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颜”敦煌

　　校车的路牌还在，但小学已经外迁，只有几个老人，住在腾空后的教室里，守着操场西侧的那口枯井。村里的俱乐部大门紧闭，铁锁都已经生锈。

　　这里是敦煌市郊外10多公里外的墩湾村。

　　像这样的移民村，敦煌有多个。早些年，因为开发经济、库区移民或者是一些干旱地区无法生存，集体迁居的村民很多，现如今，他们又因干旱，面临着再次移民。缺水成了农业发展的瓶颈，成年人大批外出打工谋生，孩子们则努力向外考学。

　　生态变恶的预警

　　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近数十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各项天然资源被过度开发致地下水位下降、植被退化及湿地萎缩等问题，严重威胁月牙泉及莫高窟等名胜古迹。

　　敦煌主要内陆河流及地下水近年被过度开发利用，原有上万亩湖水目前已所余无几，数十年间绿洲地下水位下降逾十米，林木面积减少四成，草场及湿地面积减少六成以上。

　　生态问题导致月牙泉水位下降，莫高窟内塑像和壁画的侵蚀日趋严重。 

　　早在1999年，月牙泉就已经出现“见底”危机。2001年，敦煌市不得不征地300多亩，在月牙泉附近修建了两座渗水池，每年从党河水库引600多万立方米水，对月牙泉进行渗灌补水，以维持水位。

　　据公开资料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月牙泉水域面积22亩，最深处达7.5米。如今，以“打点滴为生”的月牙泉，水域面积也仅仅在8亩左右，平均水深1.3米。

　　当地的水利专家说，如果不引水补给，不出1年，月牙泉便会消失。

　　“保持月牙泉水位，只是维护了一个景区的面子。月牙泉的干涸背后是西北生态变恶的一个预警。” 

　　几十年落下的“病根”

　　敦煌的农业基本以种植葡萄和棉花这两种经济作物为主。以种植葡萄的阳关镇二墩村，农户每年收入可达10万以上，因为戈壁日照足葡萄品质好，因为整个村子正好紧靠水源地。

　　为此，敦煌市委、市政府曾在一份上报的材料上大声疾呼：“敦煌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危及到敦煌的可持续发展，如不尽快解决，敦煌将面临沙进人退、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楼兰古国。”

　　原本，同时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党河共同滋养着敦煌西北大面积的湿地植被，从而构成敦煌天然的绿色屏障。但由于大气环境的变化和人为因素所致，党河来水减少，造成党河资源性缺水断流。同样的问题，出现在疏勒河上，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疏勒河上游两座大型水库的上马，使得疏勒河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公里的河道断流。

　　随着两条河流的相继断流，敦煌境内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严重不足，敦煌人开始打井取水用于农业灌溉和城乡人畜饮水，每年开采地下水超过4000万立方米。过量开采地下水，其结果是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虽然，近年来，敦煌已禁止开荒、移民、打井，但这些措施并不能立竿见影医治几十年落下的“病根”。

　　地表水相继断流，地下水超量开采，与水资源短缺相伴相生的是敦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目前，敦煌全市天然林仅存130多万亩，与50年代相比，减少40%；胡杨林仅存14万亩，减少67%；可利用草场减少77%，且现存草场不同程度地存在沙化和盐碱化的现象。 

　　在敦煌市西北面，昔日湖泊相连、芦苇丛生的南泉湿地已经退化变样，原来望不到边的湖泊缩小为一个个独立的子湖，湖边的干滩被枯黄的骆驼刺和白茫茫的盐碱所覆盖。

　　47亿能否拯救敦煌绿洲？

　　四十年来，在敦煌唯一有效的生态屏障——西湖湿地，面积缩小了一半。1973年，敦煌湖泊、沼泽面积695平方公里，现在，已减少到231平方公里；同时，沙漠戈壁面积从4399平方公里增加到5074平方公里。西湖湿地恶化状况与南泉湿地相似，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大片胡杨林也在枯死。西湖湿地以西的库姆塔格沙漠正在以每年2-4米的速度淹没湿地；而在它的南边，阿克塞草原的沙化速度更快。

　　其实，敦煌生态在40年前已引起各界关注，当时便有多种声音来推动敦煌的生态建设，其中最主要、最能引起民众注意的便是“引哈济党工程”。即把青藏高原哈尔腾河的水引入党河来补给敦煌用水。

　　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2011年，终于有了结果。国务院批准了用47个亿来保护敦煌生态的水利项目。水利部门的资料显示，此项目将采取“党河干流水系节水+疏勒河干流灌区节水及双塔水库生态泄水+引哈济党调水”方案。现在，这个方案启动了，然而，47亿能拯救敦煌绿洲吗？

　　还是仅能缓解它的短期恶化？

　　那么引流后，取水地的生态呢，会不会产生变化？

　　……

　　这一系列问题的最终答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开始为 “先发展再治理”付出沉痛代价。

　　我们已经在为环境的“再治理”开始付出数倍于当初的得到。

编辑：吴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