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起投诉97起来自职业打假人，他们究竟是维权还是唯利？”知假买假，以及职业打假人现象，成为一个褒贬不一的话题。不久前，最高院在对一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指出：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7月3日，江淮晨报、江淮网记者采访发现，在该规定出台之前，这些人就已经逐步“撤离”合肥。
合肥职业打假人投诉占比高
在2017年的3·15合肥市知名网络企业座谈会上，“职业打假人”究竟是维权还是唯利，成了议论最多的焦点。商家指出，他们一口气买66盒BB霜，10件裘皮大衣，动辄就是三倍甚至十倍赔偿。他们不属于普通消费者，却同时令商家和工商部门头疼。
数据显示，2016年，合肥工商网监局转办至县(市)区局的100起投诉中，有97起是由“职业人士”发起的投诉。
记者从庐阳区市场监管局获悉，2016年度该局共受理各类投诉案件3656件，“职业打假的投诉案件，几乎每天都有。”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职业打假呈现集团化、家庭化的模式，不少职业打假人分批进行投诉，“比如说上午丈夫来投诉，下午换妻子来投诉。”
由于对相关法律法规更为熟知，“职业打假人”提出的要求更为明确，并通常伴以较大数额索赔。合肥工商网监局局长许俊超更习惯将“职业打假人”称为“职业投诉人”。这些“职业投诉人”也有套路，经常抓住企业的过度宣传，网页截屏后索取高额赔偿。许俊超在座谈会上宽慰网络企业代表，遇到“职业投诉人”，有问题立即整改，没有问题坚持维护合法权益。
“职业打假人”究竟是维权还是唯利？许俊超认为，“职业打假人”一方面对商家规范经营起到了督促作用，另一方面也给当前的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带来了挑战。但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作用，在面对“职业人士”的投诉时，理应坚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对待。
知名打假人去年在肥买货几十万
7月3日，记者采访了合肥职业打假人群体的“幕僚”齐斐(化名)，后者是合肥本地人，职业为律师，10年前接触了职业打假行业，如今是合肥职业打假人的“智囊”提供者。
齐斐说，如今合肥的职业打假人，主要在食品领域进行打假，“主要在食品添加剂方面，标签标识与规定不符。”他说，如果仅仅从生产日期等“大众都能发现的问题”去打假，那么最后埋单的，将是商超的理货员，对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丝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将精力主要放在“怼厂家”，因为生产企业才是问题食品频现的根源，这个行业也讲究“盗亦有道”，在利用职业打假谋生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食品行业的违规违法问题。
齐斐所说的“谋生”是否准确？记者采访获悉，以合肥知名打假人蒋飞亮为例，他去年在肥起诉的打假案例约80起，“买货花了几十万，最后收益不到一百万”。
齐斐作为职业律师，对审判流程的研究远超普通职业打假人。他说，“开庭前，会搜索一下主审法官对打假案例的审判倾向，有的法官支持率高，有的一概不支持。”“案子在不同的法官手里，他们应对方式也不一样，如果遇到不支持的法官，他们干脆不到庭，省下时间去做下一个案子。”同样的想法也为商家所利用，“以前商家要求调解的多，现在都搞到底，因为商家期望遇到不支持职业打假人的主审法官。”
记者选择庐阳法院查看资料显示，2016年该院立案的“打假起诉”案件不到200件，其中九成来自职业打假人。
“撤诉率或原告因缺席被认定为撤诉的比例特别高。”该院一名主审此类案件的法官介绍，原因一是打假人手上案子多，只好有选择性地参加开庭，选择的决定因素估计就是能够得到的“利润”，此外的原因就是“私下调解”。该法官介绍，前些年，职业打假人还会关注过期食品、服装面料等等领域，如今就只关注“标签标识”，按照《食品安全法》和《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等法律法规，与国标不符的产品，打假成本小，胜诉的比例高。
“如果说以前还有些积极意义的话，现在基本就没有了。”该法官认为，他们仅仅关注标签标识这个门类，且“牟利性”情况很明显，此外非常占用司法资源，无故缺席审理的情况非常普遍。
打假人逐渐“撤离”合肥
记者7月2日采访合肥知名职业打假人蒋飞亮，后者表示“2017年开始不再在合肥起诉新的案子。”他说，2016年在肥“知假买假”花了数十万，亏损严重。
此外，合肥另一名知名打假人袁祁(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已经有半年没有“做过案子了”，2017年以来他主要在观望行情，看看政策的走向，否则“一出手就需要本钱不是？”
而齐斐也告诉记者，他作为合肥本地人，动作不好太大，前些年他一年能做20个左右的职业打假案件，如今“主要做律师本行”，因为诉赔一个食品领域的打假案件，标的额基本都在万元以下，而他作为一名办案十多年的老律师，完全可以靠本行业养活家人，过着体面的生活。
“我已经到北京了，还有一个朋友去了苏州。”蒋飞亮介绍，他们会研究当地法官对此类案件的偏好，“看他终审的支持率”，就像看菜吃饭一样。
齐斐说，如今合肥的职业打假人正在撤离合肥，他也渐渐淡化这个行业带给他的“头衔”。不过自入行开始至今，齐斐也从不愿意在媒体上透露信息，“我是一名律师，我知道立法终究会触及这个领域，我不想以后被钉在耻辱柱上。”
专家认为职业打假人早晚会退出历史舞台
江淮晨报、江淮网记者梳理发现，职业打假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当时颇受社会各界肯定，被称为“王海现象”。20多年来，公权机构对其态度存在多次反复。
不久前，最高院在对一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指出：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认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知假买假的复杂性在于，它背后涉及知假买假人、经营者、执法机构、司法部门、普通消费者等多个主体和因素。”合肥一名不愿具名的政法界人士指出，当初支持如今反对，是随着市场规则和监管体系的逐渐完善做出的“正常反应”。
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吕斌认为，职业打假早晚会退出历史舞台，但不一定是当下。他说，在制度设计中，不仅要关注职业打假行为耗费了多少公权资源，也要关注这种行为对市场秩序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能简单概括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也要看到他们对市场的良性影响。“职业打假行为产生的良性后果是隐形的，而目前的制度设计对此评估不足、重视不够，导致不能充分认识这一行为及其法律规制的积极作用。”
吕斌认为，在对职业打假行为放任和禁止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限制其获利空间，增加其获利难度，从而发挥其积极作用。“比如降低或者限制赔偿”他说，通俗来讲，根据普通消费领域一赔三和食品领域一赔十的规定，审判机关完全可以降低“赔率”，赋予法官一定范围内的赔偿倍数决定权、对职业打假可根据产品缺陷程度和经营者欺诈严重程度，分别设定不同的赔偿倍数等等。
吕斌说，对职业打假这个复杂现象，“禁”或“放”并非良策，应当运用更有制度智慧的治理手段，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最终目的是更好维护市场，为普通消费者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