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点
自由席
甘肃农村底层一母亲杀死四个孩子后自杀的灭门惨案，暴露扶贫不到位的问题。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爆发集体贿选案，凸显选举制度不透明易助长腐败。乌坎村发生冲突，反映一人一票选村委的基层选举模式也难解农村土地问题之结。
甘肃、辽宁、乌坎三样情。底层贫穷、选举腐败、土地争议等老问题再现并不令人意外，但消息传出时仍引发舆论震荡。其中，被官方定性为“特大故意杀人案”的甘肃人伦惨剧搅动最多社会情绪，以至于一篇题为《盛世中的蝼蚁》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上疯传。
文章将亲手杀死四个孩子后自杀的28岁母亲杨改兰比作“盛世中的蝼蚁”，感叹弱势群体苦苦挣扎却看不到希望，并预判杨改兰即使不自杀，穷尽一生，也可能无法在省城买一个厕所。
文章说，“杨改兰们”其实是社会的“大多数”，而精英占有和集中社会所有的资源，留给“杨改兰们”的只剩贫瘠和这辈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穷困泥沼。
由于杭州G20刚结束，有人因此感叹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化，一边是酒池肉林，一边饥寒交迫。霎时，各种感慨和负面情绪在舆论场上集体迸发。
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像杨改兰那样陷入绝望中，他们在各自的圈子中备感生活压力而在杨改兰身上看到自己的部分身影，因而对贯穿于文章中的情绪性笔调产生巨大共鸣。同个时候，官媒则将杨改兰事件形容为“极端特例”，试图将舆论负面情绪引回“正途”。
事件惊动了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介入调查。面对舆论压力，官方上周宣布对六名官员进行处分。
问责是必须的，但问责地方官足以解决问题吗？是什么让一名年轻母亲动了“灭门”的念头？
舆论普遍集中谈论两点。杨改兰家被村民集体评议取消了低保，以及这当中所涉及的扶贫工作缺乏针对性及可能存在的涉贪问题。“低保”指最低生活保障，中国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给予一定现金资助。
另一谈论点是，青壮年劳力奔赴城市，中国农村妇女面临巨大生活压力。世卫组织报告称，中国女子自杀率高于男性，尤其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偏高。生活压力及心理健康问题导致女性服毒自杀现象严重。
那该如何帮“蝼蚁”翻身找出路？在众多评议当中，较为建设性的扶贫建议相信是这贴药方——让农民到大城市讨生活。
关注人口问题的携程网联合创始人梁建章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让贫困人口移民到城市，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即使他们只能做服务员，保洁，保安，快递等最底层的工作，但他们的生活和未来要远比贫困农村要好，尤其能够给下一代在大城市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
城市化研究专家童大焕也说，中国若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大城市化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杨改兰们”的悲剧还将重演。他认为，如果“杨改兰们”能进入交换体系，被资本家和商业社会“剥削”，而不是停留在半原始的农业社会里，他们的命运绝不至于这么悲惨。
这让笔者想起曾经接触过的好几位农民工。她们如果不是到沿海城市打工，进入城市生活的商业社会体系中，是否也会走上杨改兰那样极端的人生道路？
几乎每个农民工都有惊人的相似经历。她们不到20岁就结婚生子，一般都有两个小孩，生活担子很重。她们有的在村里与同村男子结婚，待孩子一两岁之后，随丈夫到城市打工。有的是在打工的城市结识丈夫，结婚生子，然后把孩子送回老家让长辈看顾，自己与丈夫继续留在城市打工。
毫无疑问，城里工作挣得钱远比农村多。她们把钱存起来，在老家附近的县城买套房，让小孩到县城上学有地方住，自己老了想返乡也有个落脚点。
经济纾困还是次要，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开拓了她们的眼界，让她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生活带来些许趣味。在某种程度上，从农村土地释放出来后，她们看到更多谋生机会和希望，不至于受困在简单却单调的农村生活中，或陷在贫穷与绝望的循环中。
一位曾在深圳工厂打工、回广西老家结婚生子的农民工，在孩子五岁大的时候就吵着要回大城市。她闷闷不乐地说：“深圳好，农村有什么好？就是带孩子、种菜，很闷。”去年与这一家人再联系时，夫妻俩已赴东莞，太太在工厂打工，先生开长途车送货。
当然，在五光十色的城市里，有些人经历得更多。一位云南姑娘曾在东莞当生产线工人，也曾打扮得光鲜亮丽在酒店上班，最终靠积蓄回老家的旅游景点经营小馆子。
政府低保和救济固然重要，但很多时候农民在走出家乡之后，才能改变命运。放大至国家层面，若要达到全面小康，让大城市扩容扶贫或推动城镇化以助全面脱贫是须实践的重要目标。要帮助农民迁居城市并摆脱贫穷，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更显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