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背后多神话 徐俪成
这几天端午放假连着六一儿童节，本来是父母陪伴孩子们开心玩耍的日子，但前些日子凤凰周刊一篇题为《中产教育鄙视链：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的文章却触动了不少家长的神经，在为尚在幼儿园的孩子四处寻找英语补习班的同时，家长们都在感叹如今儿童不得不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早教机构内，再难获得一个愉快游戏的童年了。事实上，家长从小开始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最终目的还是想让他们在日后的社会竞争中尽早占领有利的位置，这种望子成龙的感情，在古今中外都很常见。就拿学前教育来说，古代的儿童虽然不如现在的孩子这样普遍参加“早教班”，但有条件的家庭依然会努力让学龄前的孩子提早接受教育，希望他们早日获得“神童”的美名，在之后的求学仕宦中取得先机。这样的孩子，同样要从小接受各种严格的训练，童年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孩子轻松。
家学与早教：古人对“神童”的教育培养
对天才儿童的崇拜和向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秦国甘罗十二岁当宰相，齐国子奇十八岁治阿县的传说。到了汉朝以后，史籍传载中神童的事迹越来越多，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许多都是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声明远播。比如汉武帝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弘羊，十三岁就因为善于心算被引入宫中；两汉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九岁就擅长撰写各类文章；汉末著名的儒学家郑玄，八九岁就能“下算乘除”；“二十四孝”中为父温席的黄香，十二岁就“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这些人在当时都是神童的典型。
赵仁年所绘连环画中“甘罗十二为丞相”的故事
从现代人的眼中看来，孩子即使不参加“早教”，一般六七岁也要上小学接受语文、数学的教育，古人那样八岁会算数、九岁会作文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是古代的教育周期却不是这样，按照《周礼》《大戴礼记》等儒家经典的规定，古代孩童一般八岁“龀年”左右开始掉牙齿，这是“有识知”的标志，这时才可以开始接受识字、书法、方位、时序、礼节等基础教育；因为《论语》里孔子自称“十有五而志于学”，因此孩童通常要满十五岁才开始正式学习儒家经典。所以，在大多数人都是八岁识字、十五岁读经的情况下，上述那些八九岁就能写作、算乘除的孩子，自然在一般孩子中鹤立鸡群，成为人们艳羡的对象。
古人和今人一样，都喜欢特异非常之事，如果一个孩子拥有了“神童”之名，他的事迹就会被好事者广为传播。汉代选官的最重要原则是“乡举里选”，一个人在乡里的声望越大，就越容易得到长官的注意和推举。在这样的制度下，以“神童”之名广为人知的孩子，自然会受到更多关注，在入仕过程中占得先机。
汉代时学校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朝廷中央和地方郡县大多设有官学，更低层的乡里则有书馆、经馆等私立学堂，但是这些学校的入学年龄，大多还是严格遵守“八岁小学、十五岁大学”的古训。这种情况下，有条件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获得“神童”的名号，大都会在八岁的入学年龄之前，在家中对孩子进行学前教育。
东汉中期的大儒王充，虽然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但是他从六岁时就在家中学习书法，等到八岁时进入“书馆”接受正式的书法教育时，同学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字写得丑遭过老师的鞭打，而已经学习了两年书法的王充却从未受过批评。又如汉魏之际的名将钟会，身为曹魏时的三公、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自述小时候在母亲的督促下“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在其他孩子还没有识字的时候，钟会就已经开始诵读《诗经》；在其他孩子刚开始进入太学，接触儒家经典的时候，钟会就已经遍读《五经》。如此在起跑线上就已遥遥领先，之后的仕途自然也是一帆风顺。
清代《图像三国志》中的钟会画像，其中对钟会的评价之一就是“髫年称早慧”
随着士族家庭对儿童早教的重视，“神童”们凭着在博取名声方面天然的优势，在汉魏两晋的政治中越来越活跃，甚至改变了当时的选举理念，汉末知名文士秦宓曾经向军阀刘焉上书，认为当时人才察举选官时已经有了“多英隽而遗旧齿”的倾向。到了晋朝，这种倾向愈演愈烈，本来应该受人尊敬的长者反而常常遭到年轻人的鄙视，西晋著名文人潘岳，刚刚年过三十，因为鬓边长出了几缕白发，就写了一篇《秋声赋》感叹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秋天；同属西晋的文人左思，曾经写了一篇《白发赋》，认为当时的朝廷流行“弱冠来仕，童髫献谟。甘罗乘轸，子奇剖符”的选官政策，年轻人占据了朝廷的主要位置，中老年人只能不断拔去白发，让自己显得年轻一些，才能免去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在这样的倾向下，士族人家为了给子弟创造一个更好的前途，都会尽自己所能，努力让子女向“神童”的方向发展，而这样的需求，又催生了一批以善于鉴别“神童”闻名的意见领袖。比如三国时的王修，史称其“识高柔于弱冠，异王基于幼童，终皆远至，世称其知人”；晋朝时的桓彝则“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都是通过准确鉴别“神童”获得了知人之名。对急于成名的士族子弟来说，得到名士的良好评价，无疑更能吸引选官者对自己的关注；对王修、桓彝这样的名士来说，正确品鉴幼童，也可为自己带来可观的声望。就这样，幼童和名士在崇尚神童的风气中互相合作，形成了双赢共生的局面。与此同时，关于“神童”的种种故事和传说，也成为了人们日常讨论的话题，刘宋时著名的笔记《世说新语》中，就有“夙慧”一门，专门收录早慧儿童事迹；到了梁朝，更有文人编纂了十卷本的《幼童传》，将古今“神童”的故事收集成厚厚一本，为后来望子成龙的父母提供子女教育的范本。
