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 记者陈建宇 赵威摄
□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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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人口密度较低、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这是官方在描述为何选择雄安建立新区时给出的评价。
“一张白纸”，是雄安新区在未来规划和发展上的优势。但雄安新区的历史文化，绝不是一张白纸。
从“风萧萧兮易水寒”中的易水河畔，到三国时期的古战场；从宋辽对峙时期的“水长城”，到抗战时期的雁翎队；从古代的容城三贤，到当代文坛的“荷花淀派”……
雄安的历史文化，实为一部厚重的大书。
燕赵精神一脉相传
和身边的亲戚朋友一样，在得知国家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后，曹宏君的心情是激动的。作为土生土长的容城人，他也想着为新区做点什么。
但和大部分人关注新区未来发展不同的是，作为《容城县志》的主编和研究容城文化多年的学者，曹宏君首先想到的是对历史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容城的历史悠久，上坡新石器时期的磁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年前。至今，容城还有宋八王衣冠冢、杨六郎晾马台、明月禅寺等著名文化遗迹。”曹宏君介绍。
“因为历史上的燕国和赵国，河北被称为燕赵大地。殊不知，春秋战国时期，燕桓侯曾建都于雄安新区的容城附近，名为临易。”曹宏君告诉记者，战国时期，荆轲的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故事，就发生在白洋淀畔的易水之滨。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荆轲刺秦虽然失败了，但其表现出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精神，却成为燕赵精神的一个缩影流传了下来。
除荆轲刺秦的故事外，最让容城人引以为豪的，是历史上的容城三贤：宋元之际的大学者刘因，明清之际的鸿儒孙奇逢，明代弹劾权奸严嵩而遇害的杨继盛。
曹宏君说，刘因字梦吉，是元代诗人、学者，清人全祖望推他和许衡为元北方两大儒，有《静修先生文集》传世。孙奇逢字启泰，是明末清初理学家、诗人、书法家，与黄宗羲、李颙齐名。杨继盛字仲芳，官拜兵部员外郎，性刚烈，嫉恶如仇，仗义执言，因弹劾严嵩被害，当时震动朝野，历代称颂不衰，有《杨忠愍公集》传世。因此三人，容城也被称为“三贤故里”。
和容城相比，拥有梁庄遗址和留村遗址的安新县，在文化遗产方面也不遑多让。梁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安新县城东南14公里的梁庄村南百余米处。留村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位于安新县城西1.5公里留村北300米处。两项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远古时期北方地区文化交流，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均在1982年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自古就是边关要塞的雄县，文化遗存则多与军事有关。
“东汉末年，公孙瓒与袁绍争夺北方霸主，节节败退。公孙瓒锐气顿减，采取自保战略，逐渐失去了部下信任，被袁绍击败。最终被困于高楼，引火自焚。这个悲剧发生在当时的易京，就在现在的雄县。”《雄县志》副主编宋忠臣告诉记者。
至今，在雄县平王乡的昝村、古贤村一带，仍流传着公孙瓒与袁绍交战的故事。
让雄县人引以为豪的，还有长达65公里的宋辽古战道。
宋辽时期，古雄州（雄县）处在两国交界处，这里战事频繁，宋名将杨延昭在此镇守达十六年之久，寸土未失。据史载，雄州城有地下战道与霸州城的引导洞相通，约70华里，如此宏伟的地下防御工程，称得上古军事史上一大奇迹。2007年，雄县被命名为“中国古地道文化之乡”。
雄安新区三县的历史文化虽各有不同，却也相互交融，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永不磨灭的“红色基因”
4月的白洋淀，春回大地，草长莺飞。
虽不是旅游旺季，但雄安新区的设立让白洋淀的游客数量猛增。
“这里不只是新区，还是革命老区。”望着如织的游人，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原馆长周润彪不禁感叹，“看这些芦苇荡，就是抗战时我们队伍最好的‘天然保护伞’啊。”
正如周润彪所说，抗日战争时期属于冀中根据地的雄安新区，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新区的骨子里，有着老区传承下来的“红色基因”。
周润彪介绍，抗日战争中，在冀中平原的白洋淀地区，活跃着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因火枪和大抬杆引火处容易被打湿，常用雁翎堵塞，雁翎队因此而得名。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千顷苇塘摆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这首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在白洋淀的民谣，记录了雁翎队的神勇。
