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开始，贵阳市集中开展“打苍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截至目前，已接受信访举报300件(次)，立案54件，给予党政纪处分51人。其中不少案件涉及惠民补贴、扶贫项目等民生领域，暴露出对“一把手”“小村官”等权力的监管漏洞。
【案例一】“一把手”独揽“拍板权” 成重金贿赂对象
2010年，邓显飞担任贵阳市花溪区水利局长。在接受纪委调查时邓显飞交代，有一次，他帮一名项目实施单位老板办事后，该名老板以拜年的名义给了他一个黑色塑料袋，当时他以为是两条烟，就没在意。后来打开一看全是现金。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大额现金，当时心里非常忐忑。但过了一段时间，没听到什么风声，于是慢慢放心了。尝到甜头后，他开始不断收受贿赂，涉嫌收受贿赂近90万元。
据贵阳市纪委相关办案人员介绍，近年来，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工程项目多，资金量大，施工单位竞争激烈，求邓显飞办事的人络绎不绝。他则利用职务之便，为项目实施单位提供项目招投标、进度款拨付、工程验收结款等方面的便利。
记者采访中发现，类似该案的许多民生领域腐败，就是由于缺乏规范的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招投标制度及项目资金使用制度。有的“一把手”独揽大权，对购销审批、工程发包和财务等关键环节拥有“拍板权”，成为投标单位、施工单位重金贿赂的主要对象。
【专家建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真正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必须建立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制度和程序。公开是最为有效的反腐利器，将公权力活动的各领域、各阶段公之于众，随时接受各方面监督，对公权力的正确行使具有重要监督作用。
【案例二】有制度无监管 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修文县扎佐镇农业服务中心原负责人邓谋祥在担任职务期间，伙同扎佐镇新民村村支书，以村民名义冒领国家“种草养羊”扶贫项目黑山羊75只据为己有，涉及金额87750元。
据修文县纪委相关办案人员介绍，按规定，国家“种草养羊”扶贫项目的实施群众名单需公示，每户贫困户只能领养15只羊，同时必须本人签订协议并领羊；如要进行联户养殖，还需养殖户共同商定。
但调查中发现，村支两委对项目实施情况未进行公示，被邓谋祥冒用身份、冒领山羊的5名群众，对该项目毫不知情，更谈不上亲自签名领养；联户养殖也未征求群众意见，使得项目实施中出现拥有400只羊的“养羊大户”。
贵阳市观山湖区纪委书记张君说，在查案中发现，在民生资金领域，一些部门的制度是健全的，但缺少外部监管，难以落实；还有一些规定非常宽泛，成为“一纸空文”。
记者采访还发现，在一些偏远贫困地区，农民群众对国家惠民政策的知晓率很低，往往由乡镇和村干部说了算，想给谁就给谁，暗箱操作空间很大。
【专家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堵住民生领域资金“末端黑洞”，公开透明是关键。应加大基层财政“透明度”，乡镇、村组均进行财政公开。只要变过去由上级领导、上级审计部门监督为群众千万双眼睛一起监督，监督效果就能显著提高。一旦公开透明了，基层干部再想随便花钱就难了，产生腐败的土壤就越来越少了。
【案例三】“小官”掌“大权” 腐败影响大
王治前在担任贵阳市花溪区三江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辖区内房屋拆迁项目中涉嫌收受他人贿赂10余万元。
贵阳市纪委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加快，有不少项目需要征地拆迁。但在一些地方，“种房”现象十分普遍，有的项目规划制定出来不久，就新增了许多违法违章建筑。调查发现，其中不少有基层干部参与，有的获取信息后带头“种房”，有的收受贿赂，默许群众“种房”并照常给予赔偿。这不仅增加了征地拆迁的难度，也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一些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将会产生新一轮利益博弈，基层政府支配的资源将逐渐增多。基层干部地位不高，却执掌着“大权力”，而他们又是最直接、最经常与群众打交道的人，他们利用制度漏洞进行的可能是“小贪腐”，产生的却是“大影响”。
【专家建议】贵阳市纪委常委胡斌认为，应从制度、法律等层面加强管理和监督，确保征地拆迁等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遏制“小官大贪”导致的“群众身边的腐败”。(记者王橙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