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历史，明心见性。在财经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也有许多穿越时空的细节，把这些旧闻与新闻揉成一道小点心，不只求趣味，亦求回味，是为檀财史。—— 四海夕阳
文|四海夕阳
这一百年来，在“首富”这个位置上坐得最久的中国人是谁？不是王先生，也不是马先生，甚至不是李先生，而是荣先生——无锡荣家。从20世纪初期到50年代公私合营之前，荣氏企业在商界纵横驰骋，独领风骚， 毛泽东曾评价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然而就是这样的最牛首富，在如日中天的时刻，却遇上了“搁浅”，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
❖ “实体+金融的”扩张之路
这个首富家族的源头，在江南名城无锡，一个叫荣巷的地方。荣家基业的开创者是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 兄弟俩出身贫寒，十多岁时就去广州、上海等地做钱庄学徒。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他们看到进口面粉销路旺盛，决定筹办面粉厂。
1900年10月，荣氏兄弟以6000元的钱庄盈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在无锡创办了保兴面粉厂，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就是全部家当。 一开始，面粉销路很差，合伙人看没有赚头，决定撤股，但荣氏兄弟却决定筹钱增资，并将面粉厂名字改为茂新。很快，面粉销路打开了。
1905年，荣氏兄弟又进入纺织业，创办了振新纱厂。1912年，荣家在上海开了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资本迎来了黄金时代，更是荣氏企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到1919年， 荣家的面粉厂发展到12个，日生产面粉能力为7.6万袋，占全国粉厂产能的23.4%。到1922年，占全国产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29%，成为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同时纺织厂的发展也毫不逊色。
1915年，荣氏兄弟转让振新纱厂，在上海开了申新纱厂（一厂），当时注册资本30万元（大洋），到了1932年，申新纺织系统资产翻了上百倍，有9个纱厂，纱锭总量占全国华商纱厂的20%，又成了棉纱大王。申新生产的十六支人钟牌棉纱因产量高，质量好，销路广，1921年被全国棉纱同业公会一致推选为唯一的一种标准交易纱。十六支、二十支人钟牌棉纱还打入国际市场，包括东南亚和日本等地。
左：荣德生，右：荣宗敬
荣氏企业发展之快，不仅在同行业中是绝无仅有，在中国实业史上中也属罕见。除了一战时期欧洲列强都忙着打仗，顾不上中国市场的外部因素之外，更主要是荣氏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经营策略，当时荣家的各个工厂由总公司统一管理、独立核算，总公司则由总经理荣宗敬全权负责，“采取无限责任制,一切集中于总经理。总公司则集中掌握各厂的购料、产品销售和资金调动”。而作为最高负责人的荣宗敬，是一个非常大胆进取的企业家，为了快速扩张，他采取“租入——欠下——还钱”的策略。他放出话：“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企业快速扩张，然而负债和杠杆率也越来越高了。
1922年申新纺织公司股票
除了实体工厂的负债经营，荣宗敬玩金融投资也是风生水起。他不光做期货，甚至开起了交易所。
1919年，日本人在上海开设了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借机控制中国市场。荣宗敬联合其他商人，于1920年成立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不久，荣宗敬又牵头组建纱布交易所，经办棉纱期货交易，夺回了面粉和棉纱期货的主导权。最牛的是，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国内掀起抵制日货风潮，荣宗敬看准机会，先是高调抛空日元，等日本财团出来护盘的时候，再趁机集中资本暗中买进远期日元。半年后，日元汇价逐步恢复，荣宗敬按照新的比价兑回到期日元，据估算，此一仗盈利近300万元（大洋），而日本财团却损失惨重。荣宗敬成了“金融抗日”的第一人！
上海面粉交易所的场景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这种激进策略，比如二老板荣德生，这对联合创始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反之处。比如在生活上，大老板行事高调，认为“排场是公司经济实力的外场表现”，出门则林肯轿车，回家则花园洋房，二老板平时住在无锡老家，长衫布鞋，生活简朴，在经营上，大老板重视市场，主张办交易所；二老板重视生产，主张节约成本。在布局上，大老板认为上海是交通、金融中心，经济调度便利，设备、电力供应有保障，开厂集中于上海；二老板认为内地出产原料，工钱便宜，计划向徐州、连云港、郑州等地发展。
