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逃14年，最终被缉捕归案，接受法律惩处。“百名红通”落网第一人戴学民的经历令人警醒。22日，省追逃办披露戴学民归案背后的故事。
外逃分子走上逃亡之路，多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想逃脱法律制裁。1958年出生的戴学民是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任职期间，他涉嫌严重经济犯罪。2001年4、5月，检察机关对其投资的南京福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戴学民听到风声后于当年5月潜逃出境。
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重拳出击，集中曝光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的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当月25日，“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的第三天，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第一线就传来捷报：潜逃海外多年的戴学民被缉捕归案，成为“百名红通”落网第一人。
原来，戴学民外逃第一站选择香港，短暂停留后经由韩国抵达美国，并希望移民美国，给外逃争取更多庇护。但移民梦不久即宣告破碎。据戴学民交代，到美国后，因其国内任职和新公司拟聘任职务不相称，移民官对其持有L-1签证（类似于工作签证，即在美外国公司员工的工作签证）的真实意图存在疑问，故移民申请未能成功。
2001年8月1日，戴学民再次启程，前往伯利兹，同年10月底，抵达英国。此后不久，戴学民妻儿也持伯利兹护照到了英国。
潜逃国外，想象中应是灯红酒绿、逍遥法外，妻儿团聚似乎更是“锦上添花”，但现实却是截然不同。戴学民曾在忏悔录里回忆：“到国外的头两年，生活充满艰辛，历尽难言心酸。”
外逃英国期间，戴学民先后在证券公司和图书馆从事分析、整理资料工作，交完房租，只能勉强度日。生活拮据，家庭矛盾随之爆发，妻子最终选择与戴学民离婚，并带着儿子离开英国。
“在国外，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时不时想念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故旧，没有亲情联系，就像断线的风筝四处飘荡，没有归根之感，孤独无助的感觉常常发生。”孤独难耐，戴学民潜回国内的念头越来越强。
戴学民或许没料到，从他外逃的那刻起，对他的追逃工作就已拉开序幕。2001年7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其立案侦查。9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戴学民实行网上通缉和边控。2002年1月，公安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戴学民发布红色通缉令。
尽管对戴学民的追逃启动较早，但很长一段时间进展并不顺利。省追逃办负责人介绍，外逃时间短、在国外立根未稳的外逃人员，往往比较容易追逃成功，而戴学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经历丰富，有较强的海外生存能力。随着时间推移，追逃难度随之增加，追逃进展缓慢。
转机发生在2015年。当年3月，“天网”行动拉开序幕。按照中央追逃办的统一部署，江苏省、南京市两级专门设立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对戴学民等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案件予以重点推进。省追逃办牵头搭建协作平台，建立“绿色通道”，对追逃追赃工作事项由相应单位联络员负责协调，减少中间环节，快速办理。
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戴学民名列第90位。省纪委、省追逃办立即组织追缉名单中江苏7名外逃人员。
4月23日，上海市发现一名持外国护照、名为“DAI GEOFFREY”的英国籍男子与戴学民高度重合。得知这一重要线索，省追逃办快速反应，连夜召集公安和检察机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对戴学民的缉捕，并抽调精干力量，连夜赶赴上海。
在中央追逃办协调下，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组织现场警力通过实地摸排，获取戴学民常住地户主及居住人员的登记姓名、护照号码等信息，并展开蹲守。对现场反馈的居住人信息进行充分了解，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艰苦努力，侦查人员判断：戴学民藏匿于安徽境内。追逃猎手迅速“撒网”，在安徽合肥将其缉拿归案，戴学民也成为被收入“天网”的“百名红通”第一人。
落入“天网”后，戴学民情绪格外平静。对于这一天的到来，他早有准备。在忏悔录里，他这样写道：“我也有回国过完下半生的梦想，所以决心回来……”
去年7月1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戴学民有期徒刑6年。一审后，戴学民不服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年12月3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省追逃办介绍，截至目前，江苏已追回“百名红通”人员两名，其他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逃犯230名。我省将按中央统一部署，抓好重点个案突破，逐案落实责任，制定追逃方案。省及各设区市均建立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协调机制，整合组织、审判、检察、公安、外事、金融等单位资源，完善信息共享、移送通报、境外追逃、防逃控赃等协作机制。
本报通讯员 李 鹃 本报记者 黄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