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原毛派游击队领袖、尼共（毛中心）主席普拉昌达再次出任尼泊尔总理，表面上似乎是对北京的利好。事前普拉昌达会见中国大使，重复了“坚持尼中友好和一个中国政策”的老调。但是8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印度斯坦时报》一位编辑的评论，描述了普拉昌达的政治困境。以我的看法，对中国而言，这显示了尼泊尔的远景并不美妙，可能无法避免成为次大陆“第二个锡金”的命运。
如《纽约时报》所述，普拉昌达的政治资本，来自“解放受压迫剥削的穷苦人”的斗争生涯。而尼泊尔目前最大的政治危机，正是长期受到高种姓上层主流歧视压制的南部低等种姓马德西等族群。后者在印度政府的公开支持下，发起了争取“宪法权力”的运动。去年9月起，又在印度政府的明暗合作下，封锁印度商品货物进口，尤其是燃油和天然气等关键资源，造成大地震后尼泊尔经济民生的极大困难，甚至引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关注。
去年秋季，我在对比中印两国的周边政策时，指出尼泊尔宪法危机的焦点——马德西族人的祖源是印度，大量是近代来自印度的移民。这里的关键，是印度强加于尼泊尔的《开放边界协议》，双方人民可以在两国自由出入、工作、居住。尼泊尔总人口不到3000万，马德西人已经占了三分之一。印度一侧，仅仅与尼泊尔交界的比哈尔邦和北方邦，人口就超过3亿。如今印度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尼泊尔新宪法给予马德西人所有公民权益，意味长此以往，从印度涌入的“公民”，迟早会成为尼泊尔的人口多数。
锡金的先例，说明这决不是遥远的前景。历史上，锡金一直是“大西藏”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清代中国领土。居民绝大多数是说当地方言的藏族，信奉藏传佛教。因为格鲁派（俗称黄教）逐渐主导了藏传佛教，流行宁玛派（俗称红教）和噶举派（白教）的锡金不爽，被英国乘虚而入，变成了“保护国”，英属殖民地的印度教徒开始大量移入。到印度独立时，锡金勉强维持了藏传佛教主导，还能投票反对加入印度联邦，而是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在“开放边界”下，印度教移民持续大批进入锡金。到了1970年代，得以喧宾夺主，不断向锡金藏族国王争取“公民权力”，终于在1975年通过“公决”，废黜了锡金国王，而成为印度的一邦。此时锡金的藏语人口据估计已经只占四分之一。随着外来人口的高速增长，到了2001年，说藏语锡金方言的人口减少到区区7.6%！
与锡金历史非常相似，同样因为藏传佛教宁玛派主导而沦为英国保护地的不丹，近代的佛教藏族王室较有远见，从1958年起就开始限制印度教移民。但是在印度压力下，不丹仍然被迫引进了许多印度教劳工。从1980年起，不丹政府开始鉴别这些新移民，不承认他们的公民权，并且从1990年代起“防患于既然”，变相驱逐了许多这些外来移民，造成了所谓“不丹难民”问题，以及国内的种族动乱，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如此，不丹政府的先发制人之举还是颇有成效，藏族人口多数得以继续稳定维持。
鉴于与印度之间的“开放边界”，以及印度政府的高压政策，内部矛盾重重的尼泊尔，看来不像宁玛派佛教人口非常团结的不丹王国那样幸运，难以阻止印度移民的继续涌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年改变锡金和不丹人口组成的印度教移民，以说尼泊尔语的族群为主。尼泊尔目前受到来自印度的低种姓族群入侵和造反，算得上是佛教所说的轮回报应。但是尼泊尔的逐渐“印度化”和“锡金化”，会导致亚洲地缘政治的深刻改变。
印度吞并锡金，以及强迫尼泊尔按照印度旨意“修宪”，享有其特定的“天时地利人和”。欧美的默许不说，锡金“加入”印度之时，藏传佛教的国际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正在印度寄人篱下。当年在南中国海划出“九段线”的南京政府，曾经长期把所有南洋华人看成是“大中华民国”的公民，显然有过类似的战略设想。但是这样“天时地利人和”，早就一去不复返。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