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名计生技术服务站的大夫走乡串户传授避孕知识。视觉中国资料
原标题：被分流的计生干部：有的转干“扶贫”，有的回家生二胎
7月4日，农历六月初一，按照山东某地习俗，百姓会祭路神。但为了防止村民燃烧秸秆，张辰零点就醒了，两小时后他开着吱吱嘎嘎的老夏利车在沉默的暗夜中行驶了七八公里路，熄火后蹲守到天明，用他的话说，“不是待到天亮，是呆到天亮。”
今年年初从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分流出来后，40岁的张辰闲了不少，但诸如半夜跑去蹲守的杂事却不断。“现在乡镇几乎是一块干，好多工作都是所有人参与。”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
如今，张辰所在县城的政府门口，架着红色标牌“创建卫生县城”，风靡一时的“计生创优”标语已难觅踪影。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历时35年，“独生子女政策”就此终结，它曾被称为“全人类最大的人口试验”。
“全面二孩”的政策影响正不动声色地传导到中国的乡镇和农村基层。作为计生政策变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张辰在泰安人口学校学习人口统计，十多年间看着基层从抓计生，到放开单独二孩后模糊处理超生处罚，半年多来也目睹了全面放开二胎后政策衔接的阵痛，他始终认为，计生在变，现在远不是终点。
“生育差一天，命运截然不同”
张辰出生在农村家庭，是家中老三，上头两个姐姐。
当时农村小学的教育状况是： “一个屋子里有两到三个年级的学生，两个小学程度的老师上课，老师给这个年级上完课，接着给另外一个年级上。”
高中毕业后，他报考的建筑学校，因为分不够服从调剂去了泰安人口学校念“大中专”，学习人口统计。
那时人口学校建校仅五年，却“地位”很高：“因为是国家计生委直属的高校，虽然只是大中专，学校团委书记却是正处级干部。”
张辰说，“当时学‘两个姓马的’理论，一个是马尔萨斯，最早系统提出人口学理论的，另一个是马寅初。”
他始终认为，避孕节育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性：“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时候，很多妇女跟总理说，我们不想要这么多孩子，但是没办法，有了。因为当时都不避孕。”
人口学校的校歌《我们要做计生战线的先锋》颇具历史感，“基本国策将我们召唤，亲爱的人口学校啊，是我们新的家园。”“我们要做计生战线的先锋，为了祖国，献身天下第一难。”“为了人民，创造幸福甜蜜的明天。”
张辰在校算得上是积极分子，他给校刊写过两首诗和一篇小说。时任校办主任、负责校刊的路言至今对张辰的投稿印象深刻，路言曾从基层抽调至国家计生委工作，中间到人口学校挂职，他常喊张辰“秀才”。
那篇小说的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年妇女如何放下重男轻女的生育成见。张辰说，小说里有好多人的影子。他在闲谈中提到，若干年后，母亲对他和爱人生女儿的事仍然耿耿于怀。
从人口学校到计生办，张辰十多年来耳闻目睹了不少进步，也遇到了不少难题，即使被认为是众望所归的“全面二孩”在施行时，也不乏政策衔接时产生的阵痛。
“全国统一一天执行全面二胎政策，那可能两人生育差一天，命运就截然不同。”张辰遇到过一对夫妇都是教师，因为避孕不当超生了，妻子直接失业了，放开二胎后，她一直在上访，希望恢复公职身份。
张辰的同事杜丽丽对此也深有体会。她说，有一对夫妻在元旦前交了社会抚养费，看到同村人赖着不交钱，之后计生办也未再向其征收，六月便跑来乡镇上访，希望计生办能给他们退钱。“那个钱是上缴国库的，是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单据，你只要交过了，还能有退回来的说法吗？你也确实当时违反了以前的政策呀。”杜丽丽无奈。
“天下第一难”
计生常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基层计生干部的日常工作是进站查体（在山东省，进站特指育龄妇女到计生办做B超检查）、避孕节育以及征收社会抚养费。
1999年，陈染任乡镇计生办主任，他手下有刚参加工作的张辰。“胆大心细，办事周到……但他不适合干早期的计生工作，心慈手软，没有杀口（方言，指魄力），不够强硬。”陈染向澎湃新闻描述对张辰的印象。
“过去村民见了计划生育的人，比见了派出所的人还害怕。比较早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放绝育环，生了两个及以上的孩子就做绝育手术，一直实行到2014年。”杜丽丽回忆道。
