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声集》自序
初名《刀螂集》。刀螂就是螳螂，瘦成劈柴，两臂虽细，外观像斧，见辙不避，当啷一声，粉身碎骨，北地俗称刀螂，四川叫他猴三儿。少时的我，就是这样的瘦猴儿，最见不得猴三儿，总爱掐死它。
我，一介寒士，僻处西川，幼稚作而不述、少时多做少叙，成人述多于作。三岁，三叔祖熟睡蹬翻烘笼引燃被盖，四合院草房浓烟滚滚，他的大儿媳妇都把襁褓中的幺儿抱走了，妈妈却忙于挑水灭火，我呢沉入梦乡，家中别无大人，万一火旺，梦虫不就完了？不久三叔祖死去，他的百余种圣谕讲本，世纪末剩下二册，归了我。冥冥中，三叔祖的事业被我继承，从小喜欢生造词汇。那阵，爸爸常帮生产队购煤炭，汽车在敲钟坳鸣高音喇叭，社员挑担背筐去卸车，队里生产生活燃料不再紧缺，捞茅柴捡树叶的田家郎安逸得直见板，于是我旋造词港起了无烟煤表达社员心声。从此，港起了无烟煤就成了多数村童和少数社员快乐到极点的常用语，连同我的骚形、丑形、艳形、俩形、跩形、骚公子、骚母子、老木没等自铸语，跨世纪了在故园也偶有使用。鲁迅反对生造词语，可是他也生造过汉字和词语。毛主席《反对党八股》赞同鲁迅主张，痛感“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需要的成分”“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一九六五年九月，主席《对胡乔木二十七首诗词稿的批语》：“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可见，生造虽不好，新词不能少。表述新事物，总得有人造生词。
毛泽东时代上小学，一本一九七三年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读到今天，挼掉首尾，常备案头。一九八一年五月一七日购读《中华大字典》，一九八四年三月二一日购读《辞海》缩印本。一九八八年为了省钱，把四卷本《辞源》转让单位，新购缩印本，落得价差，添资又买《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买齐。
一九八六年写《王褒集考译》，效法螳螂捕蝉，遍翻辞书，搜索义理，看见《经籍纂诂》《尔雅义疏》《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引证王褒词汇，欣喜若狂。从此有空就翻，收获很大。
一九九一年底，我兼营资阳文献印社，上班修志，下班考古，忙不过来时，发动家人、打字员助阵，搜索辞书征引词条，一九九二年一〇月打印《王褒集考译》时，纠正《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失误，作《王褒词汇研究》。一九九五年打字铺关闭，雇员星散，业余主攻辞书收词、释义、寻源之失。藏书万卷，彼此对校，才觉辞书也是人编的，错误难免，查出就该纠正，于是整理辞书错漏上千条寄给《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谁知石沉大海。一九九八年，《王褒集考译》出版，罗列词目一六三〇条，其中辞书当引漏引七二九条，收秋一词竟引周立波一九四八年《暴风骤雨》，晚了两千多年；一九九九年作《汉张表碑研究》，辞书引证一三条，漏引四三条，其中佐治引清末，晚了一七〇〇年；二〇〇〇年《资阳市房地产志》《王氏宗谱》出版，在所收充满之乎者也的清朝文章里，居然掩藏新词一〇六条，其中年复一年，词典引杨沫暮年日记，晚了三二〇年，又编《黄氏家谱》仅录宋神宗赠黄峭诏即有一三个新词，内中陨星指人死则星陨落引柳亚子，晚八百多年；二〇〇一年《敲钟村志》出版，开列北宋至民国村民遗文中的简化汉字二二六个、村志引述地方文献时，遇到《新华字典》查不到的生僻字一五四个，一一注音释义，胪列新词七九八条，其中运力引薛暮桥，晚了七三〇年；二〇〇二年整理《四川方言会通》，开列新词一二二八条，其中出国引许地山，晚了千多年；二〇〇四年一一月草拟《邵子南语汇考》，开始网上查找，辞书仅引三条，漏引词语里，宜引源而待征八一四条，其中哇哇引一九八一年《当代》，晚了四四年。
