改革远非他一人推动，改革效果还需实践检验，不过他并未说动省委领导，仍和邓稼先、马朝旭等人一同当选。
最后，政坛新星和年轻干部都需增强党性、苦练修为，正确看待个人职务升迁。
“不少干部发展太顺了，容易急功近利。好像作为‘希望之星’，不能把希望变成现实，就是失败。其实不然，过去片面强调‘年轻化’，提拔快了现在慢下来很正常，他们必须增强党性修养，勿忘宗旨，把眼下的事做好。”刘益飞指出。
1982年3月2日，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原电力部部长李鹏改任水电部第一副部长。李鹏回忆，这是考验我的一天。作为共产党员，难道只能上、不能下吗？虚名能值几何？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我去做，担子不是轻了。”李鹏遂在新部门成立后的党组会上表态：能上能下，当好助手。
“对待名利，年轻官员要有正确认识。身在重要岗位，是为了多做事、接受考验；对于职务，该让的还得让。有的‘政坛新星’对职务、名利等非常看重，事事必争。比如潘逸阳，已经提拔得很快了，还在为了提拔给上级送钱，怎么能不出问题？”有专家指出。
组织培养：
放手锻炼、注重严管
培养和重用年轻干部，使得优秀的“政坛新星”不断从中涌现，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方针，组织亦善于使其在实践中锻炼成才。
早在战争年代，那些叱咤疆场的战将，很多都只有20多岁。1933年，21岁的寻淮洲就任红七军军长，被赞为“白袍小将”、“娃娃军长”。在此之前，他就参加过秋收起义等，经受住众多血与火的考验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曾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等主张。“文革”后，以领导干部“第三梯队”建设为标志，干部年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2年9月，十二大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了39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此举被称为“历史性的握手”。这39人中，包括后来身负重任的胡锦涛、李鹏、李瑞环等，他们随后被安排到不同岗位历练。
此后，年轻干部选拔任用一直被决策层视为重中之重。及至十八大召开后，在培养年轻干部方面，中央又有一些新思路、新办法，体现在选拔，历练和严管三方面。
中央一直对年轻干部选拔非常重视，习总书记提出“好干部标准”后，中央为选好年轻干部出台了专门的文件，召开了至少两次专门会议，除了要求“五湖四海”，鼓励跨领域跨条块交流外，严控破格提拔亦是一大亮点。
“过去的文件中，曾表示要‘探索建立破格提拔制度’。但2014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逐级提拔，并对不能破格提拔的情形做了规定，如‘不得突破基本条件和资格；提拔不满一年的不得破格提拔’等。”有专家表示。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培养不等于照顾。我们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也是要的。破格不能‘出格’，不能借破格提拔之名行谋私之实。”
在培养锻炼方面，则更加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急难险重和艰苦地区历练。
“过去‘三门干部’多，对底层百姓疾苦及社会的复杂多元，没有太多切身体会。现在则改变‘推荐年轻干部’的简单提法，从各个方面对基层历练做出规定，给年轻干部压担子，让他们既熟悉底层疾苦，又了解基层工作的方式方法。”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这一代人，对此有深刻体会。他在不同场合讲过，“早熟的果子长不大，拔苗助长易夭折”。“年轻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基础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第三个特点是严管。一方面，反腐败聚焦“现在重要岗位、将来还要提拔的干部”，很多曾经的“希望之星”被揪出来；另一方面，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对年轻干部要从严管理，加强监督约束，并特别强调严把思想政治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补足精神之‘钙’。加强思想政治和理想信念教育，对年轻干部来说太重要了。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说，有些高压线，一碰毁所有。”魏敏生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不过，年轻干部，乃至“政坛新星”的起落与作为，也与整个环境分不开。现阶段，仍有很多难点需要突破。
“要真正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改善法治和社会环境，形成依法行政、权力公开、崇尚公平的氛围。如此一来，有问题时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为‘新星’发展成‘恒星’添一道‘保护符’。”刘益飞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