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已着手调研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组织儿童乞讨的定罪标准等涉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并将通过研究执行相关司法文件、发布指导性案例等形式，确保相关法律规定得到准确有效贯彻实施。
对于形势严峻的未成年人保护，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据今年3月2日发布的《“女童保护”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433起，同比增长近3成。据最高法统计，2013年至2016年4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10782件。受案件特殊性、风俗习惯等因素影响，这些被曝光的案件，相对于性侵儿童案件而言，可能只是初步的。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我国法律明确予以重点保护的对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刑法修正案（六）》中，规定了组织儿童乞讨罪，明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九）》，也将猥亵儿童罪入刑，规定“从重处罚”，等等。
这些掷地有声的法律条款，固然是打击侵犯儿童犯罪的重要武器，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过于抽象”的规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法律效力。比如，组织儿童乞讨罪，究竟何为“情节严重”？缺乏科学明确的认定标准，这些罪名的“入罪门槛”和“升格条件”，就只能凭借办案经验权衡，也就潜藏着让不法分子逃脱法网的可能性。
之前，媒体曾曝光了一起“猥亵儿童罪”：某中学女教师与其班上一男学生多次发生关系，因犯猥亵儿童罪，最后被判刑3年。这种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已有“强奸”之实，却因女性的身份，仅以猥亵儿童罪“兜底”，与强奸罪的重罚相去甚远，又因为“自首情节”“没有前科、自愿认罪”等酌定情节，得到法庭的从轻处罚。
立法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根据立法精神所做出的司法解释，也有利于配合国家立法拾遗补阙，确保相关法律规定得到准确有效贯彻实施。而由最高法、最高检颁布的“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也对各级司法机关的实践活动，起到规范约束作用。对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组织儿童乞讨的定罪标准，以及其他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一锤定音，法院定罪量刑也将更合理、公正。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持续出现的儿童侵权问题，应给予更高的社会关注，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方面联合发力，及时缝补疏漏的法律之网，未成年人才会更安全、舒心地成长。（作者：刘婷婷，系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