一名计生技术服务站的大夫为村民做节育手术。视觉中国资料
张辰刚开始做计生工作时，他老家的阿姨碰面就毫不客气，“你怎么还干上这种事儿了？”
陈染从1987年开始做计生，那时计划生育抓得最紧。妻子就常常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得罪人又捞不着好的活？”杜丽丽也在入行前被父母嘱咐，“你小女孩的，不能使劲地对人家。”
200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被称为计生执法的一个转折点，明确规定“七不准、八严禁”，从而规范基层计生的执法手段。同年，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并入泰山医学院。
“按照条文，工作简直一条都干不动”，张辰的同事们常陷入矛盾，不许强制，就得软硬兼施做思想工作。
“刚工作时，跟老百姓打交道多，工作压力大。”张辰回忆，有次和同事一起上村民家里征收社会抚养费，被村民乱石相向；起早贪黑更是家常便饭，“平常的时间哪能找到人呢？”他苦笑说。
有次他骑摩托车去村里，经过一条小河，看着也不深，但当时下雨，水势就变大了。车顺着水流的方向调转了90度，越陷越深，车的排气筒就被淹了，没法发动了。退潮了之后变速箱进水，发动机出来的油全变白了。他眼巴巴在河里等了好久，才遇到人帮他一起把车推出去。但找人帮忙，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计生的。
到了2004年，张辰所在的县争创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那年，他眼见下辖村里的一个老太太，当了几十年计生干部，拿着每月三百多块钱工资，在与村民的调解过程中累到晕厥。
“不是检查就是备查”
让张辰最头疼的还是频繁的上级检查。
计生工作“一票否决制”是指违反计生规定的乡镇、县失去评优资格，领导干部没有提拔机会。在张辰看来，该制度“本意是促进领导重视这个工作，但发展到后来，有的乡镇为了排名靠前，穷尽一切手段。”
张辰说，查访员会填一个本子叫查访本，2004年改称访视本，2010年又变成访查本，“访”放在前是为了体现由检查变成服务，但记录的内容不变，还是所辖的育龄妇女的经情和孕情：“我比较早包的一个村，有370个孕妇，（要求）一个人一天去每个妇女那问一趟这个（经情和孕情）”。
此外，张辰所供职的乡镇上，16岁至49岁的适孕妇女接近一万多人，完成一次进站查体需要两个月，刚上班时一年上级检查两次，花上四个月到半年。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有个场景，村干部对49岁的村妇说，现在条件好了，49岁还能生，得经常来查。这种现象在农村并不鲜见，为了凑人数，有时计生干部不得不让高龄产妇频繁查体。
妇女进站检查需要按指纹，乡镇的指纹录入率高，说明进站率高，得分就高。但应对检查的方式很简单，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指纹录入，系统不会查重。
在杜丽丽看来，张辰工作比较较真，跟学习严谨的统计有关。“他为人比较实在，一旦在报表中发现些问题会较真，有次领导近乎恳求他通融，‘能不能给我留点脸？’”
问张辰如何面对自己亲戚的说情，他笑着想了想说，“如果亲戚违法超生了，顶多罚钱时多宽限他两天准备钱。”
但他工作中有时也会陷入操作上的尴尬，“比如市计生委接到一个举报，当地某人涉嫌违法怀孕。给你20天时间落实。落实是什么意思？或者证明他有，或者证明没有，当时下通知还有句话，到期不能落实，按有对待，就类似疑罪从有。”
“步子不能一下迈太大”
如今，张辰所在乡镇仍然面对上级检查的压力，但检查很快从计生转向了其他“重点工作”：禁烧秸秆、低保实地调查、残疾人网上平台录入等——“全面二孩”后不再需要那么多计生干部。
全国计生干部队伍有多大？
据《南方周末》报道，《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计生系统共有约50万名工作人员。原国家计生委公布的《国人口发〔2009〕5号》文件显示，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服务员）和600万名村（居）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
随着30年来最严的计生政策画上句号，百万计生队伍也在分流。
此前，一个村的计生工作通常由一个专职主任和一个查访员来完成，放开二孩后，多数村只剩下一个专职主任来处理日常工作。而张辰此前供职十余年的计生办里，今年春节后陆续分流了一半人，剩下的都是妇女，杜丽丽留下来做了计生办主任。
