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底是怎样被决定的？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拍摄播出了来自英国不同地区和家庭的14位孩子从7岁到56岁的人生经历，默默追问决定人生的答案。这不仅仅是一部史无前例引人思考的纪录片，或者说，这是一个追问普通人命运的社会学研究报告。
看到他们小，看着他们老，看他们努力奋斗，看他们徒劳挣扎。他们是他们，但他们也可能是你、是我。没有什么比这更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感慨万千的了。
1964年，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拍摄播出了40分钟的纪录片《7岁》，选取来自英国不同地区和家庭背景的14位7岁孩子，用纪录片手法拍摄他们的生活、言谈和想法。那些镜头，记录在当时的黑白胶片上。
2012年5月，《成长》(Up)系列纪录片的第八集《56岁》(56Up)播出，当年的那些孩子，已是天命之年，用来记录他们人生感悟的，不再是胶片，而是最新的数码技术。
全世界迄今为止可能都找不出第二部这样的纪录片了——真实，真实到骇人，直面生活的残酷和美好。前后跨越半个多世纪，从1964年至今，影片七年一拍一播，《7岁》、《7岁又7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到《56岁》，不脱节地记录了一代普通英国人的大半辈子。
从《7岁》到《56岁》，这部纪录片系列剧每每播出都在欧美收获极高的收视率。据说，符合好莱坞的成功票房标准的剧本，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包含60个戏剧性的起承转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长》系列以14位你我这般普通人的原生态生活为剧本，用跨越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来完成14个不同“命运”的种种起承转合，可谓将 “戏剧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见识了出生和死亡，经历了结婚、离婚和再婚，有背叛，有妥协，有的曾精神恍惚，有的被迫下岗，有的蝇营狗苟过活，有的幸福美满……电视机前的你看着少年时的他们对人生充满未知和憧憬，看着青年时的他们放荡不羁冒傻气，看着壮年时的他们幸福或不幸，看着中年后的他们变得百困不侵、安于自嘲。
生活是无法超越的剧本。
七岁定终生？
1964年 《7岁》初拍时带有实验性质，格拉纳达电视台是把它当作一个时事类节目做的。他们想表现的是战后经济繁荣下，传统的英国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正在经历大变化这一现象。大背景是，就在此前一年，英国的社会学家约翰·勾索普和大卫·洛克伍德就 “超阶级理论”掀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超阶级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财富的增加，有一部分人通过自身努力奋斗或其他综合因素，从社会底层或工人身份蜕变脱离，言谈举止、生活方式、思想看法上，都逐步进入“中产”行列。
所以从一开始，这部片子就毫不遮掩地将讨论的目标内容圈定在“阶级”二字。传统英国社会，穷富分化，阶层分明。住的地方、吃的东西、看的报纸、上的学校、社交的伙伴，不同阶层之间差别大得很。《7岁》开拍，导演不想循规蹈矩找一些政界学界的人来说大道理，灵机一动搞“创新”，去英国的不同的地区找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成长环境的14个孩子：有的孩子就读高级寄宿学校，属于精英阶层；3位女孩出身东伦敦的贫民区，两个来自“儿童之家”、在没有父母关护的情况下长大，另一个出自农村山区，都算社会最底层；另几个是家住老工业重镇利物浦的后代。节目试图通过与孩子的对话，不动声色地彰显“阶层”在他们身上烙刻的印记。
从七岁孩子的回答里，还真就能看出点什么来。约翰、安德鲁和查尔斯读的是肯辛顿的高级寄宿学校，问到他们的阅读习惯时，丁点大的安德鲁说他读《金融时报》，约翰说他看《观察家报》和《泰晤士报》。他们已会用拉丁文唱歌，并知道自己有朝一日想做律师，要上剑桥的三一学院。而对出身东伦敦的托尼来说，将来能做个“赛马骑手”这一念想就已能令他兴奋不已了。同样七岁，14人中唯一的非白人孩子、西印度移民的后代、在慈善儿童中心长大的西蒙，完全没有约翰他们的宽阔“眼界”，更未曾规划过自己的将来。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他就已经很高兴了。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有钱人”时，他回答“没想过”。当时的他可能根本未曾见过真正的有钱人。
拍摄《7岁》时，英国大导演迈克·艾伯特在剧组做案头资料收集。他回忆说，尽管开播后反响很好，《7岁》的主创压根没想过要做续集，更没想过有朝一日它会成为世界上历时最长的纪录片。直到《7岁》开播五年后的一天，格拉纳达电视的老板在餐厅和他一起吃饭，突然来了灵感，建议拍个续集。大家都觉得有意思，于是就有了《7岁又7岁》。片子就由当时已在格拉纳达电视台混出老资格的迈克·艾伯特执导，此后所有的《成长》系列，全都是他的导演手笔。
在艾伯特看来《7岁又7岁》并不成功。“14岁的孩子总有点混，青春期么，问十句答一句，整部片子谈不上精彩，这甚至不是一部成功的片子。”但撇开可看性不说，迈克和他的团队就是从《7岁又7岁》和后来的《28岁》起开始意识到，要真能做到“七年一追踪”忠实记录这些孩子的成长，直到他们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再对比他们的生活处境，也许比单部《7岁》来得更震撼人心。
观察这14个孩子的成长轨迹，迈克·艾伯特说，既“有趣”又“令人心寒”。有些人很早就对人生、对社会有一定的认知和远见；有些则一辈子每天都忙着为当天的生计操心。相隔50年回头看，依旧是几个来自精英阶层孩子的人生相对光鲜。他们过着优渥的生活，婚姻稳定。安德鲁剑桥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约翰投身慈善业，娶了驻保加利亚大使的女儿；几位出自中产家庭的女孩大多生活平淡满足，且都嫁得不错。他们大多保养得当，神采焕然。同是女性，来自东伦敦底层的林、苏和杰姬则命运坎坷，其中苏相对幸运，在学校做行政，再婚后组建的家庭生活幸福。出自底层的两个在慈善机构长大的孩子，一个成了卡车司机，另一个是养老院工作人员。梦想要当赛马骑手的孩子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婚姻中出轨被老婆抓了正着，后来取得了妻子的原谅。
14个孩子中，有两三个算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跻身真正中产或准精英阶层。就读公立学校的布鲁斯考上了牛津。出身北部约克郡农庄的尼克，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
而那些原本身处社会中层的孩子的命运，反映出更多不确定性。利物浦的彼得长大后成了一名教师，曾言辞激烈抨击撒切尔的教育政策，后来改行做公务员，家庭幸福，儿女双全都非常优秀，业余时间和气质优雅的妻子一起搞乐队作表演。曾与彼得同上一所学校的内尔，却在申请牛津失利后命运一落千丈。照理他还是可以上个大学完成学业，走一条和彼得差不多的中产道路，但内尔没有。他辍学、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甚至一度流离失所，只在最近几年境况才有所好转，目前是伦敦东区的一位政府咨询公务员。
从《7岁》到《56岁》，每一集影片都以一句慧语开篇：“让我带一个孩子到七岁，以后随你怎样带，随他怎样长，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已是注定。”这和中国的老古话“三岁看七岁，七岁定终生”是一个意思。对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人生是一张测绘好的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