不过在辉煌的业绩和“一切集中于总经理”的管理体制下，谁又能指摘大老板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荣宗敬的六十大寿，他踌躇满志地对满堂宾客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吾今已届六十，纱锭数达到六十万，我还要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纱锭要达到七十万、八十万……”台下掌声雷动。谁也没想到，危机会来的这么快。
❖ 申新的搁浅危机：银行要钱，政府要命
1934年，荣家企业的“旗舰”申新纺织摊上了大麻烦，导致这艘巨轮搁浅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税重市坏”。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发生后，西方列强拼命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又被日本人占据，华北和华中也深受其害，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棉纺织业危机进一步加剧。当时申新所面临的形势是“外力日涨,内力日亏”。虽然管理层努力降耗节支，改良工艺，提高质量，但到头来只是压了工人工资，加剧劳资纠纷，棉花比棉纱贵、麦子比面粉贵的倒挂局面却无法扭转，到了1933年，每件棉纱的销价比成本低14块多。加上政府的税收也越来越重，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1500多万元。
民国申新纺织厂
二是银根缩紧。荣宗敬的扩张策略是靠借别人的钱收购别人的工厂。1930到1932年间，上海市面上流动性过剩，各家商业银行都有大量资金,急需寻找出路，正好与荣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一拍即合。到了1932年末，申新公司的资产总额6423万元,其中借入资本额4374万元，自有资本1802万元,自有资本只占28%。然而好景不长，1934年，受美国《白银法案》影响，中国三分之一的白银外流，市场流动性紧张，高负债和高杠杆的申新公司成了银行去杠杆的最大受害者。
三是投机失败。金融投资（投机）曾经是荣家赚钱的重要途径。在国内金融市场上，荣家是常胜将军，从1924年开始，荣宗敬和他的两个儿子又开始进军国际期货市场，投机“洋麦”和“洋棉”。但到洋人的地盘上交手，就没有国内那么容易了。从1930年起，荣宗敬父子在国际投机市场遭遇巨亏。根据估计，1930年到1933年，荣氏总公司买卖“洋麦”、“洋棉”和外汇累计投机损失超过1200万元，而同期各工厂的全部盈利不过600万元左右，金融投机损失是实体经济盈利的2倍多，无论是资本亏空，还是资金周转压力，都足以引发危机。与此同时，投机还导致了实体工厂的管理混乱。为弥补亏损，总公司管理层采购廉价的劣质印度棉，导致产品质量连续下降，1934年，交易所取消了申新公司“人钟牌棉纱”的标准交易品资格，荣家最值钱的品牌受到沉重打击。
上海申新纺织一厂
到了1934年上半年，申新公司的负债总额达到6300万元，负债率超过90%。到3月底，各家银行和钱庄不再向申新公司放款，而在6月底，公司有500万的贷款到期需要归还。银行来逼债，怎么办？在此以前，荣氏兄弟在30多年创业史上，遇到过3次资金链风险，解救的办法都是靠老板的个人信用。但这一次，已非单纯“信用”二字，所能解决。此时的荣宗敬，深感“经营纺织业三十余年，困难未有甚于今日者”。为了挽救企业危机,他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实行减薪节省开支，一方面致函实业部、财政部和棉统会，请求政府援助。并向政府和债权人承诺，一旦债务危机解决，将改组管理层，他本人可以退休。
然而，荣老板的“真诚呼吁”，并未得到政府理睬。危机终于降临，6月28日，债权人云集申新总公司，催讨欠款，荣宗敬求助无着，眼看只有宣布倒闭一条路。就在此时，远在无锡的二老板荣德生出手了，当时有人劝他尽快跟哥哥的公司切割，避免一起沦陷。但荣德生说：“我和哥哥好比一把茶壶，一旦破裂，纵然有半个茶壶在手，又有何用？”他连夜赶到上海，用私人积蓄做担保，银行终于接受申新公司的抵押续贷，聚集了一夜的债权人方才散去，公司暂时躲过一劫。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4日，当续贷资金放到一半的时候，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突然提出新管理层未到任，拒绝再放款。荣宗敬只好登报正式辞职，而新管理层也不愿意再搅这趟浑水，不肯就任。这下一来，申新系统的20多个工厂，没有总经理指挥调度，没有银行贷款，连支票都不能签发，陷入全面搁浅危机。由于荣氏企业关系到半个中国的吃穿，全国的工商业乃至社会各界都为之震动。
就在这时候，政府终于来了，不曾想他却是“乘你病，要你命”。财政部、实业部和棉统会立马到申新调查，并发布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称申新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而且组织不良，经营管理毫无系统。实业部长陈公博称“目前形势之最急者，非申新本身，而为受累之债权，及蒙其不良经营影响所及之国内同业。”，为了避免拖累债权人和同行企业，非重组不可，因此实业部制定了一个救济方案：
