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琼崖评论》陈立超摄
《初期白话诗稿》
白云、流泉、奇俏美景，李大钊清丽疏古的字迹从百年前的青山水云中款步走来，满是书香幽幽；地球、月亮，刻骨相思，胡适那“一分钟绕地球三千万转”的“心头一念”，透过蓝底古朴的线装书，温柔了时光。
这是《新青年》主编、著名学者刘半农先生所收藏，1932年由星云堂影印的《初期白话诗稿》。书由刘半农作序，内收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等作家早期白话诗创作手稿26篇。这些提倡“我手写我口”的时代新作，与当时为文言文正名的学派形成博弈。
如今，距离1917年开始的那场“文白之争”已百年，那些激情与自由、理想与困惑，经历史沉淀，原本模糊的轨迹日渐清晰。被后人所认可的是，白话文，是当时时代迫切需要的一种新的语言工具、一种主流思维逻辑，一种探索母语发展的向上精神。
从“双簧信”看文白之争
“20世纪初，国运维艰，白话文运动是在民主与启蒙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而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有着很长一段时间的博弈。”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教授曾庆江表示，一些为白话文正名的奔走者为了让白话文引起各界注意，自导自演了历史上著名的“双簧信”。
1918年3月，《新青年》上同时刊出了两封信。一封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文言文的形式写就，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另一篇《复王敬轩书》，由刘半农执笔，通篇与前文针锋相对。
在“双簧信”事件的引发下，清末民初的大翻译家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写了短篇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回击，文白之争进一步进入公众视野。
“林纾是文言文的坚守派。”海南中学校长马向阳在阅读林纾相关书籍时发现这样一个细节：1924年10月，当林纾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仍抓住儿子的手，用指头在其手掌中写下遗嘱，“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可见文白之争何等胶着。
反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人活跃度较高的报纸，其行文走笔均体现当时正处于浅近文言和纯粹白话文文学交织的时期。
“有的报纸编辑是新文学阵营里面的人，有的则倾向旧文学，那么约稿的对象就不同。例如京报副刊以徐志摩为代表，新文学的特点表现明显。上海的一些报纸则有文言痕迹。”文史学者、著名作家伍立杨说。
尽管文白之争十分热烈，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似乎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对白话文运动有着这样的评价：一种浅白易懂的语言，不但可以帮助政府官员和学者增加他们对西方科学、艺术和政制的认识，而且还可以使一般人民提高对外侮的警觉。好用典故、讲求韵调的文言文，实难应付这种需要。
“文言文不是一种传播新知识、新观念的理想工具。为了便于容纳西方的专门术语，他们迫得放弃古文，创出一种新的文言体来，使大家容易看懂。”夏志清在书中指出。
胡适的新诗
海南报纸杂志
应用白话文成时尚
这一时期，在海南，报纸杂志也掀起使用白话文的风潮。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兴吉表示，据史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口报纸的日发行量约3000份，对于四五万人口来说，人们接受白话文的程度已经很高，不然报纸无法办下去。
创刊于1924年1月1日的《新琼崖评论》，其发刊词富有激情、通俗易懂，极具感召力：“革命就似火车头一样响，沿着必然的路线冲上来了。有人设法阻止他，或祈祷他不要来的，自然是昏庸的妄想……中国的现状，不独是酝酿革命的酒精，更是滋长革命的沃土。”
同一时期《海国杂志》发刊词所倡导的思想与当时《新青年》所提倡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等一脉相承：“我们不是摆脱生活的骚扰，我们不是为了名利而争斗，我们只是秉着内在的灵感，发我们所要发的幽思美调……我们是在大海上浮浮沉沉，四顾已无涯，还有浓雾阴影，永远在这狂潮中挣扎，漂流，时笑时哭，便是我们的人生！”
不仅是红色报刊运用白话文成为时尚风潮，在民间，写作者也大量采用白话文体。
《琼崖散忆》内文
二十世纪30年代末出版、由陈铭章(笔名天尔)著写的《琼崖散忆》，收录其《故乡之恋》《海口古迹》等写于香港的十四篇文章。开篇写道：“琼崖是我的故乡，它值得我思念的地方很多。那里有高岗，有椰林；有广大的盐田，有良好的港湾……”
“白话文运动倡导的是一种文风，赋予文学创作更多真情实感，不再如文言一味追求平整平仄，句式工整。”曾庆江认为，海南当时报纸杂志数量、质量均不见得比京城高，但是文章风格、思想及白话文运用紧跟潮流。
白话文言两相安
在张兴吉长期对海南历史的研究中还发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著作中也出现白话文的表述。
比如《琼崖建设研究所》中《黄参谋长在本会的演说词》一文记载： “各位同志，各界来宾，今日承琼崖建设研究会总商会列位同志，邀请兄弟来演讲考察五指山一带情形，及参加河内赛会的经过，但是兄弟在以上两地，很像走马观花，见不着什么深奥的地方……有碗话碗，有碟话碟，枯燥无味，还请诸君原谅。”
“黄参谋长在本会的演说词，几乎是纯粹白话文，但是它也有浅近文言的遗留的痕迹。这反而使得这篇演说词显得简练、简洁经济，从而也显得亲切。”伍立杨举例，“‘如：俾留心琼事者一览焉……陈委员即亲缮一函……’就是文言遗留的痕迹，它使得表述庄重而亲切。”
伍立杨认为，从进化论观点看，四书五经、汉赋，或者说，全上古秦汉三国魏晋六朝文到唐宋文、明清文言再到民国初期的浅显文言，这一条线上的种种变化之大、之深、之巨，在不停进化。它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常是日新又新，传承关系也藕断丝连。回顾白话文运动，文言、白话是两面一体，血肉难分的，文言、白话可相安。
香港著名散文家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文风特色曾有点评：“苍然深邃，情致极焉。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董桥在其作品中也曾谈到，白话文要写出文言的凝练，文言文要透露白话的真切。
回顾百年白话文运动，在多元文化的参照下，文言白话相安，母语自是璨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