周润彪告诉记者，雁翎队在中共新安县（今安新县）三区区委领导下，凭借社会基础牢、水上本领强、熟悉地理环境等优势，出没于芦苇荡，端岗楼、除汉奸、痛打包运船，截断敌人水上运输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一支独具特色的冀中抗日武装力量。
《白洋淀志》中有这样一段话：“抗战期间，雁翎队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击毙、俘虏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后来，因影视作品《小兵张嘎》而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嘎子”，就是以雁翎队队员为原型塑造的。
如果说雁翎队的故事反映了白洋淀地区军民因地制宜、抵御外辱的英勇机智，那么发生在雄安新区一个关于“生死约定”的故事，带给人们更多的是震撼和感动。
1943年3月，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旷伏兆调任冀中第十军分区政委，当时刘秉彦是第十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就在雄县米家务村。
两人在一起工作后配合默契，患难与共，领导冀中军民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军。
1946年上半年，冀中第十军分区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在一次剿匪战斗中负伤，抬回到分区司令部后，旷伏兆和刘秉彦为了照顾他，当晚三人睡在同一个炕上。第二天拂晓，刘秉彦叫睡在他右边的任子木起床，连叫几声不见动静，伸手一摸，发现任子木身子已经冰凉。
怀着悲痛的心情，刘秉彦和旷伏兆许下这样的约定：“人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我们生没带什么来，死也只能赤条条地走啊！我们两个以后死了，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岸，仍然为平津保三角地带的人民站岗！”
1996年6月4日，旷伏兆逝世。年已81岁的刘秉彦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与旷伏兆夫人许更生等人一起为旷伏兆送行，把他的骨灰撒埋到了原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的河北省雄县米家务。两年后的1998年7月21日，刘秉彦将军也跟随旷伏兆将军而去，其骨灰就安葬在两人生前约定的地方。
“作为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地区之一，雄安新区三县的抗战故事还有许多。”曹宏君说，在容城县北后台烈士陵园，安葬着1940年冬因反扫荡英勇牺牲的八路军三十二团497名抗战烈士；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两位烈士胡德林和胡福才，也是容城县人。
革命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雄安新区种下了永不磨灭的“红色基因”。
白洋淀和“荷花淀派”
“白洋淀地区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著名作家孙犁和他的作品《荷花淀》了。提起白洋淀，人们首先想到的除了电影《小兵张嘎》之外，就是孙犁的这篇作品。”周润彪告诉记者。
作为一个出生于河北安平县的农家子弟，孙犁和白洋淀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期。
1936年，23岁的孙犁来到白洋淀地区的同口镇当小学教员。在那里，孙犁了解并熟悉了白洋淀一带劳动群众的生活。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白洋淀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故事，成为孙犁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1944年孙犁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1945年，孙犁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根据白洋淀一位战友讲述的雁翎队抗日故事，写成了小说名篇《荷花淀》，发表在《解放日报》1945年5月15日的副刊上。
“《荷花淀》肯定了人民战争，热情歌颂了白洋淀地区人民英勇、乐观的革命精神，展示着一种特定的人情美。”周润彪评价说，作品体现了孙犁小说的鲜明特色，开创了抗日文学“诗意小说”的新境界。
作品发表后，在文学界影响很大，其后有许多作家都努力探索其写作技巧，并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其风格，不久便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这个流派被评论界称为“荷花淀派”。
可以说，白洋淀的风土人情为孙犁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孙犁的《荷花淀》也成就了白洋淀。
1997年，周润彪曾在北京与孙犁见面。他依然记得，孙犁的书房摆着大量书籍，每一本书都包着书皮。那时的他就想在白洋淀建立一个孙犁纪念馆，但是被婉拒了。
后来，周润彪四处收集孙犁书影。2002年，孙犁去世后，他在白洋淀建立孙犁纪念馆的念头更加强烈。2004年，得到孙犁家人允许后，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白洋淀孙犁纪念馆得以建立。
孙犁和他开创的“荷花淀派”，将和白洋淀的故事一起，永久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