1、政府责成该公司速行清理(债务)，以六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
2、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该公司现有九厂，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再定具体办法。
3、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内计算。
换句话说，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政府出300万把申新买下来，荣家一边凉快去。实业部“救济”的消息传出后,荣宗敬非常气愤，他立即表示报告严重低估了申新的资产，“实业部想拿300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但是面对要钱的银行和要命的政府，荣家如何应对呢？
❖ 绝处逢生：全民总动员，击退“看得见的手”
荣氏兄弟毕竟是搏击商海几十年的老江湖，为了挽救企业,他们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来对抗政府的吞并计划。
首先是动员老干部，走高层路线。荣氏兄弟请求江苏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向高层大声疾呼。随即，吴稚晖两次上书蒋介石:表示荣氏企业的生死，不光是影响商业、外贸、就业这些方面，也表明了政府对企业家的态度。“欲造成一纱业大有作为之人物,亦甚非易。似此非常之事业,政府必予以非常之救济”同时，他又致函汪精卫、陈公博，强调“荣先生之成败,于棉业大有影响”，一旦荣氏企业倒闭，再加上日货倾销，中国的棉纺产业将面临灭顶之灾，“今借五百万维持一部分之棉业，并非维持荣先生私人也”。
吴稚晖和蒋介石
其次是动员同行企业家，发动社会舆论。实业部“明救暗抢”的做法，让不少民营老板都寒心，申新这么大块头都能被吞掉，谁敢说自己不会是下一个？7月29日，无锡纺织厂联合会所属各厂，联名通电实业部并抄送各地同业，反对将中新等厂收归国有，揭露实业部、棉统会调查申新资产时有意低估。通电指出：如果全国纱厂均按这种方法评估。“则无一厂不在破产，无一厂不需要收归官有矣。”“人民以其毕生精力惨淡经营之实业，积二、三十年，而政府乃得一旦乘其疲疾,收归国有,于法于理,能不令民心寒!而今后复有何人胆敢再投资实业？”，随后，天津市纱厂业同业公会和河北各纱厂也通电支持荣家。
第三是动员债权人特别是银行家们。申新的国进民退计划出来，银行家们也急了。上海很多银行钱庄都与荣氏企业有往来，特别是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荣氏企业贷款占了他们工业贷款的大头。如果政府接手之后，不认旧账，或者借破产之名玩逃废债，整个上海的金融界和社会安定都要受冲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银行家表示，不管政府态度如何，银行要竭力维持申新的存在。著名银行家陈光甫还以上海银行总经理和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的双重身份参与到申新搁浅的调停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锡申新纺织三厂
经过多方努力，实业部的吞并计划终于吹了，8月4日，《申报》上刊登了官方正式声明：否认政府整理申新的消息，由“申新自行着手整理”。于是按照协议,荣宗敬复职，申新改进委员会开始工作，工人自动减薪，中国、上海银行等组成银团与申新签订营运借款合同，新的借款契约达成。银团派员组成监察委员会，对申新追加放款，以援助申新营运。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提供超过400万的贷款用于秋季棉花购买。荣宗敬邀请记者参观申新，让媒体见证申新改进的新面貌。一切又上了轨道，荣氏这艘搁浅的大船重新出海远航。
经历过搁浅事件的荣家，变得更加沉潜，虽然又遇到过抗战内迁、劫匪绑票、官司诉讼等种种考验，但终究撼动不了“首户”的地位。1949年之后，荣宗敬的子女大多前往海外，而荣德生选择了留下。1954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带领申新纺织加入公私合营，成为“红色资本家”。
1956年，荣毅仁陪同毛泽东参观公私合营上海申新纺织厂
1978年，荣毅仁受国家之命，创立中信集团。就在同一年，他的独子荣智健前往香港创业，后来成为中信泰富的股东，2002年，荣智健成为中国大陆首富。
然而，就像伯祖父荣宗敬一样，新首富荣智健同样喜欢投机，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公司因购买澳元外汇衍生品产生155亿港元巨额亏损，2009年4月，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职务，中信集团向中信泰富注入15亿美元，并最终接手中信泰富。对于“炒外汇”一事，2017年4月，香港政府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裁定，中信股份（前身为中信泰富）及荣智健等五名前执行董事在这一事件中没有从事市场失当行为。
荣智健
——首富的位置，注定波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