一九九九年，既查核古籍，又比较新书，既留意经典，又辨识一般，既考录金石文献，又罗列地方文献，既查证公开著述，又比较内部资料，才知道辞书尤其《汉语大词典》引文立目随意性强，罗竹风《实践是检验辞书编纂工作的唯一标准》：“《辞海》体例规定，大条目不过四五百字，中条目三百字左右，小条目只有一二百字。”这句话，热炒热卖阑入他主编的词典中，赫然作为例句。更可骇怪的是，一九九三年出齐的词典，报刊例句引到了开机前夜：高位引一九九二年《新民晚报》，黑米引一九九二.一二.一二《光明日报》。饭量、面型、高等教育、高等学校等越常见的词越胡闹，简直不引任何例句。大出意外，随见随记，零星积累了很多纠误追源的词条。几经徘徊，在《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赵振铎口头鼓励下，终于壮胆汇补旧文，开列经眼词汇在《词典》《字典》等主要权威辞书中的立目收漏情况。这是一个为人作嫁、费力不讨好的苦差，多年寒暑伏案，一灯吊影，双手抗万儒，何异螳臂当车，故作《刀螂集》。
这种自不量力的牺牲精神，来自庄周笔下的蚊虫，他老先生挟泰山以超北海，精神可嘉。再就效法蚁阵，形单手双，慢数群书可见十指，哪能成阵？可是多年如一日，挥手勤快顶旋风，乍看起来似有千夫万指，隔山望去，不就是黑压压一流蚂蚁阵么？
辞书视野要开阔，穷搜山海。东汉王充《论衡》“知为力”即英国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是不同语种不同时空的同一思想表述；南宋魏了翁《永康军花洲记》“山径之蹊，人惟不用耳，用之而成路于介然之顷”就是鲁迅《故乡》“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个涵义，用汉语和共语两种方式表达而已。可见古今中外，嘴巴亿张，义理一个，只争哪个溜得最圆，叫得最响而已。辞书引用书证，不仅要看语汇发展史，还要衔接思想轨迹，若能透露出汉语思想发展史，那就更好了。
辞书的编者两眼向下，不能死盯着几本赫赫扬扬的大典、几个高高在上的名人、几篇如雷贯耳的范文，须知名人文章也多半掠美民间。要逼真源，还需扎实努力，深入查证地方史志谱牒文献，汉语汇真正悠久丰富的源头乃在民众中间。基于此，适当选引报刊新词立目固然很对，但不能滥，不能偷懒。过多仰仗报刊，多半找不准源头，因为报刊天天出月月见，多得无比，好些词汇百年前乃至千年前就有了，并非共语暴发词，词典却老引截稿前几天的刊物，让人疑心编者为了交卷，边看本地当天报刊边收词立目，顺手拈来，如此关门编造辞书，不与外界搭白，学习罗竹风，住院闷头弄，恐非上策。
事实上，任何民族语言，编辑词典时，正如人类写远古史、个体写回忆录，永远无法清晰铁定自己学龄前的详细经历。任何语种的词汇，真正的源头从来只能在口腔内、云端里、夕照中、古井下、荒坟坝、习字本上荡漾，何况这个尊崇子曰诗云、鄙视俚俗谣谚的民族语言，他的语汇库一直落后于口头语汇，粗通文墨的下里巴人纵有手记，也被雅文化圈子围剿排斥，不易久传，难以远行；个别人民性十足的文史秀士穿刺提炼，掠美使用，才见天日。何况辞书编纂专家，语言材料虽然浩繁，而缺乏民间文献；拥有地方文献的冬烘先生，又无机缘参与编纂辞书，表达人民呼声。
我不怕浅陋，力图根据手上资料，使编纂与俚俗二者结合，在僻野而吼权威，奋起螳臂，托出《刀螂集》提供方家暂时走眼、失察的例证遴选，雅俗并举，以供后人追认。
二○○四年十二月八日成都永丰路仰韶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