7月15日午后，计生办里有六七个工位空着，只有杜丽丽忙忙碌碌，“有些女职工跑去生二胎了，我一个人就有些忙不过来，原来批二胎证，现在批三胎证。”36岁的她指着办公室门前的小面包车说，“我19岁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每天去村里抓超生，车轱辘都快磨平了，现在，车就摊着。”
但在与张辰工作乡镇相邻的开发区计生办主任向华看来，可以让生二胎，计生工作矛盾只是稍减轻一些，“农村里有人觉得，政策放松就是生育得到解放了。（计生）难的还是社会抚养费征收。”
村计生干部徐良燕自认为把村里摸的熟，但多数时候，她还是找不到应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
张辰把这归因为流动人口的加剧，有人外出打工赚钱，也有人从外地移民至此逃避计生。流动人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户籍地配合管理，但各省各地管理上不一致。
但考核计生工作多年的“一票否决制”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向华说，“以前是达不到就不行，像合法生育率啊，性别比啊，现在不再提这种问题。靠个别数字来评判一个地方的工作是不科学的。现在国家都不是只讲GDP了，一个数字哪能代表一个地方的工作成绩？”
“起码阶段性高压计生的时代过去了。”陈染说，他是张辰刚参加计生工作时的计生办主任，分流后现在担任乡镇信访办主任。与张辰一样被分流出来的其他七个同事，有的去做了管理区（乡镇中某几个村组成的社区）干部，据说今年主要工作是“精准扶贫”。
过去，如果生养独生子女，在村里还要上台戴小红花。但很快，没有人愿意看到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孩子还是要生，小红花便对人失去了精神鼓舞。
“随着农村人外出打工，养育孩子的成本变高，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极大改变，从多生多养到优生优育，中国差不多花了三十年时间。”杜丽丽说。
“很多人可能以为，现在生育率低了，计划生育服务是不是不要了，应该说是需要更好的家庭计划服务，让人们能够做出知情的选择，比如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我不要孩子怎么办？我想要孩子怎么办？从以前的计划生育转变成家庭计划，家庭计划应该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管理者为中心。”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安瑞（Mr. Arie Hoekman）在去年7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
事实上，杜丽丽的工作早已不止是控制人口，还有抓出生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特别扶助等，“乡镇的其他重点工作大家也都得出力”。而村计生干部徐良燕，现在除了计生之外还管大大小小的村中事务。
在杜丽丽看来，现在的计生工作跟过去相比，更强调服务属性，“原先这个二孩要审批，批证。现在不叫生育证了，叫生育服务手册，怀孕了及时上报，孕期还可以去妇保院参加孕期保健。国家免费提供叶酸给孕妇，在孕前4至6个月就开始服用，防止胎儿神经畸形。妇女生产后，我们要发放信息卡给她，还需要通知她们服务事项和具体时间。”
前几天，张辰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一篇阅读超过10万次的文章，关于节育环对妇女的坑害。他忍不住与人辩论了避孕节育和阶段性人口控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我现在特别反对人们用现在的形势来评判以前的工作。原来计划生育的政策推行，并不是错的，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张辰反复向澎湃新闻表达这一想法。
张辰曾在学校担任过广播站站长，在他看来，计生政策的调整就像广播调音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调声音或者调灯，一下子变大，一下子打亮，都是很不当的操作。你想机器正运行，咯噔一下子没声音了不好，应该让它逐渐变小变没。”
“已经放开了，但步子不能一下迈太大。” 他带着期待，望了望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