《世说新语》中专门记载早慧儿童事迹的“夙慧”门
正如上文所说，父母急于让自己的子女取得“神童”的名声，主要目的是让他们早日得到当权者的注意，在察举征召中获得先机，因此“神童”展现出来的才能，大都是当时社会中要求精英士人需要掌握的能力。在汉代到西晋，士人最为重视经学修养和道德品行，因此那时的“神童”的大多表现为对儒经熟读通解、对亲人恪尽孝道；到了两晋南朝，清谈和文学能力成为了士人社会中新的精英评价标准，此时“神童”的主要表现就变成了应对机警、文辞敏捷。在后两者之中，又以文辞敏捷的“神童”最为常见，根据笔者统计，在两晋南朝的历史典籍中，关于历史人物幼年即能作文的记载超过了六十处，而且记载的主人公展示文章才华的年龄呈现出不断提早的态势。上文中说过班固九岁会写文章，已经是汉代早慧的典型，但到了晋代以后，八岁“入小学”之前就已经能够赋诗作文的“神童”大有人在，比如西晋著名文人“二陆”之一的陆云，“六岁能属文”；经历宋齐梁三代的著名文人、“江郎才尽”的主人公江淹，“六岁能属诗”，南齐时代著名文人集团“竟陵八友”中成员范云、任昉都是“八岁能属文”，梁代的第二代皇帝简文帝萧纲“六岁便属文”，到了七岁便对写诗产生了强烈的爱好，自称“有诗癖”；他的弟弟梁元帝萧绎也不遑多让，自称“六岁解为诗”。与他们相比，九岁才会写文章的班固只能是瞠乎其后了。
两晋南朝“文学神童”的大量出现，并不是由于当时孩童大脑中的文学模块忽然得到了进化，而是因为在两晋南朝，能够写诗写文的士人，通常会受到更多的尊敬，因此父母会更加用心发掘和培养子弟的文学才能。根据梁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其诗学名著《诗品》中的说法，在当时社会中的尚文之风的影响下，高门士族的子弟纷纷“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而幼小的孩童则是“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其实只要看看如今中国城市家庭对孩子英语能力不遗余力的培养，就很容易理解晋朝以后“文学神童”爆炸式增长的局面。
“假其谈价，虚其声誉”：古人对“神童”的包装
上文已经说过，将孩子培养成“神童”，主要目的是要利用“神童”的名声，让孩子在未来的学习仕宦之途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如果孩子掌握了高超的经学知识或文学技巧，却始终隐藏在家中不为外人所知，显然不可能得到“神童”带来的种种好处。因此，要想让孩子获得“神童”的名声，实际能力的培养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如何将这种能力展示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那些九岁以下的孩子们自行寻找自我展示的资源和平台显然有些强人所难，因此宣扬“神童”之名的重任，自然落在了“神童”亲人们的肩上。在古代史籍关于“神童”记载中，几乎都找到亲人们四处宣传包装的忙碌身影。
宋代以后脍炙人口的童蒙教育读本《神童诗》，传说为宋代神童汪洙所作，除了著名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外，还重点强调了“少小须勤学”的重要性。
梁朝著名文人、曾参与《文选》编纂的刘孝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孝绰是宋齐之际著名文人刘绘的儿子，刘绘则是南齐时声望最大的文学集团——“竟陵八友”中众多成员的共同朋友。借助这样的便利条件，刘孝绰从小就被父亲带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展现文才，《梁书·刘孝绰传》说他“年未志学”之时，“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命驾造焉”，沈约、任昉、范云都属于“竟陵八友”，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能得到他们的登门拜访，就好像现在的文学少年得到莫言、余华的直接称赞一样，自然能使其声誉一步登天，而这些文坛领袖之所以能放下身段拜访这位小朋友，显然与他们“父党”的身份有关。
除了沈约、任昉、范云这些“父党”之外，帮助刘孝绰宣传才名的还有他的舅舅王融，这位王融也是“竟陵八友”之一，在当时以文章闻名，他所作的名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在齐武帝朝轰动一时，甚至连北朝文人都争相传抄。据《刘孝绰传》说，王融常常让未满十岁的刘孝绰坐在自己的车上，带着他四处拜访亲朋好友，见人就将自己的这位外甥称作“神童”，还特地对朋友们说：“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刘孝绰小名）”，将刘孝绰的文才吹嘘为仅在自己之下。在舅舅和父亲朋友不遗余力的称赞下，刘孝绰从小就暴得大名，在刚踏入仕途时，就入选了当时士族子弟艳羡的“著作佐郎”之职。
当然，像刘孝绰这样生活在社会名流圈子里的只是特例，大多数士人要想让子弟得到“神童”的名号，就必须努力发动身边可以找到的资源，比如《陈书·陆从典传》说陈朝文人陆从典在十三岁时曾经写了一篇《柳赋》，父亲陆琼虽然没有那么多有权势的亲戚朋友，但是他“时为东宫管记，宫僚并一时俊伟”，同事中不乏高名才俊，于是陆琼就将《柳赋》拿给同事们传阅，结果那些同事们“咸奇其异才”，一起帮助陆琼将陆从典“神童”的名号宣传出去。
如果“神童”的父母既找不到有影响力的亲戚朋友，也找不到可以帮忙宣传的同事熟人，就只能采取最后一步，动用财力打动当时的有影响力的名人，请其帮助提携。比如梁朝的文人到溉、到洽兄弟，虽然年纪轻轻就文采斐然，但少年丧父，又出身寒门，找不到太多社会资源帮他们宣传，还好他们的母亲魏氏有一点资产，于是找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任昉，“悉越中之资，为二儿推奉昉”，结果任昉果然领情，“恒提携溉、洽二人，广为声价”，最后将他们推上了朝廷中央的官位。
“物速成则疾亡”：古人对“神童”的反思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神童”名号的成立与否，不仅取决于孩童本身的能力，更取决于能否找到有影响力的展示、宣传平台，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神童”父母拥有的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即使一位孩童真的在某方面有过人的天赋，如果父母无法找到在社会上有影响力、有发言权的人帮助宣传，那么其他人还是很难知道有这位“神童”的存在；相反，如果运作得力，那么即使资质平平的孩子，也有机会获得“神童”的称号。
就拿“文学神童”来说，“神童”们所创作的文章，本来未必有多么精彩，但是在文章写成之后，父母可以通过自己或者他人之手不断修改，最终到达让人惊叹的水平。南北朝后期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篇中举过一个例子，说北魏有一位文士“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但是家产丰厚，经常“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请人为自己代笔写文章，再让名士们对这些文章“递共吹嘘”，最后居然也获得了文学天才的名号。朝廷甚至把他当作了国家“文华之士”的代表，派往南朝参与外交活动。后来，北魏的东莱王韩晋明在一次宴会中限定韵脚，请这位文士当场作诗，这位文士没有提前准备，仓促之间也无法请人代笔，这才露了马脚。
颜之推对此事发表议论道：“治点子弟文章，以为声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颜之推认为，帮子弟修改文章以博得“神童”之名，虽然在短期内会有收效，但却不是长久之计，一来子弟的能力摆在那儿，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二来小小年纪被称为“神童”，会让孩子自恃资质而失去努力的动力，最终无法进步。
颜之推的分析很值得我们注意，事实上，大部分“神童”之所以为人惊异，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超越了同龄人，如果将这些“神童”的成就放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也就是一般水平而已。因此，如果“神童”满足于自己的“神童”称号而止步不前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为人所惊异的资本就会逐渐消退，最终难免和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那样“泯然众人”。更有甚者，“神童”的称号往往会给年轻气盛的少年们带来了恃才傲物的恶习，这会让他们日后的道路更加艰难。比如之前提到的“神童”刘孝绰，虽然少年成名，仕途的起步也很顺利，但是他“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做官后不久就因为高傲自大得罪了一大批同僚，一度被弹劾免官，最终只做到王府参军的官职，并没有兑现自己的天赋。写作《梁书》的史臣姚察就此评价他说：“孝绰不拘言行，自踬身名，徒郁抑当年，非不遇也”，认为他才大官微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
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记载神童事迹的“幼智”门，图片出自《四部丛刊》所收宋刊本《太平御览》
有鉴于“神童”的这些弊端，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反对过早对孩子进行包装和宣传。比如三国名臣王昶在教训子侄的《诫子书》中曾经评价当时崇尚神童的风气说：“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为了让子弟们记住这句话，他将自己的几位子侄分别取名王沉、王默、王浑、王深，告诫他们要沉下气来，一步步磨砺自己的品行和修养，不要急于求成。最后这几位后辈中，王浑当上了晋朝的司徒，位极人臣；王沉和王默都任职朝廷中枢，做到了尚书；王深也官至冀州刺史：这些人虽然没有得到“神童”的名号，但一样走出了卓越的人生之路。
世界上固然有天资聪颖之人，但是大部分所谓“神童”之所以“神”，都只是因为比别人更早接受教育和训练，让他们在某些领域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加熟练，又在父母的安排下不断表演，使人们产生了“天才”的错觉而已。与其让孩子在这种“神童”的错觉中成长，并在长大后接受自己最终沦为众人的残酷事实，还不如让孩子像王昶的几位子侄一样，在循序渐进地不断学习和修炼，在时刻的进步中感受到自己的真正能力和价值。这样的教育方法虽然不如培养“神童”那样立竿见影，但却更适合一个人漫长的成长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